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祀孔典制的变动,不特为儒学独尊地位解构的表征之一,而且上可关涉民国政局变动、思想文化变迁,下可与舆情民意、社会生活相联系,是重新审视儒学近代命运乃至近代社会转型的可窥之镜。 近年来,伴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热度的提高,祀孔问题愈来愈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典制仪式考证、 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三个视角出发,分别对清政府、 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官方祀孔活动进行考察;同时,诸多地方如湖南、山东、四川、天津、上海的祀孔活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但仔细审视现有研究成果,尚存在一些不足。 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清末民国祀孔问题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展望。 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典制仪式考证视野下的祀孔研究

典制仪式考证视野下的祀孔研究,主要是指对国家祀孔典制政策及祀孔仪式、礼节、乐舞等变化的史实考据。 就现有研究来看,学界既有将帝制时期之祀孔与清末民国时期之祀孔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亦有专门针对清末民国以来国家与地方祀孔典制变动进行的探讨。

就前者而言,李申所著的《中国儒教史》初步理顺了古代至近代各个时期祀孔仪式的转变。 ① 李桂民则重点关注历代国家祀孔典制的演变,即不同时期官方所定祀孔政策的异同,旁及对仪式变化的叙述。 ^[1]实际上,精确考求历朝历代祀孔的时间沿革并非易事,但仍有学者爬梳史料,将自公元前478 年(鲁哀公十七年)即孔子逝世次年至1949 年历代祭孔释奠历程予以详细整理,并将其以大事年表的形式呈现。 ^[2]同时,对汉代、唐宋、明清及民国各时期孔庙祭祀的演替过程的断代史考察,则凸显出祀孔仪式展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意涵。 ^[3] 概言之, 上述研究多围绕春秋丁祭展开。 除此之外,孔子诞辰日的祭祀活动同样蕴含着特殊的政治文化意涵, 故不能轻易忽视。 周国林等即着眼于古代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重点考证其自南北朝创设以来的历史变迁,兼及清末民国时期该纪念形式的历史沿革,勾勒出这项诞辰祭祀活动的历史变迁脉络。 ^[4]

就后者而言,学界主要从国家和地方两个维度切入,呈现出二者在仪式制定和具体操演中的张力。

对于国家层面,张颂之概括性地叙述了近百年来官方所定祀孔礼仪的变化。 ^[5] 李莉以晚清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三个时期为界,梳理各时期祀孔乐舞仪式的沿革。 ^[6] 其中,清末时期的孔庙从祀问题因关涉国家意志表达而颇受关注。 段志强即着眼于清政府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从祀孔庙一事,考证了三贤哲从祀的来龙去脉。 ^[7]关于民国时期的祀孔问题,李俊领在对近代中国祭祀的研究中涉及民初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方祀孔文化政策及其仪式的变化。 ^[8] 罗玉明、王文燕、徐国磊则均将视线集中于1934 年南京国民政府举办的孔子诞辰纪念,探讨了该活动举办的历史缘由,并对其仪式展演、各方述评等进行还原与再现。 ^[9-11]另有苏全有等学者转变研究视野,对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中的文论予以量化考证与分析,提出彼时的社会舆论对孔子诞辰纪念实际上较为重视,反对官方将祀孔形式化。 ^[12] 较为新颖的是,吴燕考证了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日期确定方法与民国历法变动的关系,认为其改造与确立是政府以时间秩序重构实现社会秩序重构的一个缩影。 ^[13]

对于地方层面,梅花以清末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文庙祭祀为例,揭示文庙祭祀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史实,同时点明该地文庙祭祀的地方性特色。 ^[14]罗玉明关注到1927—1937 年湖南地区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和地方保守士绅的支持下举办祀孔活动的实际情况,包括祀孔活动前的准备、现场布置、仪式展演等问题。 ^[15]徐在斌、赵月超分别再现了1934 年间山东地区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缘起、举办过程与影响及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时期祭孔活动的典制、仪式、场所、乐舞等制度变化^[16-17]。 美国学者柯必德还部分还原了清末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孔子诞辰纪念的历史变迁,提出清末苏州祀孔曾被改造为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典礼,至20 世纪20 年代地方官员又坚守传统仪式,引起趋新人士对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普遍持敌视态度,但最终还是走向现代性的孔子诞辰纪念。 ^[18]

总体看来,典制考证视野下的祀孔问题研究对于复原祀孔之历史现场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学理探讨方面却稍显单薄。 祀孔多以国家祀典的形制出现,因此,厘清祀典变革背后的政治意涵,就成为一项绕不开的学术话题。

二、政治史视野下的祀孔研究

为了进一步厘清清末民国祀孔典制变动背后的深层意涵,部分学者将其置于政治史框架中开展研究,具体来说,就是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省察祀孔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当前学界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重点议题:

第一,清末祀孔典制变动与清政府治统维系的关系问题。 段志强认为,清末三贤哲从祀孔庙的原因是:一方面,时代发展促使人们改变了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故官方将这三人重塑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官方试图以该三贤哲从祀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 ^[19]冯振亮在对清代祀孔典制变迁考察的部分章节中,将清末政府大祀孔子作为考察清代国家祀孔典制变动的一个切入点,揭示了新政之际清政府出台此项文化政策,实为统摄人心之举,但此举由于财力受限而有名无实,不仅收效甚微,而且饱受批判。 ^[20]

第二,袁世凯复辟帝制与尊孔祀孔的关系问题。 在以往民国政治史研究的论调中,学界多将袁世凯尊孔祀孔视为其复辟帝制的先声。 ^[21] 然而,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重探史实,提出新见。 如柏瑞莲重新审视1914 年秋丁祀孔的背景、祀孔案与国教案的关系及礼制馆修订《祀孔典制》的史实,提出是年秋丁祀孔与袁世凯称帝并无直接关系。 ^[22] 韩华也认为孔教会本身为建立孔教之需而举行全国孔教大会、举办国子监丁祭、建议政府举行祭天大典并以孔子配享、向参众两院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等一系列行为, 其主张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提倡尊孔读经貌似一致,但事实上并没有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23] 李杨等则提出,帝制的起点与尊孔思潮的产生是同步的,封建思想与专制制度相互适应、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专制运动才是袁世凯复辟的前奏。 ^[24] 左玉河亦认为, 袁世凯在尊孔的旗号下公开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确为不争之事实,但其尊孔祀孔未必与洪宪帝制有内在联系。 ^[25]

第三,徐世昌与1919 年颜李从祀的关系问题。 王学斌通过梳理民国最后一次文庙从祀活动,揭示了1919 年徐世昌等人所发动的“颜李从祀事件”实由复兴北学、巩固统治与维护传统三方合力促成。 详言之,晚清直隶兴学与改化致使北学不再纯正,而此时占据天津的徐世昌刚刚出任总统,亦迫切需要从文化层面建构一套意识形态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反向强化了徐世昌的统治诉求,这才使他试图通过将颜元、李塨二人从祀孔庙的方式达到维系自身统治的目的,此举体现了彼时学术与政治复杂交织的重要特征。 ^[26] 孙光耀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徐世昌将颜元、李塨从祀孔庙的举动,是清代孔庙从祀在清王朝覆灭后的余波,而徐世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本人向来尊崇传统文化,并且尤受北学影响,加之时局动荡,徐世昌亦希望借此挽救人心、巩固统治,以应对民国初年的乱世危局。 ^[27]

第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子诞辰纪念的政治意涵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举办孔子诞辰纪念是由其加强“党国”统治的政治诉求所决定的。 如宋淑玉从“尊孔”的角度初步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废止祀孔与恢复祀孔的政治文化动因,认为其概由政治使然。 ^[28] 李俊领从政治仪式的 “治术”角度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将“党国”统治权威、秩序与正当性渗透至社会生活,并从仪式政治的“治道”视角反观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纪念孔子的文化场域昭示“党国” 并力图建立“党治” 与“礼治”合一的政治模式的目的,最后予以其“有术无道”从而自酿政息人亡之命运悲剧的历史评价。 ^[29] 朱文哲另辟蹊径,从政治认同与仪式、符号利用的关系角度揭示了问题背后的深意,同样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借助孔子诞辰纪念强化政治权威、突显政权存在的正当性。 ^[30] 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孔子诞辰纪念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并对其予以必要的肯定。 郭辉即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为应对民族危机而创设孔子诞辰纪念,其作为现实政治诉求的表达途径,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持,也为国民党提供了统治的合法性资源,但实际效果有限。 ^[31]

第五,伪政权祀孔的目的问题。 学界一致认为, 伪政权祀孔本质是借助中国文化控制中国民众。 武俊玲以1940 年3 月15 日庚辰春丁祭孔为视点,考察北平沦陷后伪政权祭孔的具体内容,认为日伪在北平孔庙举行的十数次大规模祭孔活动,实为打着尊孔的旗号行彻底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之实,其本质是日伪在思想文化领域施行的一项统治手段,是具有欺骗性的法西斯主义行径。 ^[32] 陈宏、方艳华亦认为伪满地区的祀孔活动,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借儒学外衣推行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本质。 ^[33-34]但其借祀孔控制中国民众的目的并未实现,智利疆对1932—1942 年的伪满祀孔活动变迁的研究表明,殖民者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信仰上的强加手段不仅未能获得支持,反而招致溥仪及其部分随属和广大东北民众普遍的心理抵制,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35]

综上可见,祀孔不仅在帝制时期是王朝统治的重要文化手段,而且在近代亦呈现出独特的政治特性。 尽管其尊严从制度化儒家解体以来逐渐丧失, 但在实际政治文化场域特别是近代统一的国家意志尚未形成的政治情境中,祀孔仍艰难地维系着其作为旧“道统”的“一席之地”。

三、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祀孔研究

除政治史视野的解读外,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祀孔问题研究亦颇为丰富,其主要研究进路是通过祀孔这一文化行为探究儒家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及其变迁。 目前,相关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祀孔活动变动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反观儒学认同功能转变; 祀孔活动变动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由祀孔引发的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互动。

有关从祀孔活动变动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反观儒学认同功能转变的研究中,干春松的观点最值得关注,其重新审视制度化儒家解体后儒学外化的祀孔、 读经、孔庙等载体的历史境遇,从而揭示儒学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命运,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36]具体到实证研究中,张国鹏以《申报》为视角观察晚清官方祀典下的民间参与,认为祀孔虽受冲击,但其所象征的儒家文化至少此时在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士民心中仍备受尊崇。 ^[37] 李俊领则通过分析清政府大祀孔子的社会反响,认为此举不仅未能统合社会,反而使得孔子儒学统摄人心的功能更为弱化。 ^[38] 李国亦认为袁世凯1914 年举办的祭孔典礼没有达到整合社会的效果,且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 ^[39] 常会营进一步指出,民初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尊孔祀孔的争议证明祀孔在彼时已然渐趋式微,且在广受西学影响的智识阶层眼中, 孔子应该回归到教育家的地位,祀孔应只是学校的一项纪念活动而非国家祀典。 ^[40] 郭辉的文献中的部分章节将民初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祀孔活动作为国家仪式调试的一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前者曾调和新旧,但随着时间的推演,旧传统在新社会中走向没落,后者则被赋予时代意义,体现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特色。 ^[41]陈悦则揭示了近代祀孔演化的三种路径:现代政治场域中的官祭,由儒士、地方乡绅主持的民祭,学校祭孔。 虽然这三种方式发展极不平衡, 但依然为祭孔由传统向现代转化提供了可能。 ^[42]

在祀孔对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方面,杨莉以天津士绅及其祀孔活动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时期文庙的定位、祀孔仪式的价值及各政府对文庙和祀孔符号的利用,揭示了祀孔典礼演变的动力,以及持续的祀孔仪式展演对增强地方士绅文化认同的作用。 ^[43]云南建水祀孔问题的研究同样引人关注,曾黎展示了该地区祀孔仪式和儒学在社会中的命运沉浮,对其融入地方社会的表现进行了解读,并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建水的地方祀孔仪式被改造后更贴近于生活实践,这是地方社会的民众从个体生活实践视角来理解国家统治的重要表征,而祀孔仪式被改造为符合民众生活所需的地方性传统,也隐喻着民众对祀孔仪式中的权威表达已经有所接受,同时对祀孔所代表的社会观念、社会秩序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44]庞毅关注到清末民初长沙的祀孔活动,认为政府推行鞠躬礼和长沙坚持跪拜礼所反映出的新旧之争体现了国家与民间在祀孔问题上的张力及传统文化力量的延续性,并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解释官方祭祀与长沙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对长沙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 ^[45-47] 程功群等则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山东祭孔活动视作政府立足于国家政策和省情需要所做出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48]赵娓妮等聚焦于四川地区,通过对清代至民初四川(州)县文庙祭祀流变的研究指出,清代的文庙祭祀彰显了传统社会对儒道的尊崇和基层社会中文庙学宫经营及其他相关地方公共事务自我管理的特点,但清末民初的废祀却使原有的基层社会秩序遭到彻底破坏。 ^[49]

最后,在通过祀孔活动考察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冲突互动的研究中,王林从1901 年山东大学堂条规规定恭祀孔子引发传教士与中国官员的一场争议出发,揭示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祭孔的拒斥态度, 认为基督教为保持宗教纯洁而反对祭孔的举动激起了中国官绅民众对祭孔的固守,其既有维护专制统治与纲常名教的政治目的,亦不乏保护民族文化的深意,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落后守旧之举。 ^[50] 李国在对清末民初祀孔活动的考释中重点梳理了西方传教士对祭孔仪式的态度变化,其由最初的宽容处之发展为中期的“礼仪之争”,最后又变为强势要求中国 “破旧立新”。 而其在不同时期对中国传统祭孔仪式采取的不同策略和态度,体现了他们的实际目的是希望以耶稣取代孔子,最终以西方文化浸染中国文化。 ^[51]陈泽华在对民国山东民间信仰的研究中也涉及儒家文化信仰的祭祀情况及其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山东本是孔孟之乡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至民国时期又因地理因素而成为基督教势力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如此一来,两种文化必然发生接触, 并产生了许多矛盾,体现在表面上就是西方基督教宗教仪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祭孔、 祭祖等风俗的冲突。 ^[52]

总之,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祀孔问题研究为我们考察近代儒家文化命运及其与地方社会、基督教文化的关联互动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视角,但已有成果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段,未能与宏观的历史脉络相关联,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四、清末民国祀孔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一) 清末民国祀孔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文梳理可见,学界对清末民国时期祀孔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极大进展,但囿于史料或研究视角所限,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约略论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对清末民国祀孔变动典制与仪式变动研究状况的整理不难发现,已有成果尚缺乏整全性、贯通性。 一方面,部分时段祀孔典制的变动情况至今未有学者关注,如五四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4 年,抗战爆发后至解放战争时期,各时期内的祀孔活动虽有文章谈及,但皆属“浅尝辄止”,并未真正厘清。 另一方面, 祀孔典制仪式的考证亦不够系统和完整,如传统时代的祀孔仪式规定主祭、陪祭人员等在祭祀之前需严格斋戒沐浴^[53],但延至民国后,此类旧仪式被逐渐取缔,祭祀的时间、仪式、流程、乐舞、祭文、演说, 甚至祭祀场所的场景布置、孔庙所用瓦片的颜色等, 在对旧制沿袭的基础上亦有现代性改造。 而目前已有研究多为片段式考察,未能从整体上贯通梳理。

第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祀孔活动本身,对于祀孔典制变动背后的人、事等还缺乏较为深入的探讨。 诚然,近代以来祀孔并未因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而退出政治场域,恰恰相反,其仍与“国之大事” 密切相关,且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政治、权力、利益关系等,由此,与祀孔相关的人物、事件、言论等均别具意义。 但是目前学界少有人关注于此,且大都忽视了史实背后所隐含的复杂权力关系与政治文化意涵。 如民初辛亥激流勇进,祀孔旋即废止,改为孔子诞辰纪念,不久,袁世凯政府又高调宣布恢复春秋祀孔大典,此中各派人士有何反应? 如何交锋? 缘何如此?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亦是如此,大学院通令废止祀孔引起何种风波? 谁参与了彼时的论争? 官方如何处之? 此后全国各地祀孔状况如何? 官方祀孔政策变化的实质是什么? 诸多问题,尚未厘清。

第三,祀孔典制变动背后的复杂意涵未能得到充分阐发。 近代以来,祀孔典制变动与仪式展演兼涉传统与现代之冲突调适、政权统治及思想文化转型等多重意涵,既有其合理因素,亦有其负面之处。以1934 年孔子诞辰纪念为例,学界一般认为该活动是国民党借儒学宣传“三民主义”、树立蒋介石个人权威和维系党国统治的文化手段,因而对此大加鞭挞。 然而,在20 世纪30 年代民族危机爆发的特殊时势下,孔子儒学被塑造为民族标志,作为抗战的精神动力应当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且南京国民政府将封建性质的春秋祀孔旧典改为现代性的孔子诞辰纪念,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举动本身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由此可见,祀孔变动所蕴含的历史意涵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当然,深刻认识祀孔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充分阐发其多重意涵,并不意味着过度阐释,学界应当充分关注祀孔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转型等多重角度下的不同面相,而非知其一却不知其二。

(二) 对清末民国祀孔研究的展望

基于以上研究与不足,今后若欲拓展和深化清末民国时期祀孔问题的相关研究,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第一,充分发掘各方面史料,为深化研究奠定基础。 清末民国祀孔问题没有得到更为深入的考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史料发掘还不充分。 检索民国报刊等相关数据库资源可知,在《申报》《大公报》 等大型报刊、各类地方小型报纸以及尊孔派、反孔派等各自创办的私家媒介中,有关祀孔典制、仪式、活动举办等情况的记载十分丰富,针对祀孔所发表的各方评论更是数不胜数;中华民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各地方档案馆等馆藏史料亦十分可观;部分知识分子的日记、全集等对民国祀孔活动也都有涉及,甚至还有时人自身的观感与述评,如《鲁迅日记》 《李大钊全集》《金毓黻日记》 等。 相关史料汗牛充栋,却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解读。 若能对其加以系统的整理和运用,必定能深化对祀孔相关问题的认知。

第二,将祀孔问题放在大历史中解读,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祀孔问题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祀孔典制和仪式的变化,其研究对象还可拓展至央地政府、衍圣公府、孔庙实体及其财产、祭文文本、乐舞、服饰等,载体虽小,却牵涉权力运作、利益纷争、 人际关系、社会转型等重要问题。 如何以“小历史” 为切口反观“大历史”并准确地阐明道理,是让祀孔问题研究真正具备学术价值的关键。 李先明对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纷案的研究就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例证。 孔庙原为用以祭祀孔子的空间实体, 随着官方对儒家文化态度及祀孔政策的嬗变,附属于孔庙并用以奉祀孔子的祭田,其实际境遇却发生了变化,并由此引发各方纷争。 透过对该案例的剖析,可以看到地方孔氏族人、地方政府、衍圣公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所体现的地方文化、权力秩序的转移。 ^[54]这种通过小问题折射大历史的方法,对深化祀孔问题研究极富借鉴意义。

第三,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全方位省察祀孔典制变动的历史意蕴。 祭祀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场所内通过一定的仪式展演向鬼神、先祖等祭祀对象表示崇敬或表达特定诉求的信仰活动,兼具宗教学、仪式学、人类学意义。 祀孔较之于一般的祭祀还体现出独特的政治意义、思想意义,在具体的仪式展演中,音乐学、舞蹈学亦可从中觅踪,孔庙空间的文化意义还可与建筑学相联系。 由是,掌握一定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素养,对于深化祀孔问题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反之,祀孔问题研究也可为相关学科研究的推进助力。 因此,在秉持历史学视域的基础上,必须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打破学科“藩篱”,借助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创新研究方法,从尽可能多元的视角审视祀孔所呈现出的不同意义。

总之,梳理纷纭不难发现,当前清末民国祀孔问题研究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并且取得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因此,打破已有研究缺乏整体性的桎梏,汇通清末民国祀孔典制整体的因袭与变革,拓宽研究视域,深刻认识祀孔之于近代儒学命运及社会转型的意义,应是学界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 参见李申的《中国儒教史》(上、中、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