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 各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新型的国际贸易形式尤其是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也就是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水产品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贸易对象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局部区域的水产品种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因此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随着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也随之增多。Falvey、Helpman和Krugman以成因和利益为视角, 提出了针对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框架[1-2]。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中国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也重视起来, 涉及工业制成品、农产品、高技术产品及服务业等各个领域, 美日等贸易大国及东盟等重要国际组织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王三兴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得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的驱动因素会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别[3]; 刘雪娇运用Grubel-Lloyd指数(简称G-L指数)和GHM指数分析了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结构以及影响因素[4]; 韩永辉、贾妮莎基于Falvey和Fukao建立的模型对零部件和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细化和区分, 得出中国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存在迂回贸易, 需要从新视角进行解释[5]; 张玫、霍增辉通过测度产业内贸易程度和国际竞争力水平分析得出中国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和国际竞争力之间的互动关系[6]; 孙莹、耿心怡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得出中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不均衡、大而不强的结论[7]; 任文香、王福林通过数据测算认为中美两国的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优势[8]; 陈巧慧、戴庆玲运用产业内贸易静态和动态测算指数及分类指标, 对中国与日韩之间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分析[9]。
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中欧产业内贸易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王国安、范昌子基于产业内贸易理论对中欧之间的贸易进行了互补性研究, 得出中国和欧盟存在较强互补关系的结论[10]; 邵玲、谢建国分析了中欧制成品的贸易状况, 对影响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1]; 马静, 逯宇铎运用G-L指数和MIIT指数对中欧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测算, 并对中欧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12]; 杜运苏、谢正勤对中国入世以来的中欧分工格局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了影响其分工的因素, 认为入世后中欧产业内贸易呈现“南北型”的发展特点[13]; 胡玫针对中国和欧盟的产品贸易进行了互补性和竞争性分析, 得出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的结论[14], 说明中欧贸易联系日益密切; 丁秀飞、仲鑫对中国与欧盟27个国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 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 提出了相关发展建议[15]。目前中国学者针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在水产品贸易方面也有所涉及, 但总体较少。李京梅、冯丽对中国和挪威水产品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研究, 得出两国均以互补性, 挪威对中国互补性更强的结论[16]; 邵桂兰运用G-L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了中日之间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中国在双方水产品贸易中的竞争力[17]; 邵桂兰等运用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18]; 王义魏、刘志雄对中国和越南水产品产业内贸易问题进行了研究, 发现两国之间水产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 对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水产品贸易时到底是采用产业内贸易还是产业间贸易提出了建议。[19]
中国作为水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大国,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明显。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方每年的贸易量巨大, 二者之间的水产品贸易量十分可观。本研究将中国和欧盟28个(虽然英国已经脱欧, 采用的数据仍是英国未脱欧时的数据, 所以研究对象包括英国)成员国的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2000—2015年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测算中欧之间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这对于中欧之间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与欧盟水产品贸易现状 (一) 中欧水产品贸易发展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水产品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2000年中国对欧盟的水产品贸易总额只有4.679亿美元, 到2015年增长至21.194亿美元,见图 1。①
①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从图 1可以看出, 2000—2011年, 除2002年和2009年中欧水产品贸易总额相较于前一年有明显的的降低外, 其他年份均有明显增长, 总体上呈增长趋势, 且在2011年达到了顶峰, 为25.745亿美元。但是在2011年以后, 除2014年有微小的上升外, 其他年份的贸易总额相较于前一年均有明显的下降, 呈现下降趋势。从进出口的比重来看, 中国在中欧双方的水产品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 2000—2015年, 中国对欧盟的水产品出口总额占据中欧水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均保持在75%以上, 在2011年出口比重达到了最大值86.517%, 而进口比重一直在25%以下, 比重较低。因此, 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水产品贸易状况是不均衡的, 而且这种不均衡并未因为中欧水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而有所改变。
(二) 中国与欧盟水产品贸易结构根据中国海关和国家统计局采用的HS分类法, 采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HS1996的商品分类方法获取2000—2015年中国和欧盟水产品的贸易数据(各水产品所占比重见表 1), 包括以下分类下的数据:HS0301(活鱼)、HS0302(鲜、冷鱼)、HS0303(冻鱼)、HS0304(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肉)、HS0305(干、盐腌或腌渍的鱼、熏鱼)、HS0306(甲壳动物)、HS0307(软体动物)和HS1603(肉、鱼和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提取物、汁液)、HS1604(精制或腌制的鱼、鱼蛋和鱼子酱)。
从表 1可以看出, HS0304在整个水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最大, 占到贸易总额的1/2以上, 在2009年占到中欧水产品总贸易额的61.48%, 这是因为鲜冷水产品需求量大且易于储存和运输; HS0306的贸易量也较大, 但是它的交易量处于下降状态, 从2000年的31.37%下降到2015年的11.42%, 比重下降接近2/3, 说明这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减弱的; HS0303也是中欧水产品贸易的重要产品, 贸易比重是逐步上升的, 从2000年的9.91%上升到2015年的13.67%, 说明这类水产品的市场具有潜力,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逐步提高; HS0307的贸易量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虽然不稳定, 波动较大, 但其也是水产品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余水产品分类在水产品贸易中占比较小, 且波动不是很大, 总体上是趋于平稳的。
三、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及结构分析 (一) 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是进行产业内贸易驱动因素实证研究的基础, 因此, 研究将采用G-L指数[20]对中欧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算。其计算公式为:
$ B = \sum\limits_{i = 1}^n {{w_i}{B_i}} = 1 - \frac{{\sum\limits_{i = 1}^n {\left| {{X_i} - {M_i}} \right|} }}{{\sum\limits_{i = 1}^n {\left( {{X_i} + {M_i}} \right)} }} $ |
其中, B为中欧水产品贸易的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 Bi为HS第i项水产品在特定时期内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wi为HS第i项水产品的贸易额占水产品总体贸易额的比重, 用公式表示为
2000—2015年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结果见表 2。
① 由于中国作为发布方的数据存在较多年份的缺失,因此本研究采用的UNCOMTRADE的数据均由欧盟(U-28)发布。其中2014年,由于HS0302和HS1603出口贸易额数据的缺失,导致该年份这两项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无法计算获得。
从表 2可以看出,各类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在0以上, 说明中国同欧盟在这几类水产品的贸易中均存在产业内贸易。其中, HS0303和HS0306项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大多数年份的值大于0.5, 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HS0301、HS0302和HS1603项的水产品贸易指数波动较大, 部分年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 说明存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年份, 另外, HS0301项的水产品贸易指数在2009年以后均低于0.5, 说明中国同欧盟的活鱼贸易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HS0304、HS0305、HS0307和HS1604项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均低于0.5, 且均在0.3以下, 说明中国同欧盟在这几类水产品的贸易上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 产业内贸易很少, 因此在后文研究产业内贸易的驱动因素时排除这几类水产品贸易的干扰, 只选取其他5项水产品进行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的测算。
(二) 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水平测算由于中国同欧盟之间的各类水产品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无法通过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得出, 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常用的国际竞争力测度指标——贸易竞争力指数来弥补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这一不足。贸易竞争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rm{T}}{{\rm{C}}_i} = \left( {{X_i} - {M_i}} \right)/\left( {{X_i} + {M_i}} \right) $ |
式中, TCi为我国的HS第i项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TCi的取值范围是(-1, 1), 其数值越接近-1表示中国该类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越弱, 越接近1表示中国该类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越强; 当TCi<0时, 中国第i项水产品在中欧水产品贸易为逆差, 反之, 当TCi>0时, 则为顺差。
2000—2015年中国与欧盟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测算结果见表 3。
② 2014年, 由于HS0302和HS1603出口贸易额数据的缺失, 导致该年份这两项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无法计算获得。
从表 3可以看出,中国各类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水平差别较大。其中, HS0304、HS0305、HS0307和HS1604项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水平较高, 接近于1, 说明中国的这几类水产品在中欧水产品贸易中几乎是只出口不进口, 也是这几类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低的原因; HS0302、HS0303和HS1603项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负, 说明中国的这几类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HS0301项的水产品在2011年以前均为负, 2011年以后均为正, 说明中国活鱼的竞争力在中欧贸易中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 贸易竞争力在2011年以后有显著增强; HS0306项水产品除2002—2004年外, 其他年份均为正, 说明中国甲壳动物类水产品的竞争力总体上比较强。
(三) 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分析——AE法要从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分工的角度改善中国与欧盟水产品贸易的贸易条件, 需要对中欧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的特点作进一步分析。产业内贸易可以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指同类产品存在质量差异而引起的贸易,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同类产品存在属性差异引起的贸易。本研究采用Azhar和Elliott提出的AE法对中欧之间的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析[21]。该方法是以G-L指数为基础, 能够从本国或者外国的角度分析某种水产品贸易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还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其计算公式为:
$ {\rm{PQ}}{{\rm{V}}_i} = 1 + \frac{{{\rm{UV}}_i^X - {\rm{UV}}_i^M}}{{{\rm{UV}}_i^X + {\rm{UV}}_i^M}} $ |
式中, UViX为我国HS第i项水产品的出口单位价格, UViM为中国HS第i项下水产品的进口单位价格。PQV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 2), 当PQVi<0.85时, 贸易类型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Low level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简称VIITL); 当0.85≤PQVi≤1.15时, 贸易类型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 简称HIIT); 当PQVi>1.15时, 贸易类型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High level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简称VIITH)。因为要研究产业内贸易结构, 因此, 本研究只选取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几类水产品进行研究。
由于水产品是初级产品, 对技术要求较低, 因此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结构更加有利于中国水产品贸易利益的最大化。2000—2015年中欧水产品贸易类型见表 4。从表 4可以看出, 总体上中国同欧盟的水产品产业内贸易逐步从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转向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说明中国在同欧盟的产业内贸易过程中, 质量优势逐渐减弱, 水产品贸易的总体竞争力也有所减弱。具体来看, HS0303和HS0306项水产品从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结构变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结构, 这两类水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是总体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冻鱼和甲壳动物类水产品贸易优势在缩小, 应当引起重视; HS0301、HS0302和HS1603项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不稳定, 但总体上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这些产品类型比较单一, 质量方面也不具有较大的竞争力。
① 2014年, 由于HS0302和HS1603出口贸易额数据的缺失, 导致该年份这两项的产业内贸易类型无法计算获得。
本研究除对2000—2015年的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析外, 还对2015年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详细的测算(见表 5), 以便对当前中国同欧盟之间的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表 5可以看出, 2015年中国水产品贸易中有4项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5项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均为不利于中国贸易利益最大化的产业内贸易结构, 中国当前水产品的贸易形势不容乐观。
自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以来, 众多学者对不同领域展开了产业内贸易驱动因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 既包括国家层面的, 也包括社会企业层面的。根据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前人的经验,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用性等因素, 选用以下驱动因素进行研究:
(1) 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GNI), 表示中国和欧盟28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该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也对该国购买产品的质量和等级有重要影响。例如在水产品贸易中,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水产品的消费结构相对单一, 对高质量的水产品有较大的需求弹性, 对水产品种类的要求较低; 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倾向于高质量水产品, 对水产品的种类有较高的要求, 水产品消费结构较为复杂。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反映中欧水产品市场对不同层次水产品的需求。根据Linder需求相似理论[22], 制成品贸易中, 人均收入差距越小的国家之间越容易发生产业内贸易。因此推测, 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大, 中欧之间对不同层次水产品的需求量就越大, 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就会越小。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GNI的计算公式为:
$ {\rm{DGNI}} = \left| {1 + \frac{{\varphi {\rm{ln}}\varphi + (1 - \varphi ){\rm{ln}}(1 - \varphi )}}{{{\rm{ln}}2}}} \right| $ |
式中, φ为计算权重, φ=GNIEU/(GNIEU+GNIC); GNIEU为欧盟28国的人均收入; GNIC为中国的人均收入。本研究采用的GNI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 规模经济(SIZE), 表示中国和欧盟28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算术平均值。从理论上来说, 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驱动因素, 规模经济可以扩大市场规模, 为两地区生产者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加强两地区关于水产品的贸易往来, 另外企业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下生产差别化的产品, 有利于推动产业内贸易。根据一些学者对于农产品、制造业等行业的分析, 笔者认为规模经济对于这些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故规模经济对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也可能产生正效应。测算该指标使用的中国和欧盟的GDP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 经济发展速度(IGDP), 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本文用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代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 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 需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中国水产品出口; 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提升得越快, 本国居民关于水产品的需求就越不能满足于自给自足, 促使中国从他国进口水产品。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中欧关于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规模也会扩大。本研究采用的中国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4) 贸易均衡度(TI), 代表中欧之间贸易的均衡程度, 因为水产品的均衡程度指标用于测算其对于产业内贸易的驱动力, 因此进行测算时选取几类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水产品的贸易量, 即HS0301、HS0302、HS0303、HS0306和HS1603项水产品的贸易量。由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均衡往往会导致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被低估, 因此引入贸易均衡度来控制产业内贸易水平被低估所带来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5) 外国市场开放程度(TROPEN), 代表欧盟的市场开放程度, 其数值越大, 说明欧盟的市场开放度越高。其计算公式为:
(6) 经济规模差距(GES), 代表中国和欧盟市场的规模差距, 其数值越大, 说明中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差距越大。差距越大, 两地区生产同类产品时的差异化就越大, 越有利于推动产业内贸易。其计算公式为:
本研究采用中国和欧盟28国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因变量, 上述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为了减少异方差对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 模型中的变量均用对数表示, 这样处理不会改变相关数据的特征。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 \begin{array}{l} \;\;\;\;{\rm{lnGL}} = {\beta _0} + {\beta _1}{\rm{lnDGNI}} + {\beta _2}{\rm{lnSIZE}} + {\beta _3}{\rm{lnIGDP}} + \\ {\beta _4}{\rm{lnTI}} + {\beta _5}{\rm{lnTROPEN}} + {\beta _6}{\rm{lnGES}} + \varepsilon \end{array} $ |
式中, β0为常数项; β1、β2、β3、β4、β5和β6均为解释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
(二) 回归结果分析采用EViews7.2对模型进行ADF检验, 结果发现规模经济(SIZE)和经济规模差距(GES)两个指标未能通过平稳性检验且结果不显著, 上述其他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因此将模型予以修正, 删除了这两个指标, 然后对方程进行了OLS估计, 结果如表 6所示。
从表 6可以看出, 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经济发展速度、贸易均衡度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外国市场开放度也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另外调整的可决系数R2为0.645, 说明模型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观察各个解释变量, 可以看出: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呈负相关, 也就是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越大, 关于水产品的需求结构的差异也就越大, 产业内贸易水平也就越低。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呈正相关,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越有利于中国和欧盟水产品开展产业内贸易。贸易均衡度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呈正相关, 也就是说,贸易的均衡程度对产业内贸易有着非常明显的低估作用, 中欧水产品的贸易差额越小, 越容易发生产业内贸易。外国市场开放程度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呈负相关, 理论上贸易双方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越能为双方之间的合作提供便利, 越有利于双方开展产业内贸易, 但是本文可能由于样本的局限导致出现与理论不符的情况。欧盟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在给中国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会给他国提供便利, 所以欧盟水产品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贸易的便利性, 也带来了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当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力给中国和欧盟造成的水产品贸易冲击大于贸易便利程度的时候, 欧盟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会对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起反作用。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从中欧水产品贸易发展状况来看, 2000—2011年中欧水产品贸易总量基本上处于逐年增长的状态, 2011年以后有下降趋势, 但是下降幅度不大, 总体趋于平稳, 中国和欧盟之间各类水产品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 另外, 通过对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竞争力和结构的测算, 发现活鱼、鲜冷鱼、冻鱼、甲壳动物及肉、鱼和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提取物、汁液等水产品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其他几类水产品几乎没有产业内贸易的存在, 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也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逐步向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转变; 通过对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知, 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外国市场开放程度和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呈负相关, 经济发展速度、贸易均衡度和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呈正相关。为推动中国和欧盟28国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推行惠民政策, 提高国内人均收入水平, 缩小与欧盟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中国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 但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 与欧盟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因此中国居民在消费水产品时更加倾向于价格低廉或者质量较差的产品, 这些产品多是本地生产的, 从欧盟进口的水产品由于存储、运费等因素导致其成本高昂, 随之价格也高, 这就使得欧盟水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较低。而欧盟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较高, 中国水产品在欧盟市场相对受欢迎, 但两地区贸易不平衡不利于产业内贸易的开展。因此, 为使中国居民和欧盟居民拥有相似的需求偏好, 推动双方水产品产业内贸易, 提高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势在必行。
第二, 加大科技投入, 优化水产品质量, 提高中国水产品竞争力。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 但是水产品的附加值较低, 初级水产品的出口带来的利润率很低, 而且过度依赖初级水产品出口容易造成水产品的过度捕捞, 破坏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环境的平衡。因此, 中国在水产品加工方面应加大技术投入, 生产和出口具有高附加值的水产品, 还应大力发展水产品第三产业, 从旅游观光和服务等方面挖掘水产品价值, 在加大优质水产品的出口的同时要注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避免过度捕捞。
第三, 提高贸易均衡度和市场开放度。由于中国和欧盟的水产品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导致中欧之间水产品产业内贸易被明显低估, 因此, 中国应该努力改善中国和欧盟水产品贸易不平衡的现状, 改变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 加大从欧盟进口水产品的力度, 改善中欧水产品贸易结构; 提高中国对欧盟的水产品市场开放度, 密切关注欧盟国家有关水产品技术标准的变化, 建立水产品出口预警机制, 从而增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风险和国际贸易壁垒的能力, 促使欧盟提高对中国水产品市场以及其他市场的开放度, 促使中欧之间开展更多贸易合作。
第四, 借助国际合作平台, 与欧盟建立长期有效的水产品合作机制, 加强国家的政策支持, 从政府层面展开协商, 有效解决中欧水产品进行贸易时存在的阻碍问题, 为中欧的水产品贸易建立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另外,企业也要充分发挥水产品行业协会的作用, 促进渔民之间、渔民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搭建关系良好、信息完备的信息交换平台, 指导中国进一步开拓欧盟的水产品市场。
[1] |
Falvey R E.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1, 11(4): 495-511. DOI:10.1016/0022-1996(81)90031-3 |
[2] |
Helpman E, Krugman P R.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Mit Press Books, 1986, 1(381): 543-543. |
[3] |
王三兴. 基于Probit模型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差异研究:以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为例[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38(2): 72-80. |
[4] |
刘雪娇. 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39(2): 87-95. |
[5] |
韩永辉, 贾妮莎, 邹建华. 东亚区域零散化生产背景下的我国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基于区分制成品与零部件产业内贸易的新视角[J]. 世界经济研究, 2013, 32(4): 80-86. |
[6] |
张玫, 霍增辉. 中国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的互动关系研究[J]. 世界农业, 2014, 36(3): 135-138. DOI:10.3969/j.issn.1002-4433.2014.03.028 |
[7] |
孙莹, 耿心怡. 中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J]. 科研管理, 2014, 35(7): 27-34. |
[8] |
任文香, 王福林. 中美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J]. 价值工程, 2014, 33(5): 3-5. |
[9] |
陈巧慧, 戴庆玲. 中国与日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 40(5): 75-84. |
[10] |
王国安, 范昌子. 中欧贸易互补性研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06, 32(3): 61-66. |
[11] |
邵玲, 谢建国. 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 34(4): 43-48. |
[12] |
马静, 逯宇铎. 中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 2012, 34(7): 118-121. |
[13] |
杜运苏, 谢正勤. 入世后中欧分工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3, 27(3): 56-64. |
[14] |
胡玫, 滕柳. 浅析中欧贸易结构与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建——基于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的分析视角[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5, 29(4): 72-80. |
[15] |
丁秀飞, 仲鑫. 中国与欧盟发展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6, 11(2): 127-136. |
[16] |
李京梅, 冯丽. 中挪水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J]. 中国渔业经济, 2010, 29(6): 122-131. DOI:10.3969/j.issn.1009-590X.2010.06.020 |
[17] |
邵桂兰. 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与竞争力分析[J]. 东岳论丛, 2011, 32(5): 151-156. DOI:10.3969/j.issn.1003-8353.2011.05.026 |
[18] |
邵桂兰, 任越, 李晨. 中国与欧盟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J]. 东岳论丛, 2015, 36(8): 157-161. |
[19] |
王义魏, 刘志雄. 中国与越南水产品产业内贸易问题的实证研究[J]. 世界农业, 2017, 39(8): 67-73. |
[20] |
Grubel H G, Lloyd P J. The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Intra-Industry Trade[J]. Economic Record, 1971, 47(4): 494-517. DOI:10.1111/ecor.1971.47.issue-4 |
[21] |
Azhar A K M, Elliott R J R. O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in Intra-Industry Trade[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6, 142(3): 476-495. DOI:10.1007/s10290-006-0077-5 |
[22] |
Linder S B. An essay 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1, 69(1): 171-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