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人民性” 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人民性”思想是马克思在探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声音时产生的理论结晶。 和其他思想的形成过程一样, 马克思在阐述“人民性”思想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伴随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再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到马克思“人民性” 思想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其思想内核,梳理其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历史演变,展现并揭橥“人民性” 思想的时代意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民性”思想的基本含义及其理论价值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表明其人民性的立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 ^[1]477这一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使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历史上各种其他意识形态。 “人民性” 这一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闪电” 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人民性”思想与规律性思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建党90 多年和新中国成立70 多年的实践表明,坚持“人民性”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人民”一词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其早期著作中“人民” 主要是指普通民众,是与封建贵族和资本家相对的概念。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及之后的作品中 “人民”的概念更多地带有阶级属性的意味,“巴黎公社时期的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外国工人,而大土地贵族、高级僧侣、奴隶主、金融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资本家是排除在人民之外的” ^[2]。 “人民性”作为马克思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在马克思不同的探索阶段。 马克思笔下的“人民性” 指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对“人民性”的表述并不像阐述“异化”“共产主义”等概念时那样系统和详尽,而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解答来隐性表述的。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内涵主要是通过“人民”的概念来表达的,但我们在研究时还应该将视角扩展到诸如“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 “被压迫阶级” 等范畴,因为马克思经常用这些范畴来指称“人民”。 正如“资本”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随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不断深入历经了一系列演变一样,“人民性” 的思想内核也随着马克思思想进程的演变经历了从自由意志到理性复归、再经由抽象到具体、最后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个嬗变历程。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人民性” 思想的内核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马克思对“人民性” 的探索却始终未变,“人民性”始终是马克思学说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二、“人民性”思想的逻辑嬗变

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人民性”思想经历了从孕育到萌芽、再到形成并逐步成熟的一番嬗变,这一嬗变背后的逻辑是他在寻找革命主体过程中随着对“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理解逐渐深入进而逐步展开的,其嬗变过程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由意志的“人民性”

这一时期是“人民性” 思想的孕育阶段。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中就已经表露出对广大人民的关切:“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3] 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将个人的职业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只是在情感上表露出对人民的关切,但不能否认的是,自此以后,如何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带来幸福成为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最早明确使用“人民性” 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写于1839 年的 《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只要这些神谕还没有人民性,它们就是人民的。” ^[4] 马克思认为虽然古代的这些哲人“用主观性冒充为主观的原则”,但古代哲人的主观性不能被误认为是属于人民的,无论他们怎样接近人民,这些哲人终究是没有人民性的。 这段文字是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 时做的笔记摘要,当时马克思加入了“博士俱乐部”。 此时的马克思深受高举“自我意识”大旗的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以至于马克思在确定论文研究方向时把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作为研究重点,因为这不仅仅是属于黑格尔庞大体系中的“自我意识哲学”,更是 “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 ^[5]189。 不消说, 此时马克思和“博士俱乐部”的其他人一样,把“自我意识”当作普鲁士时代精神的代表,认为“自我意识”体现了呼唤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时代精神。

当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德国的产生与发展, 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挣脱宗教神学的羁绊,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面对这种呼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旗帜鲜明地写道: “ 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5]190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高举“自我意识”的大旗对宗教神学做出了近乎无神论的批判。 根据马克思当时的理解,他认为伊壁鸠鲁哲学体系中的原子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是 “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 ^[5]213,这种东西就是自由意志,其哲学寓意就是“自由”。 虽然马克思少年时期就受到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熏陶, 但此时他所论述的“人民性”更多地还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性,即自由意志的代表。 其目的也是为了反对天上的神和人间的国家专制统治,是为了证明批判精神的合理性,是为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的自由意志在哲学上寻求合法性与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博士俱乐部”成员的马克思虽然和青年黑格尔派站在一起,但他对“自我意识哲学”始终持有保留的接受态度。 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发现伊壁鸠鲁哲学中体现出的自由意志是 “出世”的自由,不是“入世”的自由。 因为自由意志代表的自由“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 ^[5]228。 做出如此判断的马克思已然意识到虽然作为自由意志的人民性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的一面,但是依然存在抽象的、主观性的缺陷。 自由意志不能脱离现实,相反它要从天国复归到现实的土壤中,要从现实世界中引出理性,这也就为马克思下一阶段“人民性”思想的演进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理性复归的“ 人民性”

经过前期的孕育,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人民性” 思想的萌芽阶段。 从柏林大学毕业后,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的马克思因为鲍威尔被解除教职而放弃进入大学任教的想法。 1842 年4 月马克思开始为 《莱茵报》撰写稿件,开启了他的《莱茵报》生涯。 虽然这一时期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从“人民性”内涵考量,仍应划归于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莱茵报》期间马克思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述了“人民性”的思想,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自由报刊的人民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 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 ^[6]153马克思认为厚重的历史画卷理应是由浓墨重彩的如椽巨笔来绘就的,自由的报刊充其量只是水彩,单凭水彩无法完成历史画卷的绘制,但是水彩作为一份不可或缺的颜料同样参与历史画卷的绘制。 自由的报刊不能仅仅围绕个别人物,不能只发出官方的声音,还应发出人民的呼声。 针对普鲁士当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虽然是站在黑格尔理性立场上进行批判的,但在哲学立场上却与黑格尔有着质的区别。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强调思想的客观性,“思想之为客观的,思想之为理性,就在于它的‘人民性爷” ^[7]。 马克思替广大劳动人民鸣不平,认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6]176。 法律是应该符合人民性的,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是顺应人民性的,而普鲁士政府要求必须使用“谦逊”等字眼的书报检查令只能是对人民性的一种践踏。

人民性内涵的演变是伴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的批判展开的,这一时期的“人民性”更多地表现为对理性复归,是对黑格尔有保留的批判,还属于抽象的人民性。 在黑格尔庞大而又完整的体系大厦中,理性主要分为主观理性、客观理性和绝对理性。 其中绝对理性扬弃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从而成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真理。 因此,客观理性在绝对理性中找到了它真正的哲学真理。 “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也就是指绝对、绝对精神、理念或上帝。” ^[8] 从这一点看,黑格尔从绝对者出发,最终又回到了上帝。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已经对宗教展开了近乎无神论的批判,他意识到自我意识的主观性缺陷后, 在寻求理性的同时就不能容许自己再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中去。 因此马克思用“人民性” 对黑格尔的理性进行修复,试图让理性复归到现实的土壤中去。 马克思把理性理解为人民性,一方面很好地承袭了启蒙思想的精神和《博士论文》期间自由意志的立场,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思想的现实性。 马克思强调自由的出版物才是属于人民的出版物, 只有具有人民性的出版物才能保证思想的客观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 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 ^[6]179中共中央编译局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业导言》一文中的注释中说,该文“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此时的“人民性”还是介于抽象的自由意志和现实的人之间。 随后马克思接二连三地遇到了“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难题”,他看到了非法在立法,看到了法律背后的物质利益。 而黑格尔的学说无法为这些现实难题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克思意识到再也不能站在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了。 随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展开,随着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人民性思想也将真正进入形成时期。

第三阶段,从“抽象的人民性”到“具体的人民性”

这一时期是“人民性” 思想的真正形成时期。 宣布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马克思为了解决困扰他的“物质利益难题”,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针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学说,马克思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马克思借助严谨的逻辑论证宣布了人民是国家制度的缔造者。 随后,在《论犹太人问题》 一文中,马克思一方面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即“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 ^[9]。 马克思首次提出并论述了人的解放问题。 人的解放就是现实的人的解放,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的解放。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呢? 马克思认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10]要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在于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姻,哲学提供理论武器,无产阶级提供物质武器。 这里的人的解放就是人民的解放,就是从 “抽象的人民性”到“具体的人民性”,“具体的人民性”这一命题既是对理性复归的继承,也昭示着马克思此后的探索方向。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在耕耘着哲学的田地;但是在他用批判的犁开出来的垄沟里,人民性的幼芽已经生长起来,并且在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很快就扬花抽穗了。 在写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工人阶级数量也随之增加,并逐渐成为社会群体的主体阶层。 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生产了宫殿;劳动生产了美;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 劳动生产了智慧。” ^[11] 269-270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是劳动者的主体,是他们通过双手创造了物质与精神财富,从这一点出发,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无疑是属于“人民”范畴的。 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手稿第三部分,即阐述“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时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11]297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批判,这一批判背后体现的正是其“人民性”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还是承继了费尔巴哈“作为类的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进入“现实的人”。

随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活动”开始进入“现实的人”的领域。 正如恩格斯在1886 年对这部作品做出的评价:“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 是由马克思于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12]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驳斥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批判的批判”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阐述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真谛:“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 ^[13]22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人民的队伍将不断扩大,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14]104进入“现实的人”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下了被公认为唯物史观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理论信仰,超越了从前的哲学体系,用如椽大笔书写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14]23 在这个阶段中“人民性” 思想集中表现为从“抽象的人民性”到“具体的人民性”,表现为人的解放,是把人民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人民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正如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甚至带有一点浪漫主义乌托邦色彩的画面:“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14]37

第四阶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 人民性”

这一时期是“人民性” 思想的成熟时期。 众所周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宣言》的发表是无产阶级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进入成熟期,他笔下的“人民性”指的是广大普通民众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民性。 在《宣言》中,马克思的人民性思想展现出开放性的一面,那是因为“中层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1]474无产阶级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不分民族和等级的人民的共同利益。 《宣言》 中的人民就是无产阶级的同义词,但人民又不止于是无产阶级,还包括那些诸多即将跨入无产阶级阵营中的社会阶层。 《宣言》中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为“自由而全面发展”,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5] 只有先获得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进而实现全面发展,即人的自由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前提。 1852 年马克思在《宪章派》中写道: “一切条顿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19 世纪,就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 ^[16]通过这段论述,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口中所谓“人民性”虚假的一面。 马克思通过揭示虚假的“人民性” 的本质来阐述真正的“人民性”所应有的含义。 这里所阐述的“人民性”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的片面性而言的,应该理解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民性。 广大工人在异化劳动中沦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关于这一点的描写,在卓别林的作品 《摩登时代》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民彻底摆脱“异化” 状态的人民性,此时,人民不再被当作手段,而是作为目的。 马克思提倡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民性是摆脱了异化劳动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体现,是超越了 “人的依赖性”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物的依赖性”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性。 马克思之所以创作《资本论》,其目的就是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唤起工人的觉醒,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武器和路径支持。

1871 年,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宣告失败后,马克思随即写下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 文章认为,在巴黎公社时期“人民” 回到了它的本真含义,指的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在内的推动社会进步的阶层,巴黎公社所做的斗争就是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做的努力。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人民性”思想实现的长期性,“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7]435-436马克思认为只有到达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然而,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马克思同时还作出如下判断:“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17]437 “人民性”思想的外延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把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人民,由资本主义社会扩展到整个世界、扩展到全人类。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价值归宿和逻辑终点。

三、正确把握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当代价值

“人民性”思想是马克思进行实践探索的理论产物,在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中马克思逐步形成并完善了“人民性”思想。 这一思想的逻辑嬗变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 在价值立场上,马克思始终把人民性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价值取向;在思想进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把人民置于发展的视域中,不断拓展人民性的内涵,不断对人民性思想进行丰富与完善;在方法论上,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潜藏的巨大能量。 “人民性”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从来就没有止步于马克思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性”思想的光芒不仅从未黯淡,反而愈发耀眼。 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党90 多年和新中国成立70 多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

今天深刻把握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对于正确把握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一,“人民性”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关于“人民性” 思想的探索始终都保持着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关切,这也是促使他不断地调整并丰富“人民性”思想内涵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法的批判,最终转向对现实的批判,始终不变的是对人民利益的关切。 习近平将“人民性”的内涵界定为“人民性的重点就是人民利益” ^[18],彰显出人民性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就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一思想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 的基本问题,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马克思“人民性” 思想强调 “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就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 的目的正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治国理政的诸多方面,习近平一直坚持并贯彻这一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的利益高高举过头顶,这一理念与马克思对“人民性”的探索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人民性”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人民性”思想也是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价值的思想,是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已经在寻求超出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全人类的解放之路。 矗立在时代潮头的习近平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现状,站在全人类文明的高度思考世界人民发展的命运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9],其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实现世界人民的幸福,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本质契合之处。

第三,“人民性”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价值指引。 马克思“人民性” 思想逻辑嬗变的一条主线就是对广大人民的关切, 就是不忘初心,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终极旨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 2019 年5 月31 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不忘初心的重要性。 不忘初心就是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将其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指引。 坚持“人民性”思想就是把“以人民为中心” 作为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增写“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导地位。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坚持把“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无论怎样发展,都不能忘记“人民性”的品格。 坚持以“人民性” 思想作为价值指引,中国共产党必将跳出“历史周期律”,必将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