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1]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网络安全不仅仅是网络技术上的安全,更是网络场域中以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 与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相比,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技术、社会错误思潮的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功能消解等挑战,应对好这些挑战是净化网络空间、实现网络空间领域“两个巩固” ^① 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做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部署,强调“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2]。 新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要从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结构与功能、实然和应然的逻辑出发,探究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现实挑战、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不断巩固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一、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现实挑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957—1958 年手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3] 毛泽东也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 ^[4]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的安全性,关系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政治安全保障,因而习近平一再强调做好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在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趋势下而逐渐弱化或者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5],主要包括网络空间领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同、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控、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 网络意识形态面临信息时代条件的变化和网络传播场域的转换,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面临着“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各种社会错误思潮充斥着网络传播空间的复杂局面,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6]。 就当前而言,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存在着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导致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风险、意识形态话语冲击下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风险以及意识形态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知行断裂导致的负面效应。

(一)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风险

网络意识形态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传播手段和传播场域的转换,而且是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凸显出网络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形成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化发展趋势。 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意识形态的安全效能不仅仅取决于意识形态自身,而且还取决于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程度与趋向。 有学者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研究存在单纯的技术化倾向,忽略了网络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忽视了对网络技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因而也就不能一窥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全貌”。 ^[7] 就此而言,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必须从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趋向进行双向考察,从而规避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风险。 从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逻辑来看,它产生于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工业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技术理性、 制度理性与意识形态相融合。 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技术与科学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它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已经成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 ^[8] 他的技术与意识形态思想为技术民主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开拓了市场,而新兴的网络技术则把技术意识形态化推向新的阶段,因而含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技术攻击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状况来看,既是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客体的传播源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具有快速“聚合” 与 “爆炸”等突发效应,因而存在信息传播负面效应扩大化的风险。 日前,美国出现的“普京干预大选”、 特朗普“推特治国”、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等事件无不从某种程度上彰显着网络意识形态蕴含的技术风险。

(二)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风险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仅关涉到技术风险的问题,也关系到话语风险的问题,网络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被解构,理论和舆论整合的力量被消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风险也随之增加。 就我国而言,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风险是指在资本主义网络技术意识形态输出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冲击下,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威胁, 网络意识形态巩固和团结人民群众共同的思想基础的功能存在被削弱的风险,从而挑战党对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领导权。 具体来讲,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学术话语探讨为形式,在网络领域渗透“非马克思主义” 的意识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权威性;其二,以“公知”“网络大V”等面貌出现,企图引领网络舆论,实现“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意识形态化”, 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寻找生存空间;其三,以传播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活话语为形式,传播网络负能量,企图消解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奋斗和追求的精神动力。 就其特征而言,它常常用抽象的“普世价值”、缺乏具体实际的“实证数据”、富含意识形态的网络流行语等形式解构和削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9] 而少数党员干部针对这些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挑战,不当维护意识形态话语的“战士”,而甘当“开明绅士”,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风险应对上因怕被围攻、被“人肉” 而“不敢说、不会说、不想说”,从而助长了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者的气焰。 因而,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风险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 在理论上和舆论上掌控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化解风险的必然要求。

(三)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知行断裂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场域和空间的转换, 使得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发生了主体人格虚拟化的转向,这使得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知与行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再漂亮也不一定管用,还要看是否真实,一方面看是否符合实际,一方面看倡导者是否言行一致地遵循。” ^[10]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是否符合实际与话语主体是否言行一致决定了意识形态话语安全效能的发挥,但网络信息传播的特性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知行断裂留下了空间。 一方面,传播主体的虚拟化、权责分裂使得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和说服力下降, 主要表现在某些领导干部不注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轻视、蔑视,甚至忽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出现“会议上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的现象。 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权责不明,治理难度大,导致极少数干部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宣传公信力下降,效果不佳。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虚拟化使得意识形态主体责任空泛化,错误思想和观点易于传播,网络谣言、网络不良舆论的治理难度加大。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知行断裂使得网络意识形态的信度和效度降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二、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影响因素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技术风险、话语风险和意识形态实践中知行断裂等挑战,只有深究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 精准施策,提出有针对性的、适应新时代网络信息社会化发展需求的意识形态治理策略。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

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11],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在于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在网络领域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基本要素。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推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增强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得到巩固。

网络信息时代,尽管意识形态传播由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场域向互联网信息现代传播方式和传播场域变换,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仍然深刻影响着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网络舆论的导向。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仍然诠释着网络社会实践,许多网络发展问题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指导。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规范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引导和规范着网络交往生活实践,为网络社会行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效应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发展理念推动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强国实践,为构建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指导。 由此,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置放”在网络领域,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解决网络领域的新问题,以彻底的理论创新推动网络强国的新实践。 新时代,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塑造绿色、安全的网络空间,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网络领域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 对网络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斗争中诞生的,也是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中不断发展的,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批判和揭露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关乎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马克思所著的《 导言》 《神圣家族》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无不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阐述无产阶级思想的。 然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误读和滥用模糊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科学性的认知,无产阶级要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展现“批判的武器” 的力量,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掌握群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中不断调整思想路线,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战斗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起着“粘合剂”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凝聚人心、增进力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 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蚀的过程中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社会错误思潮的过程中进行的。 网络信息化社会也必然要运用批判的力量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把意识形态渗透转移到网络领域,对网络领域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揭露和现实批判成为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必然要求。 首先,批判以“普世价值” 为“卖点” 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网络传播,揭露其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 所谓 “普世价值”不过是资本主义抽象人性论的化身,企图把人的社会性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剥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出发点。 其次,批判以“新自由主义”为噱头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网络传播,揭露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及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宣扬个人主义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看似是要求完全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实行“双重标准”。 如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打着“公平贸易”的幌子,挥着关税大棒,违反世界贸易规则,实质是实行“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政策,针对这些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攻势,必须坚决给予揭露和批判。 最后,批判以“流行文化”吸引眼球的网络数字文化产业输出,揭露其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 “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商品化的输出,另一方面是解构和虚无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意识形态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和传播。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网络文化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地检视和深入地分析,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防护能力。

(三) 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还取决于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的双重变奏, 这二者是网络技术的价值蕴含与价值负荷的彰显和网络技术传播的内容与方式的认同相互影响的结果。 就网络技术作为参与生产和生活的要素来讲, 技术本身就反映着作为主体的人改变物质世界的方式,反过来讲,网络技术的发展则是主体的科学知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技术沉淀。 尼尔·波兹曼指出:“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 ^[12]网络技术的开发者、使用者、维护者的价值观念都为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可能,网络技术的大众化则直接关系到网络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成。 尽管西方学者对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有清晰的认识,但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推销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产品,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西方国家以网络视频、音乐、图片、新闻等形式,试图描绘“天国” 般的西方民主世界,同时曲解、诋毁、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网络技术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除了对网络技术的价值承载效用加以关注外,还需要对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进行考察。 选择什么样的传播工具和传播方式直接关系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趋势要求我们科学地分析网络技术传播的特点和受众的特点,在二者的契合点上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效能。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13]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就要分析传播载体的特点是否适应传播对象、符合传播对象的需求,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 据《第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19 年6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手机网民规模达8.47 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9.1%, 其中初中以上学生群体占比38.1%。 ^[14]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网民的性别、年龄、 身份、阶层、职业及网络工具的使用等都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因素。 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科学分析传播对象的特点、关注问题和利益需求, 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进行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和教育。

(四) 党员干部的网络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最终取决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只有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知识转化为行动,才能把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工作落到实处。 就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而言,主要涉及党内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公共社会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网上和网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整合,而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因而,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注重党员干部的网络意识形态宣传能力的培养,在党内党外和线上线下形成 “上行下效”的效果,以榜样的力量、事实和行动的力量感染群众,团结群众。 邓小平强调:“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 ^[15]意识形态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渠道不同,网络传播渠道信息承载量大,传播速度快, 反馈效应突出,在这样一个“后真相”的传播场域里意识形态传播效应存在边缘化或过度化的倾向,因而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时、度、效对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具有重要影响。 这对党员干部的网络信息素养、传播媒介素养和网络意识形态敏感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员干部要在网络领域内“谨言慎行”,要传递网络正能量,起好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用好网络为民服务新工具。 当前,存在着网络意识形态解释力、说服力、凝聚力、引领力降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加现象,要针对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知行分裂的问题,加强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践行能力建设,引导和激励党员干部知行统一、主动担责,按照“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三、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网络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挑战,为新时代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应对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现实挑战, 应当在科学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精准施策,优化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提供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 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在网络领域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主动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把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向盘” 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 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 ^[16] 因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强化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团结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意见领袖” 等在内的网络人士,让他们为党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搭台” “ 唱戏”,更好地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 强化党管意识形态工作,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站在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高度,坚持网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分析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潜在风险,解决广大网民的思想困惑,回应广大网民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社会问题的新变化必将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新变化,高房价、上学难、就医难等社会现实问题和矛盾难免引起负面情绪和舆论,并蔓延到网络领域。 但网络不是泄愤之域,更非法外之地,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就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疏导网民的不满情绪,回应网民诉求,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从而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二) 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凝聚力、亲和力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一个凝聚共识、共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心圆”的工作, 要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凝聚力、亲和力,聚力核心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塑造美好的网络精神家园。 理论和舆论是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两大基石,理论的创新和舆论的引导都要靠话语的力量,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凝聚力是感染群众、团结群众和掌握群众的重要因素。 因而,发挥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上下功夫:其一,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议题设置、范式建构、语源借鉴、传播方式上不断创新,增强理论话语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诠释力,从而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 其二,要不断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在网络舆论主题的管控、网络舆论矛盾的调解和网络舆论监督机制的创新上发挥网络舆论正能量,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以明确的目标、 坚定的方向和原则因势利导、凝聚人心。 其三,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机制的创新,把学术话语、文本话语、专业术语向生活话语、日常话语、普通话语转换,科学分析话语宣传对象,选择合理的话语传播方式,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融通性和适应性,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同时针对网络话语,要深入“草野”,倾听“草根”的心声和期盼,重视网民的建言献策,积极回应网民的关切,释疑解惑,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反馈功能,打造好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平台、新途径和新渠道,发挥好网络为民和网络育人的功能。 ^[17]

(三) 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化解和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技术风险

网络传播技术是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 “船”或“桥”,没有网络技术的载体支撑,也就没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因而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化解和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技术风险是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必然要求。 在当前社会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境遇下,核心技术越来越成为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关键性因素,对网络意识形态管控、调试、监督等技术的创新和技术价值的发掘与运用是解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要增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布局和创新, 推动视频、文字、图片等网络媒体传输技术创新,增强网络信息编码、解码和信息安全的开发力度,形成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教育、管控和监督的一体化格局。 另一方面,要不断挖掘网络技术的价值负荷,彰显网络技术的价值蕴含,提升网络技术内在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科技强国战略提供文化价值支撑。 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罗列的“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科技创新成果不仅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增强了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成果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从网络技术的创新和网络技术风险的化解中提升用网治网能力, 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认同和网络文化自信。

(四) 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真实感,践行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知行合一精神

所谓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真实感无非是要让网络意识形态“看得见,听得进,摸得着”,使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践行充满真情实感,要求倡导者和传播者言行一致,知行统一。 其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和具象表达结合起来,把网上意识形态宣传和网下意识形态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汇聚起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力量,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效能。 习近平在谈到青年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 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18] 他还多次引用王阳明的知行观阐述他的知行智慧, 强调“于实处用力”的实干精神和“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的知行合一精神。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要破除知行断裂、知行相分的错误倾向,坚决反对党内党外、网上网下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 要在践行知行合一的精神中达到对网络意识形态科学性、真理性和时代性的自我体认和实践确证。 首先,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意识形态责任制教育和党纪党规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党的良好形象,以此形成正向的网络舆论传播效应和榜样带动效应。 其次,要对网络领域知行不一、言行不一的负面信息和现象及时处理,健全网络意识形态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管控机制,避免负面信息和舆论扩大化,危害党的形象和党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最后,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落实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要促进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网络意识形态的知行转化中增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巩固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共同思想基础。

总之,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立足于网络强国战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整体布局,精准施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的理论说服力和舆论引导力, 发挥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增量” 作用。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指向的是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涉及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话语传播、技术创新、践行能力等诸多要素,以问题为导向、有效发挥各种要素的机能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19] 这为发挥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协同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有利于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新时代,面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发挥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重在提高网络文化的供给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同时针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阵地建设和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

注释

①“两个巩固”是指“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153 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