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文明进步的动力。从木材到煤炭，再到石油、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伴随着能源形态、技术与结构等要素的升级，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产生了愈加深刻而广泛的依赖，能源已超越其本身概念，与环境、经济、政治等领域的重要议题紧密结合，通过多媒体、多渠道、多层面反复传播、相互交叠，构成了具有复杂网络联系的话语体系。 ^[1]

话语体系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外在的表达形式，既关系到话语主体在国际社会网络中的权责关系与身份构建，又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影响力制约，更反映着一国一域的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 ^[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的生产同时受一定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并进而指出，“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 ^[3]。福柯的话语观突破了纯语言分析框架，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话语作为权力的概念。 ^[4]郑世高从批评话语的角度指出，如果话语的生产者是国家，就需要将国际关系进程中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变化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纳入到对话语的考察中来。 ^[5] 在能源领域，赵秀凤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出发，将能源话语表述为“围绕能源（或特定能源品种）的生产、运输、消费、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等诸多议题而产生的话语” ^[6]66，可以表达并构建能源与人类社会或自然的关系，具有社会性和政治倾向性。翟石磊分析了西方涉华能源话语体系的表现与特点，提出中国要在能源议程设置方面突出主体性，同时要在全球视野下，构建中国能源话语的独特性。 ^[7]47

近年来，气候变化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化石能源向以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转型，与之相关的技术结构以及管理等主体要素不断变革，并在国际能源议题设置、合作路径与利益博弈中体现出来。 2020 年 9 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布将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进入秩序多元、话语重构的“后全球化时代”，国际话语权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8]。作为中国话语体系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延伸，中国清洁能源话语体系所承载的立场、观点等意识形态值得认真研究。话语主体既要关注国际舆论发声、推动全球气候与能源治理新秩序建设的外部属性，又不可丢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底色，应尽量在二者间找到平衡点，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参照赵秀凤^[6]63-77、蔡禾^[9]对能源话语的界定，可以将清洁能源话语体系定义为:围绕清洁能源政策规划、实践活动以及意义价值等议题形成的话语体系，其由“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 构成，是中国特色清洁能源形成、发展与前景的“ 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的外在表达。在分析新闻报道、政策文件、演讲辩论等文本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清洁能源话语体系建构的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与价值维度。其中，内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话语是实践话语的出发点，而由重大工程技术创新所代表的清洁能源生产、运输与消费等实践，勾勒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及全球携手合作的价值话语，三个维度的能源话语体系形成递进联系。结合新闻议题设置、表达方式创新、传播平台争取等，本文讨论如何通过清洁能源话语体系构建，为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打开新的话语空间，塑造更普惠、创新和开放的中国能源新形象，进而提升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二、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内蕴的理论话语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10] 作为话语体系支撑层，理论话语对清洁能源的本质和规律做出解释，它既来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探索，又来源于实践的经验积累。吴涛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生态政治学相结合分析得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不断地满足与维护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且尤为迫切的生态需要，就是要不断地增进与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且尤为迫切的生态安全与生态幸福” ^[11]。中国清洁能源理论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内蕴，其内涵是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探求消费端公平、供给侧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把高质量发展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12]

能源转型是一个能源体系重塑的过程，涉及能源技术、市场安排、监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消费行为等方面，而非仅仅是能源系统内部主导地位的更替。例如，从供给侧来看，清洁能源的替代并不只限于工程实践，还面临着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革新; 从消费侧来看，居民生活消费对能源产品依赖度高，但此类产品又具有较强的价格刚性，这就导致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而能源经济政策必须兼顾社会公平。 ^[13] 想要解决这些层面的矛盾，必然要求国家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在政策规划与制度制定方面一以贯之、统筹兼顾，实现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增强能源供给侧改革力度，制定公共政策来弥补市场扭曲和失灵所带来的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公共服务保障缺失、基础科学研究不足等短板，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做出全盘规划考量。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扶贫减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截至 2019 年年底，众多能源央企参与“光伏扶贫”项目，累计建成 2 636 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遍及中国近一半建档立卡贫困村，惠及 415 万户，每年可产生 180 亿元左右的发电收益; 国家电网投入 285.2 亿元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电网建设，实现了除西藏地区外自然村全部通动力电。 ^[14-15] 这一实践反映了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坚定步伐，离不开 “共同富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能源国有企业担负着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责任，必须承担发展的成本，以满足能源公平的需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在资本增值、财富增长、异化消费等需求方面相抵触，加之资本的全球流动、国际能源通道掌握、能源商品定价权获取等因素的影响，其能源政策存在周期性变化和非连贯性的特点。例如，奥巴马政府于 2015 年公布《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最终方案，表示到 2030 年美国发电厂碳排放量要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32%; 而 2017 年特朗普执政后，在国际层面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放弃全球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的领导权，在国内通过行政命令废除了《清洁电力计划》 等相关法令、规定，增加化石能源补贴并放宽环境审核标准^[16-17]; 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安全化策略”理论论证了其能源新政的必要性，其目的是以“保障美国能源安全”“美国优先”理念来迎合国内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呼声，以巩固其竞选大本营^[18]。

中美行为差异的背后，是动机的差异，中国追求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人民利益性”，而西方私有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致力于维持一种等级化或排斥性的国际关系或架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但在国际能源话语场域，由于中国的理论话语长期引入西方的概念、判断、观点和表述，导致了话语主导权被动的局面，“国内媒体紧随西方媒体的议程，要么构建出一个骄傲的、自信的能源消费大国的形象，要么对西方的指责给予批评” ^[7]45。

习近平指出，“更深层次地看，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 ‘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 ^[19]。清洁能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能源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对碧水蓝天和能源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将清洁能源发展议题放置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视角下展开，既驳斥了西方国家将引发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 指向发展中国家的论断，也阐释了中国平衡人与自然、自然与能源等多重关系的理性抉择，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能源观、能源思想、能源战略等的认知通道。

而要实现清洁能源理论话语的广泛传播，中国还面临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阻力，要加强外部认同的话语建构，就要在表达方式上尽可能贴近对方的认知图谱和社会语境，以寻求更广泛的了解与认同。首先，能源企业在海外已进行了一系列实践，要鼓励企业与民间组织发声的积极性，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中国故事”; 其次，重视学术影响力，通过专家和智库机构等，让相关理论突破意识形态和文化圈层，不断增强理论话语的生命力。

三、 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土的实践话语

郑世高指出，话语赋予实践意义，为实践打开行动的空间，而成功的实践会增强话语的说服力，并促进话语的制度化。 ^[5] 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过程，既是新信息、新技术、新材料的创新过程，也是规模、技术以及人力等优势积蓄的过程。清洁能源实践话语随清洁能源创新发展而形成，其构建也要立足于创新这一核心，使创新成为清洁能源所蕴藏的原创、独立与自信等价值的叙述着力点。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安全”，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构建现代能源体系” “提升重要功能性区域的保障能力”“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中国能源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为主向“创新、主导”加速转变。 ^[20] 尤其是近年来，一方面，中国抓住数字化机遇，开展新能源智慧运维等技术攻关，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球电力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愈来愈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将清洁能源实践话语置于国际能源结构升级转型的框架下讨论、以全球化视角审视话语所蕴藏的中国高质量发展路径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地理气候条件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又是一个“并联式” 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交叠共存，以此为基础的清洁能源实践活动若是脱离生产要素禀赋，就容易造成“为新而新”的误解，相关话语也会因为离开实际国情成为“悬置性独白”。因此，中国清洁能源实践话语的内涵，是在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土的视角下，在国家对能源工业大系统演进的把握中不断生成、发展和传承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身想法转换为现实”的创新追求。 ^[21]

以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为例，简要说明在实践话语建构时，如何将世界领先水平的自主产权、技术成果与国家需求相融合。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和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内，是国内首个全国产化机组的水电站，也是世界首个单机容量机组突破百万千瓦的水电站。习近平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 的国家重大工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 ^[22] 这一世界级科技创新成果并非“一日之功”，它所彰显的是中国清洁能源创新跨越 30 年的面向世界、立足本土的实践进路。

其背景要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三峡工程论证时，国务院重大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三峡工程重大装备科研攻关项目列入“六五”到“十五”连续 5 个国家“五年”计划当中。 ^[23] 在此战略指导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先后开展三峡工程、溪洛渡、向家坝 3 座巨型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历经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和深化拓展创新 3 个阶段，逐步实现了 700 兆瓦级以上巨型水轮发电机组、高压电气设备、调速系统及控制系统等关键水电装备的国产化^[24]，为单机容量百万千瓦机组奠定了技术积累。加之，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山脉高达 3 000 米，水头高达 200 多米，由于地势落差极大，只有大容量机组才能更加适应工程条件、合理高效地利用水资源，这为单机容量百万千瓦机组创造了适宜条件。

白鹤滩水电站秉承“水利兴国” “治水兴邦”等理念，在国家意志引导和机制安排下，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在广泛而开放的国际合作中，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在实践中取得重大成果的创新突破。从“面向世界”的视角来看，白鹤滩水电站无论是整体成果，还是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和标准建立，都是构建自主创新国际认同的重要例证; 再从“立足本土”的视角来看，水电站诞生于“西电东送”的国家战略背景之下，这一国家级战略成果通过扩大和优化电网结构，缓解了东部地区电力紧张局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电力和经济的发展^[25]。从此案例可看出，国家战略与工程实际的结合考量，正是能源创新实践的动力源泉。

房琳琳认为，由于科技创新极少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很难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科技新闻特别是国际科技合作、硬科技成果等在对外传播资讯落地外媒时，拥有先天“ 免检” 的特质和优势。 ^[26] 然而，笔者通过梳理《纽约时报》《能源》等媒体相关报道发现，大多数对外报道并未对白鹤滩水电站这一重大科技创新的诞生背景、内在逻辑和叙事进行深度解读，部分还将水电站作为“配角” 置于中国干旱、缺电等负面报道中。例如，路透社仅对白鹤滩进行简短消息报道，而未对其技术创新进行介绍^[27]; 《纽约时报》则提出，尽管中国的化石燃料消耗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多，但其对电力的强烈胃口仍在变大^[28]。在这些报道中，白鹤滩水电站仅作为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投资的案例出现，相关实践意义和技术创新也并未被提及。由于缺乏富有感染力、洞察力的实践叙事，白鹤滩水电站难以在国际传播中形成“破圈”效应。这也说明，没有一套详尽且认同感强的实践话语的支撑，即使是世界级创新成果也难以打开传播局面。因此，实践话语主体应注重叙事场景的广度与厚度，在文本生成上注重挖掘细节、增进情感，也可充分利用数据、场景、动画以及游戏等新的叙述手段，进行更契合新媒体气质的表达。

在“双碳” 目标指引下，中国能源系统向低碳化、分散化和智能化转型，无论是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还是新型储能系统领域，不少成果已达到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例如，全球最大单机容量海上风电机组、钙钛矿技术等，为实践话语提供了丰富素材。段宇萍等对 2004 年以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超过 1 亿美元的项目进行统计，结果表明，能源类和自然资源类投资占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 70%左右。 ^[29]在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和开发增多的背景下，新闻媒体应主动学习并充分利用“双碳”目标下所积累的大量话语实践，以海内外清洁能源技术突破、工程建设以及企业创新等案例为切入点，讲细讲好清洁能源 “创新”“智造”的故事，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中国能源新声音。

四、 彰显能源普惠与生态友好的价值话语

在温室效应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气候问题正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深度关联，各国围绕“ 碳排放权”展开政治博弈，并由此形成“碳政治”。强世功指出，对于在国际话语体系下形成的“碳政治” 而言，中国缺乏的不是具体的主张和谈判策略，而是统摄这些主张和策略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为这套国家战略奠定正当性基础的话语系统。 ^[30] 目前，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电、热生产活动仍是全球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但国际能源治理正从以国际原油供需为绝对主题，转向纳入化石能源供需、能源低碳转型等在内的一系列议题上来^[31]; 清洁能源价值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中国在国际能源话语场域中长期被赋予的“ 能源饥渴” “能源威胁”等负面形象。同时，由于人类面对气候变暖所处的价值层面的基本困境与诉求是相通的，故而，内涵着“包容互鉴、贵和利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中国理念、文化观点的价值话语，将为国际媒体受众提供新的权责视角，助力中国在气候问题的倡议与行动中赢得更广泛的舆论支持。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进行生态资源配置，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生态掠夺与污染转移; 同时，在本国通过向高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转型，推动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脱钩。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绿色转型”话语建设，通过“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 “净零排放” 等议题提升其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认同。中国并未通过全球生态配置进行成本转嫁，而是通过在本国开发新能源、调整产业结构、革新产业技术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但由于相应的话语内容缺乏案例挖掘、话语技巧与舆论支持，往往很少被国际话语场域所接受或重视，甚至会造成个别国家的猜疑与抵制。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32] 这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话语场上赢得了宝贵的主动权。

首先，“双碳” 承诺是对发达国家的有力回应，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将“高碳国家” “高碳经济”等标签指向发展中国家，再运用其所主导的话语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予以限制和打击。事实表明，虽然欧美国家之间也会在某些“低碳”经济或技术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但其高度依存或一体化整体关系，构成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等级性和排斥性“绿色壁垒”。 ^[33] 而中国不仅加大新能源制造供给力度，通过创建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和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机制，积极为全球能源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33]; 还依托在大规模新能源并网运控、新型储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积极参与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等能源领域国际组织，开展技术标准分享，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壁垒^[34]。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技术封锁不同，中国的一系列行动都彰显着“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5]的价值追求。随着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 的步伐加快，跨国能源合作越来越普遍，“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 “缅甸中部光伏项目群” “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等跨国能源合作所体现的“与邻为善”理念，是价值话语构建的源头活水。话语主体需深入挖掘个体案例在不同地域的利益结合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争取所陈述的事实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其次，“双碳” 目标是一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的、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36] 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推动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一方面，将服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引领能源电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能耗水平脱钩; 另一方面，将推动逐步建成以清洁电源为主体的供能格局，实现能耗水平与碳排放脱钩。相关政策、规划及行动所体现的资源集约、产业升级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涵，在相应价值话语建构中愈发重要。

2022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下发的 《以戈壁、沙漠、荒漠为重点地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中指出，到 2030 年，规划在沙漠、戈壁和采煤沉陷区建设风光电基地总装机约 4.55 亿千瓦。基地化、规模化建设风光大基地更利于资源集成，将助力构建新能源发电、生态修复、帮扶利民、生态旅游、荒漠治理等多位一体的循环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必然挤压生态环境的主流能源观面前，以上案例所彰显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突显了解决经济与环境矛盾的中国智慧。近年来，“光伏+水污染治理” “绿氢技术” “新型储能技术”等案例越来越丰富，话语主体应关注相关议题设置，深入挖掘低碳产业所蕴藏的生态友好内涵。

综合以上分析，在清洁能源话语的三个维度中，价值话语涉及国际合作、工程项目、产业技术等，涵盖内容最为广泛，其中“包容互鉴、贵和利群” 的思想，彰显了人类意识形态层面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兴则文明兴”则包含了生态惠民、利民、为民的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观，二者都是对以“零和博弈”观念为底色的能源现实主义的反驳。

目前，中国倡导绿色“ 一带一路” 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正积极努力成为区域能源转型升级的引领者、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者与传播者、绿色产能合作与产业融合的推动者。话语主体应避免将思想强力浓缩的政治口号运用于国际话语场域，“像 ‘只有一个地球’ ‘ 我们共同的未来’ ‘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等标语口号，也会产生一定的世界性社会政治动员效果。但不难设想，基于这种话语认知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努力，未必能够顺利转化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自主性积极行动” ^[37]; 而是着力于叙事本身，以将日常生活与国家宏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将“陈情”与“说理”、“自己讲”同“别人讲”有效结合，娓娓道来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以更具亲民性的内容争取群体文化认同，赢得国际社会的共情与肯定。

五、 结语

加强清洁能源话语体系构建，不仅关乎中国更好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目标，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本文多聚焦于清洁能源理论、实践与价值三个维度的话语内容生成与案例分析，对于话语技巧、形式创新和平台构建的论述较少。新闻媒体作为话语传播的“主力军”，应立足“双碳”目标所带来的清洁能源发展宝贵契机，推动更多、更立体的清洁能源领域“中国声音” 传播，同时应积极设置议题，统筹多元化发声渠道，积极参与到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当中，凝聚国际清洁能源内蕴的思想、行动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