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4日, 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一方案的提出引起了学界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学习、讨论。2016年CNKI数据库中以“世界一流大学”或“双一流”为题的学术论文发表量明显上升, 2014和2015年的发表量在70篇左右, 2016年上升至269篇。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刊物对该主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如《中国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专门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组稿, 形成主题板块, 《高校教育管理》《比较教育研究》等刊物连续多期发表相关主题论文。从研究内容来看, 现有成果主要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及意义即“是什么”和“为什么”开展研究, 如郭丛斌对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进行了界定^[1], 丁学良指出大学的兴衰影响着国家的兴衰,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可以带动国家的兴旺^[2]。

现有的经验借鉴类研究成果中，借鉴来源方面多集中于欧美地区发达国家，如王长宇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3]，刘媛媛等以美国高校康奈尔大学为例, 总结其经验并提出启示^[4]。这些研究对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 欧美地区发达国家经历了较长的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基础比较扎实，而中国如何跳出起步较晚、基础较弱等劣势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现有经验借鉴类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展开, 如柯文进等围绕薪酬体系开展借鉴研究^[5]。虽然具体维度的经验研究提升了借鉴的可操作性, 但系统性、本源性思考和规律性认知有待加强, 特别是需要跳出具体操作层面的观察, 避免陷入技术理性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为此, 还应寻找更加契合中国国情的借鉴来源, 并着眼于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开展经验研究。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虽然不长，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其一流大学建设的赶超速度惊人, 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超越了发展阶段说和原始积累说的思维框架,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世界排名的惊人跃升。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仅用4年时间(2010年至2014年)就从第174名跃升至第76名。^[6]在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更是以极快的速度分别跃升至全球第12名和第13名。^[7]即便是2000年新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 也是从建立之初便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目标, 并跳过漫长的积累和成长过程,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在UT Dallas公布的2007—2011年全球商学院排名中, 新加坡管理大学商学院在亚洲排名第3, 全球排名第52。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布的2011年全球金融学排名中, 新加坡管理大学排名亚洲第2, 全球第25。^[8]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新加坡为例而不是以新加坡某高校为例, 是因为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不是某一所高校独立完成的, 而是在整个国家的整体设计和强势推动下完成的。与欧美国家高度市场化和社会化的高等教育体制相比,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体制与中国更为接近, 即都是国家推动和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借鉴视角和维度方面, 笔者认为对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借鉴不能停留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细节上, 更应去思考其基本思维和整体设计。

笔者认为, 新加坡能在短期内取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大突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正确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及其核心构件, 即“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管理”; 二是立足全球化和世界格局, 坚持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国际化的资源配置和国际化的合作交流; 三是研究密集型的办学定位和最大限度的鼓励创新。

为了完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顶层设计, 新加坡政府曾邀请日本、美国、欧洲知名学府的11位专家组成国际专家小组为其提供建议，并邀请麻省理工大学20名教授对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工程学课程进行评价并提供建议。其中,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提供了三条中肯建议:第一, 减少可能影响学术研究工作的任何官文; 第二, 选拔学生的原则不是成绩最好, 而是最聪明和最具有创造力; 第三, 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顶尖水平的教师。^[9]这三条建议实际上包含了世界一流大学基本架构的系统设计, 回答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本源性问题, 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最重要的是什么。

Pak指出, 高等教育这种利润丰厚的知识密集型行业若想在国际上获得快速增长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全球人才争夺战的背景下,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人才。^[10]280-293这一表述很好地诠释了新加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对“一流的教师”的理解。

第一, 在教师招聘方面, 新加坡政府用慷慨的研究经费和极具吸引力的报酬吸引了相当多的国际顶尖教授。其中包括生物学家悉尼·布雷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曾在马里兰州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过的美国医学研究员尼尔·科普兰和南希·詹金斯等。^[10]280-293近年来, 新加坡又将猎头方向瞄准年轻的外国学者, 2011年, 新加坡政府从174个申请者中挑选了11个外国年轻科学家加入到他们的高校科研队伍, 并承诺每5年给予3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10]280-293慷慨的资助和较高的薪酬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高校短期内跃升为世界顶尖大学提供了巨大能量。

第二, 在教师考核方面, 新加坡高校同样是坚持“非一流不可”的原则。南洋理工大学的师资管理中规定, 新进教师在特定年限内(一般是6年)必须完成从助教到副教授的职称晋升, 否则就只能解除聘用合同。实际上, 尽管学校引进的教师已经非常优秀, 但职称评定中能够顺利晋级为副教授的教师比例不足20%。诚然, 如此高标准的要求也带来了教师职业压力剧增、师资不稳定等副面效果, 但在全球范围内激烈的大学竞争中, 新加坡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 且这样的考核措施的确对教师学术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需要世界级大学的顶级学者, 还需要吸引世界上最好的学生。首先, 新加坡给出减免学费和高额奖学金等优厚的招生政策, 并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一流”的生源。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的生源结构来看, 来自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在高校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半数。这些学生的招收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把关, 始终坚持“非一流不可”的原则。例如, 在本科生招生中, 新加坡与中国湖南、四川等省份的高中甚至初中加强合作, 选择品学兼优、综合素质拔尖的学生, 通过减免学费和给予奖学金的方式吸引他们到新加坡来就读。与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相对应的限制条件是毕业后需要留在新加坡服务3年以上方可回到原籍国。事实上, 这不仅有利于招收一流学生, 更巧妙地缓解了新加坡人才和技术型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尽管新加坡部分本土居民认为这些“外国人”抢占了他们的职位和机会, 并且认为这些人没有为国家尽义务就享受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红利，但新加坡政府坚持认为这些“外国人”对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并在这一政策招致国民不满和反对党攻击、甚至一度影响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的支持率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这一政策。

同时, “一流学生”的理念还涉及新加坡本土基础教育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生源储备和支持。为了提升本国生源的质量, 新加坡从初级教育开始就强调好奇心、创造力的培养。1997年，新加坡政府提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规划, 减少小学到预科层次的课程内容, 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投入到思考技巧的培养上, 并扩大评估范围, 加入跨学科课程。^[11]126同时, 规划还提出一个完整的素质能力明细表, 包括主观能动性、沟通技巧、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科研能力等。^[11]127这些措施结合新加坡从小学到大学多次分流的人才培养制度, 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良好的生源储备。

“一流的管理”是破除僵化的行政程序和公文束缚, 其目的是使“一流的教师”能够集中精力工作、“一流的学生”能够更好地投入学习。

“一流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理顺政府和高校的关系,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尽管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政府始终是强势的推手, 但这并不代表会束缚学校的自主发展。为了保证大学自治和自主发展, 政府允许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建立法定的董事会, 公司化为大学提供了人才招聘与学生管理等方面预算上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尽管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政府, 但其也有自己的捐赠基金项目, 并且大学也会积极寻求替代性资金来源。为了保证大学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 新加坡政府通过质量保证和审计制度对其予以监督。自由发展和合理监管间的平衡是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非常值得借鉴的管理经验。

同时，新加坡大学管理的去行政化非常明确, 其宗旨在于让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远离琐碎的行政工作，以保证他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精力投入。与中国高校相比, 笔者认为新加坡高校去行政化之所以能够实现, 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大学的行政人员没有所谓的行政(或事业)编制, 其引进、评价和退出等管理机制均参照企业员工管理; 招聘行政人员时尽量避免应聘者与招聘部门的领导或教师存在亲属关系; 行政人员的配置相对充足, 即使是一个教学系也会配有3~5名行政人员; 强化行政人员的服务和辅助职能, 而弱化其管理和控制色彩; 行政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效率以及师生对服务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决定行政人员的去留，一旦有教师或学生投诉, 行政人员将会接受调查，并被批评甚至辞退。

与亚洲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相比, 新加坡在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国际化的资源配置以及国际化的合作交流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 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鲜明的优势就在于其对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态度和思维。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建设的国际化采用的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连续性思维, 并将自身定位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输入国、学习者和国际化高等教育服务的接受者。目前中国大部分高校的做法仍然是将教师和学生送到欧美等地区发达国家留学或者加大支持力度引进具有海外经历的学者或毕业生, 这使得中国高校在国际化方面处于被动地位。不同的是, 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采用跳跃式思维, 突破了阶段式发展轨迹, 采用高规格、大手笔的策略强势推动国际化, 新加坡政府出台的《战略经济规划》将其表述为善于使用“全球资源、全球技术、全球人才”。^[11]1301996年, 新加坡政府宣布推行国际化计划, 提出把新加坡变为国际教育中心的设想。这一大胆的设想体现了新加坡政府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眼光, 也成为新加坡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首要前提。

无论是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还是较晚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它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的共同点是遵循国际化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以世界顶尖教育品牌为价值引导来完成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笔者在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多位知名学者时获悉, 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建成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人才招聘、评价、晋升体系和学院及科研团队建设及评价体系等均努力遵循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等国际认可度较高的评价标准，即“瞄准世界一流大学标准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同时, 新加坡大学在基础设施、教师薪金和日常管理制度等方面都采用国际通用或受到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标准来投入和建设。如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优秀的教育人才和高层管理人才，努力简化科研成果转换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流程，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 等等。在薪资方面, 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工资为例, 其平均月薪约1.5万新币, 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 这几乎是国内同职称教师的10倍。在福利和生活保障方面, 新加坡为引进的国际教师提供非常完善的生活配套, 包括提供宽敞舒适的住房、保障其子女可以就读符合其文化背景和偏好的国际学校等等。这样的薪资和福利完全可以保障教师有尊严的生活, 也促使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事业当中去, 当然也有利于保证新加坡高校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一流的人才。

为了弥补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大学科研方面的差异, 新加坡创建了65万平方英尺的研发平台, 吸引国际顶尖的研究密集型机构与新加坡大学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如与麻省理工大学合作开展传染病防治等研究, 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合作开展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与北京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开展太阳能和节能建筑系统研究。^[12]截至2008年, 新加坡已吸引了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多所世界著名高校在新加坡设立分校。其逻辑是, 尽管它们自身还不完全具备高水平国际化的能力, 但它们可以努力搭建一个国际化教育平台, 吸引国际著名高校与当地高校合作、吸引国际著名学者为其提供国际化高等教育服务。通过与国际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弥补起步阶段基础薄弱的短板并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整体水平, 是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比较讨巧的做法。

在中国高校仍在为教学和科研孰轻孰重、行业性和地方性高校如何定位而纠结徘徊时, 新加坡早已吹响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号角。它们从一开始就将办学定位明确为“研究密集型”, 并将鼓励创新作为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它们深知, 资源和劳动力都不是新加坡的强项, 唯有研究型大学才有可能培养出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 唯有拥有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方有可能使其在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占领有利的地位。

与国内研究型大学的定位不同, 新加坡提出研究密集型大学旨在强调其研发工作特别是顶级研发工作的重要性。新加坡的大学教师同样需要发表论文, 但重质不重量。教授的职称评审与论文数量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更看重教师职业生涯积累的影响力, 包括论文影响程度、所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等。^[13]320新加坡的科研项目通常也分为基础研究项目和应用研究项目。其中, 基础研究项目要求与美国、欧洲等地区海外学者合作, 研究成果通常要求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 应用研究项目的成果通常要求对公共政策有重要影响或引领新产品、新流程的应用。另外, 由于应用研究项目的经费通常是由企业提供, 其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提供服务, 因而企业也会监督科研经费的有效使用。^[13]321为了支持研究密集型大学这一定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建有大批研究中心, 政府对这些研究中心投入巨额经费, 且给予的时间环境相对宽松, 不要求短期内出成果或多出成果, 而是要求出国际顶尖成果。

为了保证创新型人才培养, 新加坡除了加强高校学术研究和吸引具有创造力的生源之外, 还强调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严格区分。新加坡不赞成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将一般性职业教育学院升格为大学的做法。它认为职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中层技术人员、监督人员和管理人员; 大学的教育目标则是培养高层次专业人员、经理、规划者和研究者。^[11]1291999年,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执行校长任主席的12人委员会完成了高等教育研究报告。报告强调“好奇心、创造性、进取心、领导才能、团队合作和顽强精神”是大学教育应传递给学生的必备技能; 报告还提出建立一种大学入学制度, 让学生明确看到学校对个人特性的期望; 并认为入学标准必须与小学、普通中等学校和专业学院所进行的“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的实践保持一致。这些政策与双语教育相结合, 为新加坡高等教育培养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对中国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 在借鉴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验时应重点思考以下问题。

在借鉴新加坡经验时, 不应仅仅看重某方面的具体措施、走入“管中窥豹”的误区, 而应着眼于整体视角, 思考世界一流大学的全观性设计。新加坡高等教育和大学建设之所以投入巨大, 是因为其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事业放置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在新加坡建国之初, 受英国殖民地时期愚民政策和对教育放任自流的影响, 新加坡不仅高等教育羸弱, 就连基础性国民教育都非常落后, 国民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低, 文盲比例较高。在这种形势下, 新加坡政府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加大教育投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国以来, 新加坡政府从未放弃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们的国家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贫瘠, 又饱受内忧外患, 我们有什么可以使这个国家立足和兴旺发达?”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唯有以人才来弥补天然资源匮乏的劣势。但是怎样才能有优秀的人才?只有靠教育, 靠一流的教育培养一流的人才, 靠一流的人才来建设国家。^[14]正是这种将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大学建设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心态成就了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自李光耀时期开始, 新加坡政府持续投入巨资兴建大学, 并始终将高等教育和大学建设作为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中之重来抓。“持久的、几乎是强迫性地重视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国家发展在教育政策决策与规划中占主导地位”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11]136

笔者认为, 借鉴新加坡经验时不应停留在具体操作和技术层面, 而应着眼于本源性思维, 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构件。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初, 首先通过广泛的征询和讨论, 将“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管理”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构件, 此后所有的举措都离不开这些核心构件。这一思路和做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任务分解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目标替代现象。全球范围内招聘教师和招收学生、大手笔的经费投入、国际高标准的硬件设施配置等举措均是紧紧围绕“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管理”这三项核心构件。比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 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本源性思维更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在落实过程中, 可能存在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和行政强势推动等问题, 但我们最缺乏的却是从本源上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最重要的是什么, 本源性思维不仅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而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都有借鉴价值。

新加坡经验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依据在于, 新加坡与中国类似, 两者在高等教育方面都属于后发型国家。那么新加坡是怎么在短期内建成多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呢?笔者认为, 超越发展阶段说和原始积累说的思维框架、着眼于后发优势和跳跃式发展路径, 是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中国高校谈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比较容易陷入原始积累论, 往往认为我们基础薄弱、现实情况不允许等等; 或者陷入阶段发展论, 认为要先做大、再做强。殊不知看似顺理成章的“从大到强”, 反而比“从小到强”还要经历更痛苦的“蜕变”。从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来看, 所谓后发优势，一是避免走弯路, 二是因为后发所以少了很多积重难返的顽疾。从这一角度出发, 国内建校时间不长、规模不大的高校更应抓住这一后发优势。

当然, 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并非完美, 例如, 外国人才涌入对本国人就业及福利等方面的利益冲击、排名压力导致学术评价标准存在一定的功利倾向、人才流动性过高可能影响人才队伍的结构稳定等等。但总体而言, 新加坡多所高校短期内进入世界一流高校之列、新加坡坐拥狭小的领土面积却凭借着在全球经济和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这些事实是对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果的最好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