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 这个条件即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创新和创造性转化。 “现代政治实践表明，文化对政党组织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 ^[2] 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孕育并引导制度的生成、发展和完善，文化观念是制度形成的依据之一，制度直接展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鲜明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因子。

一、 “大一统” 思想:革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文化智慧

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简称党政关系，是政党获取、参与和运作国家政权的一种政治形式，反映的是各阶级间、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这一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各个政治力量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要素。相较于旧式党政关系存在政治运作效率低下和国家治理质量不佳的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执政—参政”机制既能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也能保证民主党派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彰显了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优势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吸收“大一统” 思想的合理因子，建构新的政党与国家关系，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中首次出现这一表述，即“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自古以来，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上不断的民族融合，使得我们这样一个超大体量的国家内部有着程度很高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复杂性，客观上增加了治国理政的难度。在古代各方面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适度集中成为维系这样一种文明的客观需要。 《周易略例 ·明彖》有言，“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进而才能实现“繁而不乱，众而不惑”。这充分说明，在文化多元、力量多元、社会多元的体系当中，既需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文化，又不能因为“统”而去排斥或替代其他的样式的思想或文化的存在。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断，缔造了“大一统”秩序格局下的“多元化”存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大一统” 的思想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特征，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这一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列强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一统”思想从原来维护封建王权延续上升到对民族、国家存续的关切，成为中华民族企盼再次统一和复兴的文化因子。在当代，“大一统”思想与费孝通论述中华民族格局时提出的“ 多元一体” 理念^[3]紧密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一”的概念被运用于各个领域，使中华民族形成“一”的整体思维方式。 《墨子·尚同》 提出了“一人则一议，二人则二议，十人则十议······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的观点，而解决方法是“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但中国文化追求的“一” 又是多中之一，而非万马齐喑，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 郑语》）。 “大一统”思想的积极因子就表现为坚持 “多元中的统一和统一中的多元” 的辩证统一，即 “多元一体”。简单而言，就是要保持“多元一体”的存在秩序和格局，在多元中维护统一，在统一中鼓励多元。面对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实际，中华传统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兼容并包”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明方孝孺在《复郑好义书》 指出:“所贵乎君子者以能兼容并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见，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由此来看，“兼容并蓄”意为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汉刘向所著的《说苑·君道》一文认为:“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蹲节安静以藉之，谏者勿振以威，母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 据此，“博采众长”就是指广泛认识和采纳不同主体的优点，或从多方面吸取各家的长处。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的基本思想，推动多党合作质量的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政治制度层面全面承继了 “多元一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精髓。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的模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长期执政的党，还是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各项事业的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4]。这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政局的稳定性，使国家政权免受政党轮替引发的动荡。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仅保证“一”，也着眼于维护“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精髓和核心要义。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5]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一方面恰如其分地阐明了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架构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两个先锋队性质，可以代表和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体现的就是执政党执政基础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另一方面也恰当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与统一，既兼具各方共性，又充分保留了各方的优势和个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6]15; 同时，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通过各种方式，在重大事项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向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这种决策方式使党和国家决策更加贴近民生、符合民意、体现民需、集中民智，实现了科学和民主决策。在新型政党制度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道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进行长远规划。各个党派秉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各抒己见，又形成统一意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以制度化的决策、协商和监督方式，保障国家治理高速、高效和高质量运行。

“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成分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民主党派为多元^[2]。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始终坚持 “多元”基础上的“一体”，这有利于团结统一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充分调动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界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共建共治共享，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国家权威的碎片化与国家权力的离心化，凸显党的一元核心领导和多元参与共治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这样一种鲜明体现 “多元一体”的政党制度架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政权，并对不同声音、不同力量、不同具体利益诉求者在道德容许的范围内加以包容、宽容^[7]，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规划的长远性和治理的有效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8]

二、 “公天下” 思想:更新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文化精华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简称党社关系，通俗地讲，就是党民关系或党群关系。政党以社会为基础，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并引领社会发展。在以民主为表征的现代政治时代，党社关系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关系类型。相较于旧式政党制度代表的是“少数人”和“部分人”的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 “反馈—整合”机制既能反映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呼声，又能够有效实现利益的协调和整合，能够最大程度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彰显了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公天下”思想。

在以“公天下”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这一制度的各个主体最大限度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在“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之下，具有“尚公”品质的中华民族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和先公后私作为提升道德境界的信条，建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状态就成为中国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和志向。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天下为公”着重强调的是崇尚公义精神，去利怀公、去私尚公，为政以德、夙夜为公，把实现圣王之治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 “以公治天下”成为中国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伦理。正是因为中国的有志之士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富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责任，才使得古老的华夏文明虽历经重重磨难，但仍能在当代表现出勃勃生机，中华文明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近代以来，面对外敌的侵略和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炎黄子孙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之心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康有为作《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等救国方案皆是用近现代的元素催动“公天下”思想的创新发展，进而从理论上破除宣扬“家天下”的专制统治。经过 1840 年至 1949 年的百年比较，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高度契合“公天下”的“大同”追求，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方案。

“公天下”理念时代化后，成为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力思想支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9] 《中国共产党章程》庄严宣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10]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党和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在这一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上，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是高度一致的。各民主党派能够有效联系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广泛利益代表性的有益补充。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为了共同的事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职能，积极联系不同行业界别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反映不同阶层的合法诉求。通过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人民可以在选举、决策、监督、协商和管理等环节实现当家作主，是真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能够更好地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拓宽、畅通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全面、真实、充分地反映各社会阶层人士的意见建议，具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调各方关系的优势。 ^[6]18-19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创制之初秉承的就是“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指向，是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别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长期实践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与建设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发展者。

“公天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和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体现为“公心、公利和公制” 三者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将“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一心为中华文明再次辉煌而奋斗，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这其中，“公心”是基础和前提，“公利”是目的和使命，“公制”是保障和途径，三者统一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之中，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8]

三、 “致中和” 思想:创新政党与政党关系的文化精髓

政党与政党的关系，简称政党关系，指的是一国之内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形成于各个政党之间的政治博弈，其本质是党政关系框架下的政党利益关系，反映的是具体国家各个政党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集中体现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状况，是政党政治乃至国家政治健康发展的“晴雨表”。相较于旧式政党关系不和谐导致政治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领导—合作” 机制既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各项事业的有效领导，也能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能够最大程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彰显了以和谐共赢为核心的“致中和”思想。

“‘和合起来’的逻辑进程，始终是一个基于主体自觉、自愿和自由的创造性的生生过程。” ^[11] “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因子之一，内涵十分丰富，渊源颇深，“和”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 《易经》认为万物协调，形成世界最高的和谐，即“太和”。而在儒家的哲学系统中，“和”与“中”有高度的一致性，追求的是平衡稳定的状态。 “致中和”就是达到不走极端、十分和谐的境界。中华民族崇尚“和合”，强调中庸之道。如儒家认为“中和，天下之理得矣” ^[12] “中和，道义由之出” ^[13]; 道家指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 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外篇·天道》）; 法家也有“和则能久”（《管子·白心》）的论述; 而墨家则将天下之乱的原因归为“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 “和合文化”使我们的思维跳出了“竞争、对立”的零和博弈局限，强调同体共生、互相依赖、相辅相成^[2]。 “和合”文化处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强调和而不同与和谐共生，孕育并不断滋养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制度的实现方式。不同于旧式的政党关系，在以“尚和”为文化基础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和谐相处，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与运行处处体现着和衷共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结构兼具民主集中、非垄断性、非竞争性和高度稳定性等特征，多元共存而一元统合，意志统一而协商共治，鲜明地呈现出了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和合”价值取向与理念。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和合作党的各民主党派，虽政党力量有大小之分，但二者在中国政治运作中相辅相成，和谐并存，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政治权威性，又兼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以及其他治理主体的平等性与多元性，协商共治、合作共治逐步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一党领导而不专权，多党合作而不倾轧，一党执政而不专政，多党参政而不分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内蕴的“和合”精神，以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将“致中和”作为道德追求的中华民族更加看重和谐而不是对抗，合作而不是斗争，团结而不是分裂，塑造了和谐型、合作型和团结型的政党关系。

第一，“致中和” 思想塑造了和谐型政党关系。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大千世界正是因为多样性而非单一性而精彩，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经 ·系辞·下传》），只有充分采纳各方的建议，才能形成共识，推动共同的事业前进。秉持“和合精神” 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道结束了近代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和派系乱斗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政治力量配合得当，和睦协调，共同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改革之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党和非党”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4]。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方针^[15]。这就鲜明地宣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要避免一党制的民主缺失问题，也要避免多（两）党制的恶性竞争乱局，深度诠释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一方面，“和”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上的一致性，这也成为各个政党能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 另一方面，“不同”指的是各民主党派联系不同的社会群体，代表不同的阶层利益，其纲领和活动方式有所不同，彼此存在着差异。在和谐型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尊重彼此的“不同”，通过协商消除误解，在保留差异性的前提下达成相互的理解，追求“不同”基础上的“和”，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营造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融洽关系。和谐型政党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广泛性、开放性、包容性。

第二，“致中和” 思想塑造了合作型政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存在是绝对的，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道德经·第二章》）。中华民族认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黄帝内经·素问》），“求同” 是 “圣人”的“治身”之道。面对多样主体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海纳百川”，儒家进而指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即“求同存异”。求同存异就是在承认和尊重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上，为了促成事物的不断发展，力求实现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革命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领导—合作”的政党关系，一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同”表现在各个政治力量有着相通的理想追求、共同的根本利益和一致的前途命运; “异”就是各个政治力量联系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具体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在坚持基本原则一致性的基础上，理解彼此差异，尊重各方诉求，协调相互分歧，共同合作，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同”是多党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异”是多党合作的客观现实和重要特征^[16]。在“领导—合作” 的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求大同，存小异”，画出最大同心圆，探寻最大公约数，不断丰富辩证处理多样性和同一性相互关系的合作模式。

第三，“致中和” 思想塑造了团结型政党关系。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 “团结就是力量”。在中华传统的“和文化”中，也有如“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易经·系辞·上传》）和“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的经典陈说，论述的都是“齐心协力是成事的基础”这一道理。在《尚书·泰誓》 中，周武王曾提出“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同心同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强调所有人团结一致，秉持共同的信念去实现同一目标。毛泽东曾指出:“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17]在新型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构建“同心同德”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统一的思想、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事业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同德、共襄盛举。” ^[18]新型政党制度的各主体一起高举团结进步的旗帜，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兴民兴邦” ^[19]。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延续了“和合” 文化的传统智慧，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不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团结’为经，以‘合作’为纬，以‘和合’ 政治智慧促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 ^[20] “合”的基础在于“和”，“和”为“合”提供思想指导。反映到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党派的党际关系上，即表现为党对各民主党派实施正确的政治思想引领; 体现于具体工作中，即是“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它们” ^[21]。这种“和而不同”的和谐型、“求同存异”的合作型和“同心同德”的团结型的政党关系，实现了对以“对抗、斗争和分裂”为本质的传统政党与政党关系的重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8]。

四、 结语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形式，除了由经济基础决定，受政治体制规制外，更深层的影响来自文化传统。历史一再证明，越是文化传承悠久的国家，政治制度越要符合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 同时，越是扎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越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 ^[22] 中华传统文化是滋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沃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鲜明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每个人都成为向善集体中的一员，遵守共同的伦理道德，维护集体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我，推崇“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而否定“见利忘义”的行为。建构在这种文化之上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追求的是“大同” 社会中的 “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政党与国家关系的革新、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更新以及政党与政党关系的创新，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以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为运行逻辑，使一元性与多样性相协调、民主性与高效性相统一、契合性与发展性相结合，书写了带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故事，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