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辽盆地中央凹陷区北部,它的开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促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全面发展。 ^[1]238-241为了摆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缺油的困境,中共中央下决心寻找石油资源,以扭转当时石油工业的被动局面。 1955年秋,石油作业队伍在松辽盆地进行石油地质普查和区域勘探,1959年9月, 收获工业油流。石油部在考量各种因素后决定将毛泽东革命战争年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的军事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之中,于1960年2月13日呈报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中央随即批转同意,轰轰烈烈的大庆石油会战拉开帷幕,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也就此开始。历时3年半,在中国东部建成一座新型石油工业基地,中国就此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为后续工业建设持续提供能源保障。

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组织、动员和精神意义的论述,而对于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决策和准备过程则缺少详细具体的分析考察。 ^①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石油资源的开发和油田的建设多采用“会战”的方式进行。“决策”是进行“会战” 的前提,“会战” 是按照决策的部署执行,而“决策”也会随着工程进展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会战”的成功与否是油田能否继续投入开发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决策”对于油田的开发建设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发掘、分析历史资料,考察大庆油田开发的决策和准备历程,为充分了解计划经济时期石油工业开发建设提供一个历史视角。

一、 决策背景:“被逼出来的”石油会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基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落后的国防基础,提出“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 ^[2],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 重工业中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的状况” ^[3]908导致机械和交通运输行业运转不畅,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面对原油产量缺口大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直接领导中国的石油工业建设。

为尽快探明中国石油储量和规范石油资源开发,改变石油短缺的状况,首先,中共中央“设立燃料工业部和全国石油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全国燃料工业,以加强石油工业的领导与研究工作” ^[4];其次,在恢复西北老油田的同时,陆续开展新区域的石油资源勘探,相继成立东北石油管理局、西南石油勘探处,负责东北和西南地区的石油工业建设^[5];最后,通过合并建立石油院校和调拨建制师,积极培养石油工业专门人才,壮大石油工人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恢复,石油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 ^[1]21但是,底子薄、技术落后、缺乏经验等问题制约着石油工业的发展。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钢铁、冶金采矿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也随即展开, 石油紧张带来的问题也更加凸显。

一是石油资源紧张的现状与中国亟需石油资源以解决国防、工业建设的原料之需形成供需矛盾。刚从战争创伤中走出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建设, 需要发展工业,而搞工业建设离不开矿产资源。当时国家石油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据计委材料显示, “1952年石油生产是413.6万吨,需要是107万吨, 到1957年生产201万吨,需要620万吨,1962年需要1 300万吨, 1967年需要2 500万吨, 相差很大” ^[3]914-915。 1954年6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指出,当前重工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的状况,目前还无法改变” ^[3]908。半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草案讨论会上,徐向前提出石油问题的紧迫性,“打起仗来飞机飞不起来就要挨炸弹” ^[3]916。陈毅认为,石油缺乏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不解决,会吃大亏” ^[3]915-916。薄一波也表示, “石油是致命的问题”,就算我们能够生产汽车、轮船、飞机、拖拉机、坦克, “ 但缺乏石油也开不动”。 ^[3]915

二是石油产、销地布局不合理,无形中增加了使用成本。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是在接收国民政府旧厂矿基础上起步的,主要集中在西北、新疆等地,而这些地方交通落后、输油管线近乎空白,“ 1958年以前,我国石油勘探主要在西部地区进行,东部地区勘探程度很低,许多地区仍是一片空白。西部地区虽然找到了一些中小油田,但储量很少,产量很低,远远满足不了国家需要……当时,铁路只修到甘肃柳园,运输能力有限” ^[6]515。而据翟光明回忆,“一五” 计划期间的天然油基地主要是解放前发现的玉门、独山子、延长三个油田以及解放后1955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这些油田又都集中在西北地区,由于运输不便,对于急需用油的东部地区来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7]。产油区多集中在西部内陆,而工业多集中在东部沿海, “ 运输是个极大的问题” ^[3]914-915,且不说管道和公路建设跟不上,即使通了公路,汽车长途运输也会消耗大量的石油,无形中增加了使用成本。

因此,要解决石油短缺的问题,除了要下功夫寻找油田之外,还要综合考量地质和经济地理条件,将原油生产、加工和消费进行就近就地结合,以解决产销地布局不合理这一矛盾,获得更好的经济效果。陈云指出,“现在主要是寻找石油资源问题,只要发现了新的丰富的资源,就必须大力开发” ^[3]909,“石油不解决是个严重问题” ^[3]915, “ 这个问题在国防上、经济上都很重要” ^[3]915-916。陈毅认为,“解决的办法应加强对天然石油的勘探采炼和搞人造石油” ^[3]915。朱德表示,要“用一切力量来增产石油, 因这关系到军事、工业、农业的建设” ^[3]915-916。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先决问题,是什么时候能找到油田,找到什么样的油田,能找到多少” ^[8]12。但石油“从勘探到开发环节较多,是采掘工业中很复杂的一门” ^[9]219-221,要“弄清楚什么构造”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油”“有油的话,油田有多宽、多大,油层有多厚,压力情况、渗透率、孔隙度、原油的黏度等都要搞清楚” ^[9]219-221,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无论是前期普查勘探,还是后期油区开发建设,每个阶段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

根据资料显示,中国“ 地大、沉积岩分布地区广,很多大的盆地都具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而且油苗显示及发现适于储油的构造很多” ^[8]12;而中国几年来之所以没有找到油田,“很明显是因为勘探工作做得太少” ^[8]12。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任何一个地区,没有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限于局部地区、个别构造上,只抓住几个小盆地或者在一个大盆地的一角进行勘探” ^[10]58。例如,1955年以前只在新疆准葛尔盆地南部天山前带勘探,一无所获, 1955年转到北部去试探,第二年就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在四川盆地,开始只抓住龙门山地槽区进行钻探,没有结果,后来才发现南部天然气比较富集,川中也是有希望的地带。 ^[10]58二是“对构造准备得太草率, 一般的只经过地质细测, 就进行深井钻探” ^[10]59-60,对于“构造内是否有储油层”或“储油层性质如何”等问题,钻探前缺少研究。例如,在看到川中南充构造的3号和4号探井、龙女寺构造的2号探井、蓬莱镇构造的1号探井喷油时,便认为这是高产油田,匆忙展开钻探,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分布不规则、产量不稳定的贫矿” ^[11]。

综上所述,假如石油资源的普查、踏勘、打井等基础性工作不够,就会影响石油工业的整体发展。此外,中国石油工业队伍小、技术力量弱、设备少、材料少的情况和机械化水平低的现实也不能满足短时间内摸清面积、探明储量的要求。 ^[12] 而国家十分需要石油进行建设的现实^②,迫使中共中央从组织和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寻找一个既能解决设备、物资、粮食供应短缺的现状,又能快速扭转石油工业发展水平低的现状的两全之策。

二、 前提条件:石油勘探战略东移和“ 松基3 井”见油

20世纪初期,美国石油公司和日本均在中国开展了大面积的勘探工作,毫无收获,最终得出“中国贫油”的结论。 1953年年底,毛泽东向李四光征询中国石油资源前景时,李四光表示,“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 “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 ^[13] 1954年12月7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会议确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承担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任务,将以普查固体矿产为主的普查委员会改为专门领导石油普查的机构,李四光兼任普查委员会主任,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

为了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1955年1月,地质部召开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研究讨论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制定《地质部石油普查工作方针》,组织专业石油勘探队伍,包括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职工总数达1 200多人,在全国各地展开工作。 ^[14]10东北地质局根据《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迅速组成石油地质踏勘组, 制定踏勘计划,布置沿第二松花江顺流而下、哈沈铁路两侧以及沈阳—阜新三条踏勘路线,开展东北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对其含油远景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松辽盆地可以找到油气,建议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 ^[14]10-11。

1956年1月下旬,地质部召开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在《地质部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中指出:“广阔的松辽平原的大地构造轮廓与华北平原相似,其中堆积着很厚的新沉积……可能有含油岩系……选择适当地点准备打基准井,并提出初步钻探设计……为完成上述任务,特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下设地质三队,浅钻一队,重磁力一队,电测深二队。” ^[14]97松辽平原的大规模普查由此开始。同年5月,谢家荣在《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在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 中着重指出:“我们不但要在西北广大地区以往曾经做过相当工作的,如柴达木、准葛尔等地区内进行勘探,还要在尽管了解还不很够但交通轻便、开发较易的地区内进行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5] 其中“交通较便、开发较易的地区” 可以理解为东部地区。地质部党组遂作出关于石油勘查战略重点向东转移的决定,“第二个五年期间,除在西北、西南地区继续工作外,还将大力加强苏北、华北与东北三大平原的工作” ^[16]。 1957年冬,将原在新疆、青海等地进行油气勘查的地质技术骨干及物探队伍陆续调到华北、松辽、华东等地区,以充实这些地区的油气普查工作。 ^[17]23

与此同时,《“一五”计划》中也提出:“石油工业在我国特别落后,不但产量低,设备能力很少,而且资源情况不明……要求我们大力勘察天然石油的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业。” ^[18]为了进一步规范石油工业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 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石油工业部(简称“石油部”),李聚奎为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范一、李人俊、周文龙为副部长。 ^[19] 随后,李聚奎主持召开石油部第一次部务会议,决定派出以副部长周文龙、部长助理康世恩为团长的两个石油代表团, 分赴东欧和苏联考察。在对比苏联的勘探开发经验后,考察团一致认为“勘探工作做得太少” ^[9]1是没有找到油田的主要原因,“应全面规划全国主要的含油地区,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手,有步骤地进行勘探” ^[9]24。

在地质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石油部于1957年着手进行松辽平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 1957年3月,石油部派邱中建等7人组成116队,对松辽盆地及周边地质、物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并踏勘盆地边缘地质。 ^[20] 6月22日,松辽平原专题研究队赴辽宁绥中,开展野外地质调查,结果显示,“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基本条件优越,是一个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 ^[21]362,专题研究队随即建议“ 1958年在松辽平原钻2-3口基准井,井位可在5号、6号重力高上选择” ^[21]362,其中的“5号重力高地就是后来大庆长垣的葡萄花油田” ^[21]362。 1955年至1957年间的石油普查,进一步肯定了松辽盆地的良好远景,“区域勘查的重大成果表明,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含油气远景” ^[17]22。为随后的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提供了坚实的地质资料支撑。

1958年2月底,石油部向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汇报石油工业的形势、各地区勘探开发的情况以及“二五”期间的石油勘探部署。邓小平听后,从指导思想、发展方向、战略布局等方面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阐述。首先,他回答了“石油部门搞天然油还是搞人造油”的争论,指出“支持人造油,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要有更多的石油,当然要靠天然油” ^[22]。其次,他认为“打钻子”和科学研究都十分重要,一方面“要多搞地球物理勘探,多打井,努力降低打井成本” ^[23]1419,另一方面“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 ^[23]1419。最后,针对各项物资都十分紧缺的状况,他提出,要选对“突击方向”,“选择重要的地方先突击,不能这里那里都搞一下,总要有个轻重缓急” ^[23]1418,方向选对了,才能收到良好的勘探效果, 要“重视勘探布局上的经济效果” ^[23]1418,“对于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花一些精力” ^[23]1418-1419,并提出在“二五” 计划期间能在东北地区找出油的期望^[24]。这就为下一步石油勘探的重点和布局指明了方向。

1958年3月至4月间,石油部先后召开5次党组会议和部务会议,学习、贯彻邓小平的指示,组织制定石油工业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具体研究如何把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东部地区。 ^[6]515 3月3日,石油部召开部党组会议,主要讨论勘探处的问题。为了在3年内取得初步成果,在贵州、华北、东北、鄂尔多斯等地增加了几个地质勘探新区,进行普查。这样除贵州由四川局领导外,其余3个地区由西安地质调查处(简称“地调处”)领导。李聚奎认为地调处“担负不了这么大的任务” ^[25]593,“西安地调处设在西安,属陕西西安市委领导,怎能管得了六七个省的事情” ^[25]593。因此,遵循“靠近现场”的原则,石油部党组会决定“成立贵州、华北、东北、鄂尔多斯四个地质勘探处” ^[25]593。

1958年3月20日下午—21日下午,石油部再次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石油勘探方向,指出“要按经济条件好,交通条件好来选择石油勘探的突击方向, 改变石油工业面貌就在今明两年” ^[26]597。关于勘探的主要方向,“一是苏北和松辽,苏北打2.5万米,松辽打8万米。这些地区重要,经济意义大。其他可摆些战略上的侦察。四川作为战役来打,集中力量弄清三点,就可以判断油藏性质” ^[26]597。

当时石油产量情况是,“1958年共生产原油226万吨(其中有2万吨是小土群生产的),但去年全国实际消耗的油品折原油为540多万吨,所以实际生产量只能满足国家需要的41%左右” ^[27]18。 1958年4月6日,石油部在南充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时,康世恩指出:“由于石油产品严重不足,目前全国因缺油而停下来的汽车已有1万多辆,大家知道,目前运输非常紧张,光靠铁路还不行,铁路必须要和短途的集散运转相配合。过去短距离运输很多靠人力,目前农村劳动力十分紧张,再停了这么多汽车,这就对全国运输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 多拿原油。” ^[27]18 5月1日,在石油部党组扩大会上, 余秋里表示:“每年从国外进口400万吨油,按平均200元一吨计算,就得8亿元外汇,这得要拿多少东西到国外换啊!” ^[27]27这就要求石油部必须下功夫快速找到油田,以缓解当时石油供应紧张的情况。

1958年5月27日,石油部召开党组会议决定除保留华北石油勘探处建制外,在东北、鄂尔多斯、贵州三个石油勘探处的基础上,成立松辽、华东、银川和贵州四个石油勘探局,并新建华东石油勘探局。 ^[28]经过几个月的组织调度,东部地区的勘探机构已经初具雏形,人员、设备也基本调齐,勘探工作初步展开。 ^[29]92地质部和石油部联手对松辽平原展开普查勘探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地质部在肇州县大同镇发现了17个圈闭;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简称“松辽局”)随即通过手摇钻对目标区域展开构造、重力详查以及打井钻探等工作,进一步认识了松辽盆地的地质规律。根据这些条件随即部署了下一步的勘探计划,即布置探井对盆地进行详测,以确定松辽盆地的最优含油区。

然而,石油工业的复杂性就在于地质资料并不等于地下的实际情况,地质勘查结果显示的是含油面,石油的采掘则是要选点下钻,进行开采,井位选偏、误判都会影响后续的试油、出油效果。松辽平原上的“松基1井”“松基2井”以及“杨101井”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根据地质资料,在实际钻探、试油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油、气显示,也没有见到工业性油流。这个结果不禁让松辽局陷入了“东北没有油”的困扰。但此时的另外一组数据,重燃了松辽平原含油的希望,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钻探的“南14井”“南17井”,陆续见到了20多个含油层,试油时也出现了油花,这些地质资料可以说明,“松辽盆地是含油的” ^[6]556。

寻找最佳含油区的任务便落在了“松基3井” 上。石油部勘探司和松辽局组织队伍反复进行现场踏勘,并召集多次会议讨论分析“松基3井” 的井位。 1959年春节期间,石油部除了召开党组会议外,还与地质部进行协商讨论,反复论证松辽盆地的勘探成果和方案。 2月8日,康世恩召集翟光明、余伯良以及松辽局的李荆和、张文昭等人再一次讨论分析,最终确定松辽盆地上第三口探井的井位,即与“松基1井、松基2井形成等边三角形,处在不同构造上” ^[29]104,并安排32118钻井队在完成“ 松基1井”试油后,立即长途搬迁120公里至目标井位进行钻探施工,于4月11日正式开钻。经过5个多月的工作,9月26日,钻井队用8毫米油嘴开井后,获取14.9方的日产油。 ^[30] 有力地证明了松辽盆地蕴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勘探东移战略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经过前期浅井钻探和开钻打探井,发现葡萄花构造上的多层油砂,同样证明了松辽平原具有广阔的石油前景。在综合松辽盆地的区位、施工条件以及人力、物资设备等情况后,石油部将是否要组织松辽石油勘探会战的问题提上日程。

三、 决策形成:“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松基3井” 的见油,为石油部带来信心。但是,能否仅仅以“松基3井”见油便能确定这是一个大油田,从而仓促集中力量对松辽盆地展开勘探? 鉴于石油工业的复杂性以及地下资料取得的重要性,在地下储量没有完全弄清之前,绝不能“说大话” ^[29]144。以前在四川盆地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当时主要的错误是,只看到三个构造上4口探井同时喷了油,就认为这个区域有大油田,有高产油田” ^[11]383。为此,石油部慎之又慎。

1959年国庆节前后,石油部党组连续召开3天会议,研究如何在“松基3井”的基础上扩大大同镇地区的勘探范围,以解决构造问题。钻井是获得一手地质、地层资料的最佳方式,尤其是探井见油后, 打井探查的重要性便显露出来。在井位安排方面, 余秋里指出,要“布置63口井,包括内部56口,外围7口,分四类型两步,两年内布完,第一步上19口井” ^[31]57;同时要求探井要详细摆,“不惜一切把19口井搞出来” ^[31]57;并一再强调速度问题,“安装要快,接近油层以前要钻得快,钻得准,接近高台子一层油,到了油层彻底取心求资料” ^[31]57。为了尽可能获全资料,余秋里在散会后,又再次找李荆和强调, “安装争取速度,在油层前钻快,油层后彻底取心, 有个别井快一点,其他彻底试油” ^[31]58,“资料搞准确,不要乱吹牛,必须试采3个月打出面积A+B级储量才能发表” ^[31]58,“不搞好不行” ^[31]58。松辽平原过去是草原,常住人口少,故配套建设基本没有。 10月3日,余秋里组织开会讨论基本配套设施和设备的问题,“请求省里帮助解决公路、电话线和房建问题,部里解决运输车辆、机床、发电机、保温锅炉等设备” ^[31]58,并要求松辽石油勘探局做到“ 搬家要快,钻井要快,接近油层要细,井要固好,资料取好,试油试好,不要摆摊子,要实事求是,要力争速度,讲究质量,冬天要抢” ^[31]59。 10月5日,在听取松辽勘探局的汇报后,余秋里表示,“现在不要提产量有多少,目前就是搞勘探搞资料” ^[31]59,” 不要向外面乱宣传,将情况弄清,资料弄全,好好试采” ^[31]59。按照石油部的指示和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援下,松辽局于一个月内迅速落实勘探部署,调集勘探设备, 进一步集中力量,扩大对此地区的勘探,获得丰富的地质资料和各个构造含油情况。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松基3井”以及高台子、葡萄花地区几口井的钻井情况,1959年12月26日,余秋里结束东北协作区会议后,亲赴松辽地区进行调研。由从循环泥浆的过程中得到的油气情况来看,“可以断定这(松辽平原)是个大油田” ^④,另外, “其他地区存在的困难,在这里还没有遇到” ^[32]92, 因此,“有利于我们找到大面积的油田,为大力开发准备条件” ^[32]92-93。同时,余秋里还明确提出明年松辽石油勘探的方针和部署:“勘探打算分三步走,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从现在到明年第一季度, 在撒大网的基础上,以大同镇为中心,周围的构造上争取第一季度把主要的面积、主要构造的轮廓打下来,为下一阶段更大规模地勘探准备条件。” ^[32]93-95余秋里此行不仅鼓舞了前线石油工人的干劲,更为石油部党组下一阶段的决策带回充分而宝贵的数据资料。

经过前一阶段的勘探,1959年底,余秋里在大庆地区、井队、车间等负责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最近在葡萄花1号井、7号井、20号井都见到了很好的油气显示。” ^[32]91松辽局摸清长白山以西、大兴安岭以东、小兴安岭以南、辽宁的康平法库丘陵地带以北的24万平方公里内的大地构造、二级构造带数目等相关地质资料以及油气苗情况。 ^[32]90这些资料的取得为石油部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充分的判断依据。

在确定了松辽盆地的开采前景后,石油部就要考虑如何组织部署关于在松辽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发工作。松辽平原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偏西,纬度较高, 低温大风天较多,土壤结冻期较长,公路、住房等基础设施几乎没有, 区位环境和施工条件并不好。 ^[33]57-60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形中增加了石油开采的难度,这意味着,石油部在此进行石油资源开发时,不仅要肩负繁重的生产任务,还要“抢工期” “提速度”,必须在速度和质量上“双管齐下”。

考虑到石油工业过去几年的积累,针对当前中国石油工业落后、不平衡、底子差的特点,1959年11月27日,余秋里在五级干部会议上表示:“石油工业内部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只要在重要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即便在其他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困难,就全局来讲,仍然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组织全面的综合的有效的大协作,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 ^[34] 这次会议既为大庆石油会战的组织进行了思想动员,又为当前石油工业建设明确了指导思想。 12月6日,余秋里在石油部党组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提出 “ 要准备应付东北大战” ^[35]。

1960年1月,石油部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进行石油会战的可行性,考虑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石油会战,即“以葡萄花为中心,集中力量干” ^[36],“采取‘三点合一’ 的方法,快钻快探,尽快控制含油面积,同时向长垣北部甩开钻探,准备大会战的战场” ^[6]595-596,初步达成在松辽平原最有希望的地区进行“大会战” 的共识。与此同时,葡萄花构造上最早开钻的一批探井相继喷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带是能够稳定生产的大规模油田,为大庆石油会战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月底,正逢春节期间,石油部党组再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松辽石油大会战,并根据松辽盆地的勘探情况,部署会战工作,“考虑会战大体上从5月开始,准备工作尽量提前,修路先上,水也要准备好。要上1万人,一下子就可以拿下来。技术干部上2 000人。粮草设备供应先行” ^[37]634。康世恩在给松辽局《1月的指示》 中也提出:“部党组决定要以很大力量来它一个歼灭战,也就是大战松辽。” ^[38]

1960年2月初,石油部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 重点讨论、部署会战的组织方案,现场提出“就现有力量来干,把这个地区啃下来” “以大会战的形势, 组织各种力量上去,原则是头等的技术,高水平的组织”“通过大会战,把石油工业水平提高一步,解决中国石油复杂的技术问题” “最近就开一次电话会, 动员一下。各厂矿都得支援,局长、总工程师……全部上去”等策略方针^[37]633;此外,还讨论了抽调队伍对原厂的影响等问题。 “要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来, 迅速地搞清楚油田究竟有多大面积” ^[37]633,经过为期8天的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最终确定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组织大庆石油会战,并大致规划了会战队伍的组织部署问题,除了要“向中央报告” ^[37]633,还要“派康世恩去黑龙江,把情况向欧阳钦汇报清楚” ^[37]633。

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33]12。这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石油工业建设多采用的组织方式,将各方面的优势力量汇集于预探见油、希望较大的地区,形成局部优势,以求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成果。因为当时中国石油工业人力少、器材设备有限、底子薄,只有采取“大会战”的方式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石油落后局面。 ^[39]115甚至可以说,“进行石油勘探大会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石油工业当时面临的任务和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逼出来的” ^[6]486。中共中央于2月20日批转同意会战报告,要求各地“在不太妨碍本地的勘探任务的条件下,予以支援” ^[40]。随后,松辽局展开了为期3个月的会战筹备工作。

四、 会战筹备:全国“一盘棋”的支援与协作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特殊时期进行的一项艰巨工程,施工任务十分繁重。 《报告》中关于会战工作部署的内容是,“预计今年(1960年)需要打探井和生产试验井400多口,钻井进尺数大约50万米;同时进行相应的油田建设” ^[41]2。另外,会战队伍还需要解决高纬度、低温地区原油的开采、储运、炼化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这对于“ 只有20多部钻机,不足5 000名职工” ^[29]113的松辽局来说,远不能胜任。为了能保证会战顺利推进,在会战正式打响之前,石油部与松辽局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筹备。

1960年2月21日,石油部党组召开大庆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详细介绍了松辽平原大庆地区的勘探情况、目前的任务和部署,着重讨论会战的组织问题以及会战的指导思想^[39]113-118,^[42],确定“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院、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参加大会战” ^[29]114-115。石油系统各单位非常重视此次大会战,纷纷支援。在参战队伍的调动方面,石油部党组决定“从石油科学研究院、石油学院和设计机关抽调至少2 000人专门搞研究工作” ^[43],其中,“总工程师和教授20人, 工程师、教师和技术员900人, 大专学生1 372人” ^[44]154;石油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科学研究,北京石油学院配合,技术干部、青年干部和老工人相结合,以弥补大庆地区石油地质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39]116。在“快摆硬上” 的号召下,参战工人边行军、边编队,一到工地,立即接受任务,快速投入“战斗”。 “至(3月)15日止,各单位到达人员达1 000人,转业部队已到11 000多人,加上松辽5 000多人,现在已集结人马17 000多人” ^[45]127-128,保证了会战如期进行。

在设备器材的调动方面,石油部采取了缩短基建战线、挤调设备、挖掘潜力、七拼八凑等办法,从全国石油各老厂矿,集中了可能集中的物资,并把1960年国家新分配的器材设备,尽量集中到了这里。 ^[44]154 “截至1960年3月15日,运到安达的设备、器材已有247个车皮,平均每天到达17个车皮, 上得也很快” ^[45]127;设备器材和工具情况,“一部分是完全落实的,有的已运到工地,或是已经有了现货和已经启运,这占主要部分。再一部分是有了指望, 但尚无现货,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两部分加起来,对3、4月份把会战搞上去基本有了物质保证” ^[45]127-128。

组织规模如此巨大的会战离不开中央和地方的支援。 1960年3月9日和11日,国家经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大力支援东北松辽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 ^[46]41的相关问题,要求“有关单位迅速组织货源,各地迅速加工,迅速运到现场” ^[46]42。黑龙江省委和东北协作区委员会成立支援石油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会战的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 “突击修建公路, 架设电线, 建筑房屋, 组织供应” ^[41]29,从1959年9月到1960年,“已调拨了木材10 000多立方米,水泥1 500百余吨,煤炭15 000余吨,轮胎150套,电焊机36台,柴油发电机2 000千瓦等,还赶制活动房屋1 000幢” ^[41]29。在木材、水泥等供应方面,除了地方支援外,2月底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又共同帮助解决了一部分急需的材料和设备。 ^[47]这样,大庆石油会战初期所需要的主要设备、器材,已经基本上有了保证。

对于会战过程中的需求,地方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尽全力满足。比如,在1960年初的党组会上提出请求黑龙江省委解决机修、水电、运输、粮食等问题后^[48],黑龙江省委即刻给予了支持。 1960年3月,康世恩在石油部党组会上的汇报也证实了这一点,“省委领导很重视……3月份出动两万人,修公路,架电话线,建筑房屋,安排制造1 000幢活动房, 调干部支援会战” ^[49]635,钻机也“已运上30部,3月底可运到井场48部,4月底达到60部……专用设备基本落实” ^[49]635。会战队伍的集中,全国“一盘棋”的支援,大量器材、设备的运抵,生活物资的保障,为大庆石油会战的正式打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有中央、部委和地方的支持以及充足的物资设备供应,但松辽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仍使背井离乡远赴松辽的参战人员内心多少有些忐忑。为了更有效地动员职工,提高工人积极性,松辽局采取了革命年代常用的宣传话语和动员方式。 1960年3月25日—27日,石油部召开大庆石油会战第二次筹备会议,提出要“全面完成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拿下萨尔图油田,打响第一炮,迎接大会战” ^[33]12。而完成会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搞大宣传、大动员,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 ^[50]129。

会战领导小组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宣传动员。一方面要宣传大会战对于建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作用和石油工业“翻身战”的意义,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向各单位讲明这是一个远景乐观的油田,是国家的巨大财富,把这个大油田拿下来,就有可能解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的石油,这样既能为会战队伍树立信心, 也能增强参战职工的使命感。 ^[50]129另一方面还要讲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要求,比如“设备器材的配套问题以及实际勘探中油层的变化情况” ^[50]129-131,提醒职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气馁,真正的干劲是体现在克服困难上;还对参战职工提出了“高速度”和“高水平”的要求,用高速度拿下一个高水平的大油田,显示出了政治力量;20世纪60年代的石油工业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政治问题, 在勘探普查初期保密工作也十分重要,石油部规定, “不能登报,不能向外宣传;不请外国人参观;可以向党委汇报详细情况……只在来松辽的职工中宣传” ^[51]195,动员时“可以讲一亿吨储量等问题,主要是动员大家把干劲拿出来” ^[51]195,也“要向他们讲清楚困难,叫大家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51]195。如果只讲积极乐观的方面,当职工遇到困难时,那便成了问题。

1960年4月29日,会战领导小组召开万人誓师大会,余秋里指出:“今天大会是来自全国石油工业战线的各路英雄的会师大会,又是检阅我们力量的誓师大会……我们集中石油工业战线各个方面的精兵强将进行大会战,就是为了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52]康世恩向参战队伍发出会战动员令,并布置会战任务,“大会战的准备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 “拿下大油田,探明几个构造,并且还要搞出一块油田开发的生产试验区” ^[53]。轰轰烈烈的大庆石油会战正式打响。

五、 结语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决策,是中共中央从石油短缺的现实需要出发,根据丰富、翔实的地质资料, 组织勘探队伍数次奔赴一线勘查后,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进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会战”,这是中国石油工业由弱转强的标志。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 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收获了较大的成果,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国家亟需石油进行建设,但决策者并没有盲目上马油田建设项目,而是在获取充分的地质资料和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作出的决策。大庆石油会战最突出的成效是大庆油田的建成。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突出成绩,3年多累计生产原油1 000多万吨,建成了具有600万吨年产规模的油田,为国家生产了1 155万吨的原油,上缴11.6亿元的利润和折旧。 ^[54]不但缓解了石油供求紧张的局面,而且使中国的石油工业实现了从“贫油”到“自给自足”的飞跃,为后续的工业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

由于油区基本建设的需要,会战队伍进行油田勘探开发的同时,还兴建了必要的配套设施,打造了一个亦工亦农的新型石油基地。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之际正值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为了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会战领导小组从1961年起便组织职工家属参加农副业生产和各项服务性劳动。随着油田建设规模的扩大,矿区建设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会战领导小组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生活设施上,在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下,初步建成了3个居民镇和40多个居民点,新型石油矿区初具规模。 ^[1]263这不仅保证了油田后续开发建设的需要,也为一个新城市———大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会战的成果之一,体现了油田开发建设中的社会价值。

大庆石油会战总结形成了一套符合新中国实际并陆续应用于后续油田开发建设中的组织运行模式。就石油工业全局来说大庆石油会战是一个大型歼灭战。几年来,石油部把大量投资、设备器材集中使用在大庆,并从各石油厂矿抽调精兵强将,到大庆这个主战场上进行会战。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对后续油田的开发建设和整个石油工业局势的改变, 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共革命战争年代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同样适用于工业生产建设上。

当然,在这次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 “大会战”的军事化组织动员模式,虽然在石油资源开发建设中短时间内能够换来高产出,但并不能适用于油田稳步发展中的常规生产生活。在国家的组织动员下,大庆地区汇集了全国37个石油厂、矿、院、校近4万人队伍,其中调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玉门、克拉玛依以及川中等老油田,仅有少量民工来自当地,在会战过程中,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职工不仅要做到“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而且还背井离乡且不让家属子女随同;对于职工更多要求的是讲贡献、讲思想、讲觉悟,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职工的个人需求问题。但是,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对于中国的资源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注释:

① 对于大庆油田的研究除整体概述和部分亲历者的回忆口述外,主要集中在经验的总结、社会动员以及精神意义的探讨等方面,研究成果有:陈朝的《解读〈论十大关系〉工业化思想及其发展———以大庆石油会战为例》,发表于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4期;宋少鹏的《“老会战” 和大庆油田:萨尔图的故事》,发表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曹蓓蓓于2008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业学大庆运动研究》;东北石油大学中共党史专业高晶于2012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大庆石油会战时期的社会动员研究》。

② 据余秋里回忆:“6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家急需大量原油。我国石油工业在1958年、1959年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 1959年,全国石油产品总销售量为505万吨,国内资产仅205万吨,自给率只有40.6%。国家不得不耗用大量外汇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当年国家用于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外汇为1.83亿美元,占全国进口用汇总额的6.7%。即使如此,石油产品的供应仍十分紧张。 1960年,按照国家计划安排,全国原油需要量超过1 000万吨, 而国内只能生产500万吨,缺口500多万吨。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进口原油已非常困难。即使有的国家卖给我们原油,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参见由余秋里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余秋里回忆录(下)》第486-487页。

③ 1958年3月,川中南充构造的3号探井、川中南充构造的4号探井、龙女寺构造的2号探井、蓬莱镇构造的1号探井,先后在钻入侏罗纪的凉高山层和大安寨层时,都喷出了大量原油,当时以为可找到了大油区和高产油田,在油田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急急忙忙地作大发展的打算,组织了川中会战,沿长江筹建新炼油厂,还在南充建设了一个25万吨原油的常压初加工工厂及附属设施,花了国家投资950万元。而结果是每年只有两三万吨原油可炼,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积压。

④ 松辽油田的判断依据:“这里构造很多,成群成带,已经发现40多个构造”“构造面积也很大,而且葡萄花、高台子构造上也见到了油” “油层也很多” “含油的层位比较稳定”。参见《 余秋里康世恩大庆石油会战时期讲话选编》,中共大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92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