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技术哲学领域中一直存有技术自主论的观点, 但是技术离不开人的活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 技术也总是受到“善”的规约。^[1]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 “绿色之善”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所谓“绿色之善”就是指将建构于生态规律基础之上的生态理念注入传统善的理念之中, 使其成为评判德性品质和道德行为的标准和依据。从现象上看, 技术总是徘徊于人之需求与自然之供给之间:技术是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工具。当这种索取活动带来了人们没有预料到并且也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即生态环境问题时, 人类开始从单纯的陶醉于自己的索取能力向反思这种索取方式转变。绿色技术就是基于这种反思而产生的:从技术的本性上来说, 技术就是人类试图超越自然生存方式而采取的反自然生存的手段, 就是反自然或非绿色的, 而绿色技术的实质是试图用“绿色之善”去规约“技术之真”。至于这个技术“绿”的程度究竟如何, 同样也是取决于这一规约活动的结果。因此, 绿色技术的现实性即绿色技术与生产活动、社会实践以及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融合就取决于“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因此, 在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形态转化的过程中, 必须追问的问题是:“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如何可能?这一规约的路径何在?这一规约的机理或原理是什么?可能阻碍这一规约实现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要探讨“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规约的可能性, 首先必须回答“技术之真”为什么需要“绿色之善”的规约。

技术和科学的不同在于:科学源自对自然的好奇, 技术源自对生存的需求; 科学试图揭示世界是什么, 技术则只是要去达成某种目的的方法、手段或工具。如果说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揭示, 技术则是侧重于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看, 技术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技术之真可以解读为人的目的与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之间的契合。这种契合既包括人类对自身行动的选择, 也包括选择行动的逻辑和方法。从时间的维度来看, 技术总是在社会实践中前行。尽管不可否认各种工具、机器对人类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影响, 但是技术的历史决不能单纯地还原为各种工具、工艺的历史, 而忽视社会对技术的作用:“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 而总是一种个性的投射。”^[2]这就意味着, 技术的可能性必须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展开和实现, “‘实践的’活动并非在盲然无视的意义上是‘非理论的’, 它同理论活动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这里是考察那里是行动, 或者行动为了不至于盲目而要运用理论知识。其实行动始源地有它自己的视, 考察也同样始源地是一种操劳”^[3]。技术既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即人的存在方式, 同时又是人与自然关系在现实中的展开。

现代工业社会的行动逻辑是为了通过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求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 根据西美尔的考察, 工业社会的主流是货币哲学。当作为价值中介的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货币因可被用来购买愈益多样的东西而逐渐非人化”^[4], 而货币之所以能够产生质变的原因就是技术的现代化, 即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使得生产力有了历史性的飞跃。这一飞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 同时也改变了技术本身:技术不再是简单的强化或延伸人类的肢体以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工具, 而是通过扩展和深化其功能和作用日益融入社会生活, 甚至有成为人类的主宰的趋势。技术和现代市场经济一道打开了人的欲望的“潘多拉”魔盒, 一再突破自然给人类设置的界限。在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开辟了一条背离自然的非理性发展之路, 其原因就在于作为技术指导的理性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生态学的维度。

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之上的“绿色之善”为什么能够规制“技术之真”?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绿色之善的内涵之中。

所谓绿色之善就是以绿为善, 就是把符合生态原理作为基本要求和最高的善。从技术外部的原因来看, 对技术提出绿色的要求似乎仅仅是因为现代技术破坏了生态环境, 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相应的, 要改变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改变技术。但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一方面, 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所导致的外部性特征, 使绿色难以进入技术之真的内部, 即技术的绿色只能由外在于技术的社会来进行外部的规约; 另一方面, 技术之真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类需求的满足, 而作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绿色需求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再加上欲望与贪婪, 最终只能发展出最低限度的绿色技术。

不管技术在何种意义上是自主的和具有自身生命力的, 都不可能脱离人的活动而存在。传统技术是与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 现代技术同样也是适应于现代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同样的道理, 当人类开始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之时, 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启动, 而技术的生命演化路径也相应地要发生改变。把绿色之善注入技术之真, 就是使人类文明生态化的过程。技术的生命依附于作为主体的人之上, 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的人只能创造和使用被绿色之善规约的技术。而绿色之善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就是绿色进入技术内部的过程, 这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 也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蕴涵。

从技术演化的立场来看, 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本真的技术必须符合自然规律, 但是相对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而言, 技术目标的实现路径却不是单一或唯一的; 反言之, 同样的自然规律也可以作用于不同的技术目标。这就意味着不管是技术目标的转变还是实现技术目标的路径都是具备可选择的空间的。也就是说, 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的路径或机制可以转化为改变技术目标设定或改变实现技术目标的路径。其具体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从程度上判断, 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的绿色程度由浅到深, 不断演化。绿色之善源自于人类对生态的认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生态学为人类提供了对自然生态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认识,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绿色之善内在地包含有为人类提供适宜的生态条件的含义, 换句话说, 绿色之善要为技术对生态的影响设定一个界限, 对这个界限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由于技术本身存在一个绿色的转向, 在这一过程中, 绿色对技术的渗透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也就是由浅到深的过程。所谓浅绿, 可以理解为仅仅涉及到技术的外在条件, 如对技术的应用范围、程度等加以限制; 而深绿, 就是逐渐地进入技术的内核, 即技术发明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应用的基本原则。

从时间上划分, 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主要包含两个重要的阶段:从绿色自发到绿色自觉。从原始技术、传统技术到现代技术, “技术经济秩序中的变化, 其本质是线性的, 功用和效益原则为革新、取代和更替提供了原则”^[5]11。从绿色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看, 这个时间箭头恰恰是指向与绿色相反的方向。正如同缺乏道德约束的人身上会释放出野蛮的兽性一样, 没有绿色之善规约的技术会把人类引入与自然生态一同走向崩溃的深渊。如果说技术也具有生命的话, 那么它也不能违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违背自然发展方向的技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的技术, 无法与人类、自然生态共生。而这一进化过程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技术终究不可能脱离功用与效益原则。从技术到绿色技术的演化过程中, 必然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需要逐步地调整和调节功用与效益的方向与内涵, 使绿色之善融入其中。

从空间上分析, 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贯穿于技术生命周期的全过程。^[6]首先是绿色设计, 即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绿色设计是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界面, 也是绿色技术进入产业的入口。其次是绿色制造或绿色生产, 其主要含义就是以产品生命周期为核心的综合考虑环境影响与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7]最后还要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绿色评价, 包括生态辨识、生态诊断和生态评价。^[8]生态辨识就是定量化识别技术对相关生态环境干扰, 包括目标与范围定义、清查分析系统边界及功能单元、定量与定性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改善分析等环节。生态诊断就是确定绿色技术最主要的生态影响及其来源, 了解绿色技术对生态环境作用的具体机理, 以便确定具体的生态评价方法和机制。生态评价方法中生命周期法、生态容量和生态足迹方法^[9]以技术系统、产品消费、生产过程乃至产业活动、区域经济体系为评价对象, 比较适用于宏观的工业活动和长期的经济后果。较为具体的技术生态评价方法包括生态边际成本分析方法^[10]、能值分析方法^[11]等。从作用效果来看, 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包括污染处理技术、末端处理技术、生产过程控制技术直至追溯到原材料的绿色化，等等。

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立场来说, 绿色之善对技术之真的规约的终极目标实质上就是绿色技术与人类社会融合的过程, 也就是实现绿色的社会化的过程。从原则上说, 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或社会中善的观念的发展必须是同步的。当然, 在现实中时常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或阶段, 这也是人类社会中不和谐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理论上的基本原则, 只能是现实发展的理想状态或有待去实现的理想型。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差距存在的。所谓的“完满”或“完美”, 也只能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去理解。绿色之善在技术和社会之中的同步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者只能是在一个融合的过程之中实现动态的同步。这种动态的融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

第一, 人类的工具理性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马克斯·韦伯对理性的划分, 技术特别是现代技术的知识论依据是工具理性。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不论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机器时代, 还是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时代, 工具理性都是依赖于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 将对象原子化、孤立化, 以还原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机械的世界图景, 培养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 而缺乏生态学的基础, “这好像一个两条腿的凳子:在物理学和化学上发现是好的, 但是由于第三条腿被丢掉而成为有缺陷的了, 这丢掉的第三条腿就是环境中的生态学”^[12]。现代生态学虽然诞生的时间不长, 但是为我们揭示了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整体性质^[13],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性——生态理性和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生态思维。绿色之善与技术之真的融合就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准则或规律应用于技术系统, 将社会实践的基础建构于生态理性之上, 而且“遵循自然生态就不仅仅是一种精明的手段, 而是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或者更精确地说, 人类的一切价值都是基于其与环境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一切人类价值的依据和支柱”^[14]。生态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也是生态文明的方法论基础。这就意味着, 绿色之善与技术之真必须融合于生态理性之中。

第二, 人类及其社会对技术的理解和使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传统社会中的人把技术仅仅看作是粗鄙和低下的劳动者的经验活动。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融合, 现代技术快速发展为强大的物质制造力量, 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性质。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的是愈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人类又不愿意放弃技术带来的物质生活, 于是乎, 技术的问题只能用技术来解决。虽然看上去这是一个悖论, 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绿色技术应运而生:从一开始的污染物处理, 逐渐发展到从生产的源头寻找解决之道。从对技术的本质的理解来说, 技术是自然赋予人类的非自然属性, 人类借助于技术超越其自然属性, 甚至违背自然属性去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物质形态。与人类发展早期的原始技术、传统技术相比, 现代技术在背离自然的路上越走越远, 同时也是离人和人的本性越来越远。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技术之真采用绿色之善来规约, 也是人类对技术理解的一次飞跃:让人类警醒于背离自然的发展之路。因此, 绿色技术与人类及其社会融合的过程也是让人类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认识和回归自然生态的过程。

第三, 人类通过使用绿色技术来改变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表面上只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 但是, 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5]。被卷入工业文明的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生活和政治法律制度, 还包括内在的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不仅是被动地卷入的非西方文化遭遇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就是西方社会自身也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文化矛盾:“领域分裂这个观念, 是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总体的、理论性的方法。”^[5]13文化的多元化既是信仰的冲突与缺失, 同时也造成了物质生活、制度规约与人的精神活动的紧张乃至分裂。从意识形态的冲突到文明的冲突, 人们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普世话语平台。生态话语是第一个把所有人的命运连接起来的话语体系, 技术又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 于是, 以绿色技术为核心建构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就成为改变人类自身的一个突破口:以文化中的绿色之善规约技术之真, 以绿色技术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良性循环和融合过程不断深化, 既可以破解人与自然的冲突, 帮助人们自新的文明形态基础上建构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多元文化之间的紧张与分裂。

因此, 绿色之善规约技术之真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不断破除阻碍这一融合的障碍。从对现代社会的系统分析来看, 绿色理念属于文化系统, 技术属于生产-经济系统, 而规约则属于政治系统。根据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作的分析, 这三个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行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甚至是各自独立的。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弊端就在于误把这三者当作一个整体, 这就使得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或弊端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或根除。从绿色之善与技术之真的交互关系来看, 绿色理念来自于科学关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反思, 而规约系统反馈这一理念的方式是通过技术系统来解决这一技术带来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循环。破解这一循环的关键是要通过社会规约对技术做一个新的理解和解释, 使之能够突破旧的属性从而达成新的关系网络, 在社会系统中扮演新的角色。

传统技术的自我定义以“价值中立”来标榜自己, 拒绝社会规约的价值输入, 以追求效率或效果的最大化或最佳为目的。社会对技术的法律或伦理约束只能是针对技术行为主体, 并不能转化为技术自身的内在逻辑。而现实中技术却屡屡突破约束, 解构社会的规范要求。从交往关系的角度来说, “在一个传统社会里构建并固定一个工业化的生产系统也需要太多的调整, 而这些调整会同时改变这个社会以技术为基础的联系以及以文化为基础的联系”^[16]。工业社会的现代技术插上了科学的翅膀之后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通过一点一滴地嵌入社会生活网络之中, 一点点地渗入交往关系, 改变着人们对自身的看法。要实现绿色之善的规约, 也必须同样遵循这一路线, 任何外部的规约如果不能转化为技术的自我定义，就无法真正成为现实。

绿色之善规约技术之真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绿色技术的生成过程，但是这一生成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将技术冠以绿色之名，而是必须通过对技术内部的解析和重构, 从理论基础上融入生态理念, 以生态科学及其持续发展作为知识基础, 把涉及到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及其互动的各种因素考虑进去, 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整合起来, 充分吸收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等价值观念, 从构建人与自然新关系的角度, 使生态自发进化为生态自觉, 以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为己任, 覆盖技术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制造、运输、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 从而最终贯彻并实现绿色之善。这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全人类、全社会共同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