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学术研究, 如他在《楚辞校补》中所说, 主要是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 (二)诠释词义, (三)校正文字。”^[1]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 这三项课题的顺序时常倒置。最先完成的是“最下层也最基本”的“校正文字”的工作, 进而诠释词义, 最后说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意识形态。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历程来看, 早在青岛时代, 他就制订了庞大的《全唐诗》考辨规划, 遵照清代乾嘉考据旧法, 佐以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 楬橥了唐诗的构成程序和“宫体诗”在初唐时代的发展和蜕变。有感于诗歌效率论的兴起, 闻一多提出重视诗歌的社会价值, 他致力于编制一个选本, 明确杜甫和李白(以下简称李杜)等人诗歌的品第源流, 用一部“诗的史”挽救民族文化。

一、唐诗考证——“分析的工作”

闻一多研究唐诗, 用清代朴学的方法, 在考据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以1930年青岛时代为分界线, 此前是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的预备时代, 此后才“渐渐上题”。

在《致臧克家》信中, 闻一多说:

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它的目的何在, 因为你跟我的时候, 我的工作才刚开始……从青岛时代起, 经过了十几年, 到现在, 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了。^[2]380

1930年, 国立青岛大学成立, 并于9月正式开学。闻一多被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臧克家正是在此受业于闻一多。在青岛大学, 闻一多发表了专攻中国文学的第一篇考证论文, 并制订了长远的唐诗研究计划。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1930年以前的预备时代, 闻一多以研究李杜为起点, 逐渐实现“从诗到诗”的第一次转变——由“诗人”转向唐诗研究“学者”。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始于李杜是毋庸置疑的。熊佛西曾当面问过他:“你为什么从杜甫李白入手呢?——是否你对于他们特别喜爱?”闻一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也许是的, 不过主要的原因还不在此’”。^[3]74美国留学时期, 是闻一多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当时他与梁实秋通信, 屡次谈到《李白之死》的创作。

1922年6月22日, 《致梁实秋》:“《李白之死》竟续不成, 江郎已叹才尽矣。”^[2]38

1923年2月2日, 《致梁实秋》:“《李白之死》底序亦请删去而加以后附的新序。世俗流传太白捉月骑鲸而终, 本属荒诞。此诗所述亦凭臆造, 无非欲借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读者不要当作历史看就对了。”^[2]141

1923年, 闻一多诗集《红烛》出版, 其中“李白篇”收录了包括《李白之死》在内的三首长诗, 由此足见他对于李白的喜爱。

在新诗创作的基础上, 闻一多在1926年第57期《晨报副镌》上发表第一篇唐诗研究论文《英译李太白诗》, 讨论李白诗歌翻译的信、达、雅问题, 却不忘对小畑薫良的选诗辨伪, 也质疑译者的选诗标准。估计彼时, 闻一多已经萌生了补订《全唐诗》之念。

除研究李杜外, 闻一多研究的唐代诗人还有李商隐和韩愈, 甚至构想了“唐代六大诗人之研究”, 可惜他的宏大研究计划至死未竟。

1922年6月22日, 《致梁实秋》:“校订增广《律诗底研究》, 作《义山诗目提要》, 又研究放翁, 得笔记少许。暇时则课弟、妹、细君, 及诸侄以诗, 将欲‘诗化’吾家庭也。”^[2]38

1922年9月19日, 《致梁实秋》:“近复细读昌黎, 得笔记累楮盈寸, 以为异日归国躬耕砚田之资本耳。”^[2]70

1923年4月8日, 《致闻家驷》:“年近方作《昌黎诗论》, 唐代六大诗人之研究之一也。义山研究迄未脱稿, 已牵延两年之久矣。今决于暑假中成之。家中《义山诗评》四本请速寄来。勿误勿误!”^[2]168

从美国留学归国后, 1928年, 闻一多在《新月》第1卷第6期发表《杜甫》, 这篇近似传记的文章后来被收入开明书店1948年版《闻一多全集》的“唐诗杂论”部分。但实际上，从闻一多与饶孟侃的通信中可见他对这篇草创之文还不太满意。朱自清在编排《唐诗杂论》的九篇文章时，本着“文稿的排列按性质不按年代”的原则，将此文与《英译李太白诗》置于最末。

二是1930年以后的“渐渐上题”时代, 闻一多重在唐诗的训诂和史料的考证。

1933年9月29日, 《致饶孟侃》云:

所谓向内发展的工作是如此:(一)毛诗字典。(二)楚辞校议。(三)全唐诗校勘记, 校正原书的误字。(四)全唐诗补编, 收罗全唐诗所未收的唐诗。现已得诗一百余首, 残句不计其数。(五)全唐诗人小传订补, 全唐诗作家小传最潦草。拟订其讹误, 补其缺略。(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 附考证。(七)杜诗新注。(八)杜甫(传记)。(三)至(八)进行迄今已三年。至于何时完工, 却说不定。^[2]265

据此可知, 闻一多将1930年作为学术研究的节点, 其意向是十分鲜明的。之所以说“(三)至(八)进行迄今已三年”, 是因为在此期间, 他集中精力研究杜甫, 并构建了全方位的唐诗研究格局。然推测其意, 则“毛诗字典”和“楚辞校议”的研究尚未开展。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开始由“向内发展的工作”转向向外, 从诗歌考证到“以诗论诗”。1933年6月15日, 与朱自清谈初唐文学, 《朱自清日记》回忆道:

一多下午来谈其对于初唐文学的见解:(1)时辑类书(如艺文、北堂)之风甚盛(一多疑欧阳询及虞世南辑此两种类书, 乃建成、元吉与太宗两派之竞争), 而注家亦盛, 如李善、章怀太子、颜师古等, 故学术实盛于文学, 而注家影响, 实较类书为大。(2)《初学记》有事对, 较初期类书更进步, 对后人有所帮助。(3)声律仍沿南朝之旧, 似无新贡献。(4)宫体仍盛。(5)太宗之倡议文学, 影响未必佳, 或受虞世南影响。(虞长四十岁, 太宗书法亦从之——欧阳询则习碑与虞不同。)如无太宗, 陈、张或早出。又陈蜀人, 张岭南人, 皆文化不多及处, 乃能脱藩篱也。所论极有见。^[4]

此通谈话的观点与此后《类书与诗》所论大体相当, 《唐诗杂论》已呼之欲出了。

1930年, 闻一多考据成果涌现, 其研究方法虽与“预备时代”不同, 然而此时期之研究对象和若干观念在《杜甫》中已显端倪。同年, 闻一多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期至第4期连续发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季镇淮称“这是先生专攻中国文学最初的成绩”^[5]488。同年10月, 闻一多在青岛, 臧克家回忆说:

这时候, 他正在致力于唐诗, 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 每一个上, 写得密密行行, 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 连他的朋友也特别列成了目录, 题目:《杜甫交游录》。还有一个抄本, 是唐诗摘句, 至今还记得上面的一个句子:“蝇鼻落灯花。”^[5]489

此种考证的路数在对岑参的研究中得到加强, 他提出“以事为经, 以诗为纬”的系年考证方法, 作成《岑嘉州交游事辑》和《岑嘉州系年考证》。

考证李杜岑韩等人之时, 闻一多整理《全唐诗》的工作并未中断, 但版本尚未全备, 在致游国恩的信中, 他说:“兹汇上洋四元, 祈向贵校代购林君所编《全唐诗文引得合编》四部寄下, 无任感荷。”^[2]269“至于何时完工, 却说不定。”在《唐诗校读法举例》中, 闻一多总结了《全唐诗》舛误的一条公式:“甲集附载乙诗, 其题下的署名并入题中, 因而误为甲诗。”^[6]467《全唐诗辨证》手稿称引《唐诗校读法举例》有两处:卷九郎士元《南郭留别皇甫冉》条称“余详《校读法》”^[7]555, 原诗当是皇甫冉《润州南郭留别》, 载于郎集, 钞胥将“皇甫冉”三字写入诗题致误; 又卷十一张南史《酬张二仓·扬子闲居见寄兼呈韩郎中左补缺皇甫冉》条附“说见《校读法举例》”^[7]556, 同样是皇甫冉诗误入之例。

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谈到, 他已看到《全唐诗》讹误颇多、版本未善、收罗不全等诸多缺点。鉴于此，他进行了笺注, 如《说杜丛钞》; 校勘, 如《全唐诗校勘记》; 辑佚, 如《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 辨伪, 如《全唐诗辨证》; 诗人生平考订, 如《全唐诗人小传》《唐诗人登第年代考》和《唐诗人生卒年代考》。“1937年10月28日, 先生在长沙, 由朱自清先生介绍, 与孙望先生晤谈研究唐诗问题。时先生正从事《唐诗人登第年代考》和《唐诗人生卒年代考》的著作。”^[2]496像闻一多这样如此全方位地研究唐代诗歌及其诗人, 在当时的学术界尚无出其右者。“真正认识到《全唐诗》的缺陷并着手对它进行全面整理的, 闻一多是第一人。”^[8]

二、《唐诗杂论》——“综合的工作”

在1933年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1933年《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一文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开始着重“综合的工作”，撰写《唐诗杂论》，以诗论诗，相继发表了《类书与诗》《贾岛》《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和《孟浩然》五篇文章, 依朱自清说:“那经济的字句, 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 简直是诗。”^[9]闻一多在清代朴学考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条理唐代诗歌, 他的《唐诗杂论》可谓是“顶峰上的顶峰”。

闻一多论学, 确定典型时代和典型作者两个标准, 唐诗便成为不二之选。他心中尚有一个中心观念, 即先走清人的道路, “校正文字”“诠释词义”, 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然而, “中国的文学浩如烟海, 要在研究上有点成绩, 必须学西洋人治学的方法, 先挑一两个作家来研究, 或选定一个时代来研究”^[3]74。他早年是诗人, 还写过“李白篇”, “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10]。

在中国文学里选择一两个典范, 很容易便选定盛唐的李杜。但是, 他又说:“唐代的两位大诗人李太白、杜工部我不敢讲, 不配讲。不能没有自己踏实研究, 跟着别人瞎讲。”^[11]237这是谦辞, 其本意却是要踏实研究, 不蹈袭他人。在1933年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中, 他希望到杜甫30岁左右生活过的洛阳旅游, “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 我不知道杜甫传如何写”^[2]265。在《杜甫》中, 闻一多用诗人的笔调写杜甫第一次出游到吴越的欣喜, 为未身临其境表示遗憾, “我们到过中州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去处, 大概从唐朝到现在是不会有多少进步的。从那样的环境, 一旦踏进山明水秀的江南, 风流儒雅的江南, 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惊喜”^[6]78。两年后, 闻一多赴河南安阳看甲骨发掘, 看罢殷墟, 又去考察了洛阳。通过实地考察印证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 这是闻一多在研究中常用的手段。

《唐诗杂论》的研究方法, 被闻一多归纳为“分析”与“综合”。

像我这回掮起的工作, 本来应该包括两层步骤, 第一是分析, 第二是综合。近来关于某某考证, 某某研究, 分析的工作做得不少了; 关于杜甫, 这类的工作, 据我所知道的却没有十分特出的成绩。^[6]72-73

“分析”是指考证类的工作。“综合”的工作, 是指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维度对标, 判断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比单纯的作家研究更为科学。《唐诗杂论》在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中最为精彩, 因为彼时他已经从“分析”进入“综合”, 是用西洋的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典范。在传统考据的基础上，“把诗人的独特成就放在时代的集体中来观察, 不但可以从共性中看出他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和他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比较出他的创作特点和贡献, 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11]239。《贾岛》一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特点。

将“综合”时代的产物《贾岛》与“分析”时代的产物《杜甫》对参, 贾岛的“圆形”形象一览无遗, 而杜甫却略显“扁平”, 他“谈着话, 叹着气, 主人只顾忙着筛酒, 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 或许压根儿没有意见”^[6]84-85。而从《贾岛》中能见到的贾岛, 除了“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 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6]57的评价, 还有元和长庆诗坛的动态较量。贾岛独辟蹊径, 其风格不同于韩孟诗派的奇崛硬险和元白诗派的平易浅近, “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 而是唐以后各个时代共同的贾岛”^[6]61。永嘉四灵、竟陵派、同光派无不全盘或者部分地接受了贾岛。

闻一多讲初唐诗鞭辟入里, 《类书与诗》和《宫体诗的自赎》理清了唐诗的构成程序和发展阶段。“先生讲唐诗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最重视一批走在时代前面的开新作家, 像对初唐四杰、张若虚、陈子昂、孟浩然等人的诗, 都大讲特讲, 津津乐道, 赞扬他们为盛唐诗歌扫清道路、开新局面的不朽功绩。”^[11]7

关于“综合”的研究, 闻一多在1922年10月10日《致吴景超、梁实秋》信中已有发明:

景超问我读诗底方法，我不知你是指研究还是指鉴赏。若指研究, 单摘佳篇佳句是不够的。恶篇恶句一样地要紧。还有诗人底性格哲学, 也是要从诗中抽出来的。但最要紧的, 是要会generalize——看完一个人底诗——一首诗也同然——要试试能否locate his rank, classify his kind and determine his value; 若不能, 便须再细心研究, 至能为此而止。譬如我读完昌黎, 我的三个答案是, 一, 他应占的位置比已占的许要高一些, 二, 他不是抒情的乃是叙事的天才(他虽没有作过正式的Epics), 三, 他是一个新派别底开山祖师。要求这种答案, 非read between the lines不可。还有历史也有研究的价值, 那便是诗人的传记了。^[2]97

就他本人研究初唐诗而言, 章句家的诗、类书家的诗和“诗中的诗”, 均有眼力判断。他的《孟浩然》是从孙润夫家藏的王维所画的“孟浩然像”说起, 《贾岛》开篇勾勒贾岛、姚合阴黯的形象, 确乎源自性格的考量。定其品第, 别其体性, 估其价值, 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 则已然是“综合”下一阶段的重心了。

三、《唐诗大系》——给民族文化“开方”

经过“分析”时代和“综合”时代的“故纸堆生活”,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从诗到诗”的第二次转向了, 即从“唐诗研究”转向“诗的史”。解诂《诗经》, 校补《楚辞》, 甚至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神话之后, 闻一多逐渐从“史”的角度把握中国文学的特性和文学发展的动向。20世纪40年代初, 闻一多初具编撰文学史的计划, 他认为:“写文学史必须从自己对作品的切实研究入手, 不可抄袭他人的陈说。基础要广、要厚, 但最重要的必须先懂作品。”^[12]

闻一多所谓的文学史, 就是一部“诗的史”。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诗, 诗至唐代为最盛, 诗的格律和意境创造都臻于成熟, “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 或者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的”^[11]115。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

《三百篇》的时代, 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 文学也定型了, 从此以后二千年间, 诗——抒情诗, 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 甚至除散文外, 它是唯一的类型……诗, 一方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 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最显著的例子是唐朝。那是一个诗最发达的时期, 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从西周到宋, 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 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 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13]17-18

在熟稔作品——诗的基础上, 去探求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规律, 这条从青岛时代开始的唐诗研究的荆棘之路, 在一部“诗的史”诞生后即将变为坦途。四大文明古国, 只有中国具有诗教传统, 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宣传“温柔敦厚”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教观, 将诗赋予教育启蒙的功能。诗阐发了维系封建精神的礼乐, “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13]17, 不但与教育、宗教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甚至具有“济文武于将坠, 宣风声于不泯”^[14]的崇高价值。明乎此, 即可以理解闻一多关于“什么是诗”的意见:

我以为, 来测度诗的不是偏见, 应该是批评。对于“什么是诗”的问题, 有两种对立的主张:有一种人以为, “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 另一种人以为, “诗是美的语言”……第一种主张就侧重在这种宣传的效果方面, 我想, 这是一种对于诗的价值论者……对于这种不顾价值, 而只求感受舒适的人, 我想他们是对于诗的效率论者……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对的。因为单纯的价值论或者是效率论都不是真理。我以为, 从批评诗的正确的态度上说, 是应该二者兼顾的。^[15]217-218

仅感受诗歌华丽的辞藻和美妙的韵律, 或者把诗当作宣传的工具, 作“不负责任的宣传”, 均非对待诗歌的正确态度, “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 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15]118。将诗歌置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考量之中, 才是闻一多的论诗方式。

朱自清评价闻一多的三个人生阶段是:诗人、学者和斗士。从青岛时代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 是闻一多的学者时期, 他从唐诗研究开始, 上溯至《诗经》《楚辞》和古代神话, 兼善考证和义理。他反对别人将他称为诗歌的技巧派, 在诗歌批评上, 闻一多不是效率论者; 同时, 他也不赞同将他定位为“故纸堆内讨生活的”考据家。闻一多对臧克家说:“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 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 而还能懂诗。”^[2]380其实他的意思是, 单纯的唐诗考证和专题阐发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 至少无法见到论者对于诗歌研究的真正功力。闻一多要做的, 是编撰一部诗的文学史。他对臧克家谈到具体的原因:

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 我有了把握, 看清了我们这民族, 这文化的病症, 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 或一首诗(史的诗)……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 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2]380-382

他的文学史以诗为重心, 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可以见到其轮廓: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 黎明, 夏周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2050—前1100)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 本土文化区域的扩大(从三百篇到十九首, 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即陈灵公卒, 国风约于此时; 公元前1099—前599)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598—前87)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期间,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前86—公元后195)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196—755)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756—1276)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的醒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公元1277—1917)六百四十年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望^[13]22-36

闻一多将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作为中国文学的分水岭。从文学史来看, 这种大转折于诗表现得尤为明显。唐高宗麟德二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是“诗歌的盛世”。“从唐朝起我们的诗发育到成年时期了, 以后便似乎不大肯长了, 直到这回革命以前, 诗底形式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词曲同诗相去实不甚远, 现行的新诗却大不相同了)。”^[15]119诗至盛唐发展到顶峰, 无怪乎闻一多将唐朝称作“诗的唐朝”。

闻一多评鉴唐诗的整体风貌既非考证, 亦非杂论, 而是选本——《唐诗大系》。关于选本, 鲁迅有一段的论:

凡是对于文术, 自有主张的作家, 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 倒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 而在出选本。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 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 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 一法也, 如《文选》是。择取一书, 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 又一法也, 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16]

闻一多给民族文化的病症开“方单”。而“药方”是什么呢?“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15]220闻一多意在用自己的标准取舍唐诗, 使《唐诗大系》成为“文章之衡鉴, 著作之渊薮”, 建立兼顾效率与价值的诗学观。他在《诗与批评》中提出了期待:

我们知道凡是能够永远流传下去的东西差不多可以说是好的, 时间和读者会无情地淘汰坏的作品。我以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可靠的选本, 让批评家精密地为各种不同的人选出适于他们的选本, 这位批评家是应该懂得人生, 懂得诗, 懂得什么是效率, 懂得什么是价值的这样一个人。^[15]220

在《诗与批评》文末, 闻一多说:“但是, 谁是批评家呢?我不知道。”^[15]223此是反语, 他不仅以文学史家自居, 还是以批评家自居的。至少, 在1941年左右, 闻一多已经整理了大量的唐代诗歌和诗人资料。他曾对寄寓在他家搜集毕业论文资料的郑临川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 好些是经过整理的。”^[11]5闻一多有意做诗的批评家, 而且致力于编制“技术高、技术精”^[15]222的选本, 郑临川说:“当我替先生抄写整理《唐诗大系》选诗的篇目时, 先生曾告诉我, 这些篇目每年要审定增损一次, 可见先生对唐诗的研究仍然没有中断。”^[11]224

从1933年在《致饶孟侃》的信中制订唐诗的详尽考证计划, 到1944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纲《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路径经历了从“分析”到“综合”再到“开方”“治病”三个阶段。他不仅在“故纸堆内讨生活”, 即便在故纸堆中, 也努力做“杀蠹的芸香”^[2]381; 而且用文学史家的眼光观照诗歌, 将诗反映出的诗人的个性和良心作为选家标准, 不断对诗歌、诗人和诗史进行补充和修订, 呼吁时人和后人留心因个人主义兴起而忽略诗的社会价值的趋势, 借以革除单用效率论来批评诗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