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自然正以前所未有的反作用报复人类。在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欧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得环境保护主义思潮逐渐兴盛起来,许多学者开始注重探究人地互动视域下的环境变迁以及人类围绕环境问题采取的各种应对策略,从而导致了环境史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史这一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不仅增加了历史学研究的新维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还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的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内各种环境问题的凸现,也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其中出现不少从定性和定量视角对国内环境史研究状况进行回顾、梳理和分析的文章。淤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了解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现状提供了帮助,但都缺乏从更宏观的定量视野对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现状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因此,本文拟运用CiteSpace软件以定量分析的视角,对1999—2017年CNKI数据库刊载的我国环境史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量化分析,以期能够全面反映19年来我国环境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脉络,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历史鉴戒。

一、 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是CitationSpace的简称,可翻译为“引文空间冶。它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开发的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1]本文首先以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以1999—2017年为研究时段,并以“环境史冶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数据436条,对检索结果中的新闻报道、会议通知等无效数据进行剔除之后,共获得可以用于量化分析的研究数据421条,进而通过年度发文数量以及期刊论文载文量进行相应的文献计量分析,接着运用CiteSpace软件强大的可视化和统计功能对421条数据中的关键词、作者、发文机构等进行统计分析,并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以便深入探究并清晰直观地展现国内环境史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发展前沿。

二、 环境史研究现状

(一) 文献年际变化趋势分析

如图1所示,通过对可用于量化分析的421条数据进行年度分布统计分析可以看出,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文献数量虽然有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06年之前有关环境史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每年平均只有4篇左右;2006年以后,有关环境史研究的文献数量日渐增多,每年平均多达32篇左右;2014年达到峰值,发文量高达50

(二) 基金资助文献状况分析

基金资助论文是指受国家政府部门或基金组织提供的科研经费资助开展科学研究的项目或课题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科研论文形式表达出来的论文。^[2]根据统计,1999—2017年421篇研究论文中受基金资助的论文共有56篇,占所统计论文总数的13.3%,占比较低。具体基金类型和资助情况如表1所示。

篇。国内环境史发文量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欧美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被引介到国内,引起众多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去思考环境史的学科属性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近些年来随着水资源紧缺、生物物种减少等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内学者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对环境史产生了愈来愈浓厚的研究兴趣,从而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具体来看,自2006年有关环境史研究论文中基金资助的论文开始出现,此后不断涌现,尤其是到了2017年,基金资助论文的数量大幅度上升,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各级部门对环境史研究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从资助基金级别上看,基金级别较高,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主,而其他级别基金资助比例较低。

(三) 期刊来源分析

如图2所示,1999—2017年国内有关环境史研究的文献主要刊载在以下17个期刊。其中,刊载在《学术研究》上的文献数量最多,高达24篇,可以说目前《学术研究》是国内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其次,刊载文献数量大于等于10篇的期刊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有7个,分别是《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鄱阳湖学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史学月刊》《历史研究》。从刊载文献的期刊级别来看,这17个期刊中属于CSSCI核心的有12个,这12个期刊共刊载环境史研究文献142篇,约占1999—2017年刊载文献数量的34%,由此可以看出核心期刊在国内环境史研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亦反映出这一时间段内国内环境史研究整体水平较高。

(四) 核心作者和核心机构分析

经过统计可知,1999—2017年环境史研究的421篇文献是由157位作者所完成的,平均每位作者发文量约为2.7篇。再对所有作者的发文量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可知,发文量1篇的作者共有87人,占发文作者总数的55.4%,发文量2篇的作者共有33人,占发文作者总数的21%,发文量超过3篇的作者有37人,占发文作者总数的23.6%。为了能够全面反映发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有必要对发文量较多的作者进行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由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可知,要想确定核心作者首先

要找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于由此可以统计出梅雪芹发文量为23篇,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依此可以折算出核心作者发文量必须超过3.6篇,也就是说发文量超过4篇的作者都可以成为核心作者。由于发文量超过4篇的核心作者较多,为了便于制表统计,本文只统计了发文量超过6篇的核心作者。如表2所示,核心作者有梅雪芹、包茂宏、高国荣、王利华、滕海键、周琼、付成双、江山。这说明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深厚研究功底、引领学术前沿的研究者,但同时亦存在持续环境史研究的作者数量仍然较少的问题。

统计分析独立作者或者第一作者所在机构的发文量是分析国内环境史研究核心学术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全面了解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机构地域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手段。利用CiteSpace对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机构数据进行提取和整合,选取出排名前22位、发文量大于等于3篇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如图3和表3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发文量位居前列的22家机构共发文256篇,占总发文量的60.8%,这反映出这22家机构在国内环境史研究领域居领先地位。从具体研究机构分布来看,北京师范大学(49篇)、南开大学(42篇)、北京大学(26篇)、云南大学(23篇)、中国社会科学院(19篇)等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发文总数遥遥领先。由此可见国

内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国内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机构集中于北京、天津、昆明。从地域上看,国内环境史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为核心,辐射天津(南开大学)、昆明(云南大学)、沈阳(辽宁大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厦门(厦门大学)、南昌(南昌航空大学)等地的环境史研究机构。

通过CiteSpace生成的可视化聚类时区图,可以进一步了解19年间国内环境史研究机构的发展状况。对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机构数据进行整合统计,然后通过CiteSpace生成节点数为24,连线数为1,网络密度为0.0036的研究机构聚类时区图,如图4所示。

从图4可见,1999—2017年19个时区分布着若干研究机构,但密集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变化,如在2005—2008年及2012—2014年这两个时间段内环境史研究机构不断涌现,在其他一些时段则出现较少。但是随着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亦开始出现诸如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一批具有一定成果积累的环境史研究机构。同时从研究机构聚类时区图中也能看出核心研究机构的马太效应依然存在,这些核心研究机构目前仍旧处于优势地位,为国内环境史研究的持续繁荣注入了强大动力。核心研究机构中诸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其学术传承发展状况良好,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辐射引领作用,逐渐带动和影响国内其他学术机构走上环境史研究的道路,从而间接形成了一批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三、 环境史研究热点及主题演化

(一) 高被引文献分析

一个研究领域的高被引文献能够反映其在该领域所具有的学术影响力,意味着其在理论或者概念上的突破和创新,因此对环境史高被引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可以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该领域在不同时

期的焦点主题。通过对CNKI数据库中1999—2017年有关环境史研究被引文献进行统计,再运用文献计量学中的h指数来确定高被引论文,盂得出CNKI数据库中1999—2017年有关环境史研究高被引文献共计24篇,占该时段内有关环境史研究文献总量的5.7%,具体信息见表4。

注:为了从高被引文献中看出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脉络,表4对高被引文献不按被引频次排序,而是按发表时间排序。

通过对表4统计信息的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早期国内环境史研究主要是引介国外环境史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着重介绍国外环境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如2000年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认为随着环境和生态危机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突出问题,环境史这一学科应运而生,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并指出当前全球环境史研究瞄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欧美和非洲,研究成果亦较多,而对亚洲和拉美等地区关注度则相对较少,亟须开拓对上述地区环境史的深入研究。^[3]又如包茂宏在《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一文中不仅从环境史理论、环境知识史、新西部史等三个方面深入介绍了美国著名环境史研究专家唐纳德·沃斯特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就环境史研究现状、世界环境主义运动发展等问题与唐纳

德·沃斯特进行了深入的访谈。^[4]总之,在该阶段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还是以介绍国外环境史发展现状为主,缺乏对本土环境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

第二,除了继续引介国外环境史理论和成果外,国内对环境史的研究逐步开始对环境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例如,2004年景爱在《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一文中强调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其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包括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多元的,需要相关学科相互配合和借鉴。^[5]2006年王利华在《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一文中在国外环境史研究者对环境史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环境史的概念,认为环境史是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并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来处理史料,进而深入考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的一门学科。^[6]2006年梅雪芹则在《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一文中强调环境史研究仍然把人及其活动当作研究的主题,同时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为视角更为深入地探究人类发展历史。^[7]总之,随着国内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已经逐步意识到环境史的内涵特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仍需完善。

第三,随着对环境史学科属性、研究内容等的深入探讨,国内学者逐步构建起本土化的环境史研究理论体系。例如,2008年陈新立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国内环境史研究的既有成果,指出国内环境史研究在吸收借鉴国外理论方法基础上,已经实现从揭示自然环境变迁的原因转变到深入探讨人地关系上。^[8]2009年梅雪芹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强调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环境史具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以及方法,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认为环境史研究立足点主要在自然与文化之间。^[9]综观上述学者的研究,不难看出,随着国内环境史研究的持续升温,国内环境史研究亦逐步走向深化,这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研究主题及其演化分析

关键词作为表明学术论文研究主题的重要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学术论文的核心内容,而且其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揭示学科领域中知识的内在联系,反映学科领域内的研究热点与前沿演进状况。^[10]有鉴于此,本文以“环境史冶为关键词,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对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热点进行深入挖掘。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时间跨度为1999—2017年,时间切割设置为1年,阈值选择为TOP50,运行CiteSpace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然后通过寻径剪枝的方式得出由62节点和92条连线组成的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5)。由图5可知,1999—2017年环境史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整体上较为紧密,反映出19年间环境史研究始终是围绕上述关键词而展开的。在CiteSpace可视化图谱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决定了节点圈层的大小。

如图5中所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其节点圈层圆环越大,越能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依据关键词节点频次、中心度等统计情况,可以统计出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领域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共有24个,其中影响力较高的核心关键词有18个,分别是“环境史冶“美国冶“历史地理学冶“中华人民共和国冶“中国环境史冶“人类冶“北美洲冶“美利坚合众国冶“环境问题冶“环境变迁冶“自然冶“人与自然冶“视野冶“学科冶“生态文明冶“全球史冶“环境保护冶“生态史冶。

依据CiteSpace统计分析的结果,将节点频次出现较多的24个关键词导出,制成表格,具体如表5所示。其中除了上文列举的国内环境史研究领域影响力较高的18个核心关键词外,还包括6个较为重要的关键词,分别是“英国冶“美国现代化冶“荒野冶“环境保护主义冶“环境冶“马立博冶等。从上述关键词中可以看出,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内容较为广泛。

环境史是以研究历史上人类与环境交互作用为中心的学科,注重探究人地互动视域下的环境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类对自身环境意识的思考,进而探讨人类围绕环境问题采取的各种应对策略。结合环境史高被引文献和高频关键词统计结果以及环境史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图6),可以清晰直观地展现该领域的研究轨迹及发展趋势。

如图6所示,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主题的发展路径大致分为国内外环境史研究状况、环境史学科属性、中国环境史理论建构这三条线索。

第一,发展期(1999—2005年),这一时间段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为“环境史冶“美国冶“人类冶“学科冶“自然冶等,这一阶段国内环境史研究主要就国外环境史研究现状特别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状况以及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考察。具体来看,包茂宏、梅雪芹等分别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详细介绍了国外环境史研究的流派和成果及其研究前沿与学术走向。

第二,稳定增长期(2006—2012年),这一时间段出现的主要高频关键词主要为“历史地理学冶“中华人民共和国冶“中国环境史冶“生态史冶等,该阶段国内学界除了集中于环境史的学科定位以及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学科关系的研究外,还开始深入探讨中国环境史理论建构等相关问题。如朱士光、王利华、王玉德、侯甬坚等学者都认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有较大的区别,是一门注重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新学科。虞刘翠溶、梅雪芹、赵九洲等学者则认为环境史研究属于典型的交叉综合,就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而言就必须打破以往的学科分野,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探索适合中国环境史发展的新途径,走科学和历史结合、自然和文化并举的中国特色环境史研究之路。

第三,快速发展期(2013—2017年),这一时间段出现的主要高频关键词为“环境变迁冶“生态文明冶“全球史冶等,本阶段国内学界更多地关注于环境史研究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如王利华认为从我国环境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知行脱节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要想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强知行合一,大力推广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舆高国荣则强调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全球史和环境史两个领域相互融合发展的结果,其不仅有助于从更深层次揭示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且还扩展了环境史研究的广度。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文以1999—2017年CNKI数据库刊载的有关环境史研究的421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文献产出作者及发文机构状况展示国内环境史研究中的核心作者和核心研究机构,进而借由CiteSpace分析得到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和时区图谱进一步深入辨析环境史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分析得出1999—2017年国内环境史研究的重点。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1999年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经历了发展期(1999—2005年)、稳步增长期(2006—2012年)、快速发展期(2013—2017年)这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并且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此外,自2006年以来有关环境史研究的文献中基金资助的文献不断涌现,反映出国家各级部门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第二,国内环境史研究逐步形成了以梅雪芹、包茂宏、高国荣、王利华等八位学者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并形成了以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为代表的环境史研究高发文机构。根据这些核心作者以及高发文机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环境史研究机构呈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北京、天津成为国内环境史研究机构最多的地区。另外,由于地域和学缘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国内环境史研究团队之间的联系强度与合作关系仍相对薄弱,亟待加强。

第三,从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5)来看,“环境史冶“美国冶“历史地理学冶“中华人民共和国冶等出现频次最高,随着对环境史学科属性、研究内容等的深入探讨,“中国环境史冶“环境变迁冶“人与自然冶“学科冶“生态文明冶“生态史冶等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

(三) 建议

1999年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未来环境史研究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国内环境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未来环境史研究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环境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推进环境史学科的发展。从目前学界对于环境史史料相关文献的讨论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重视对正史、档案、地方志、笔记小说等古代传统史料中环境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而对近现代的相关环境史史料重视不够,出现了重古轻今的状况。有鉴于此,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诸如报刊杂志、日记书信等近现代文献中环境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扩大环境史史料收集的范围。同时,在当前新技术背景下,要积极运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尽可能全面掌握各种环境史资料,建立环境史史料数据库,为环境史学科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料支撑。

第二,推动学科交叉研究,拓展研究领域。环境史是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国内学界对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环境史向纵深发展达成共识,但在实际研究应用方面做得还不够。这就需要国内环境史研究中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能够共同开展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明晰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应用于具体的环境史研究中,从而有助于丰富和提升环境史的相关研究。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除了要加强全球环境史、环境口述史、城市和乡村环境史等领域的研究,推进环境史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发展以外,还要从环境史视野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不断增强环境史研究关照现实的力度。

第三,加强学科建设,推动建立学术共同体。个体学者研究目前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领域知识的专业性以及知识增长的动态性,个体学者很难具备所有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资源,因此,需要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加强学者之间以及学术团队之间的交流合作,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学术难题,推动环境史研究的稳步发展。当前因为地域和学缘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环境史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与联系较少,所以未来国内环境史研究应该进一步构建具有广泛学科背景和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加强学术机构间的合作性,形成稳定的合作群体,扩大机构间的合作力度。

注释:

①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张国旺的《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佳宏伟的《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汪志国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于《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高凯的《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载于《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陈新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梅雪芹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薛辉的《文献计量学视野下大陆地区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展望（2000—2013）——基于 CSSCI 的统计和分析》，载于《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② 普赖斯定律是以作者的最低发文数作为高产作者入选的主要标准，其具体计算公式为M=0.749Nmax，M是指作者群体中作者的最少发文量，Nmax是指作者群体中作者的最多发文量。参见丁学东的《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232页。

③ h指数的定义是N篇论文中有h篇论文每篇至少获得了h次的引文数,其余的N-h篇论文中各篇论文的引文数都成h时,h就可以称作h指数。参见赵基明、邱均平、黄凯、刘兵红的《一种新的科学计量指标——h指数及其应用述评》,载于《中国科学基金》2008年第1期。

④ 详见以下文献:包茂宏的《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包茂宏的《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载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包茂宏的《英国的环境史研究》,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梅雪芹的《从环境史角度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⑤ 详见以下文献：朱士光的《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载于《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辑;王利华的《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载于《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王玉德的《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侯甬坚的《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学科之异同辨析》,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⑥ 详见以下文献：刘翠溶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梅雪芹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赵九洲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载于《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

⑦ 参见王利华的《从环境史研究看生态文明建设的“知”与“行”》,载于《人民日报》2013 年10 月27 日理论版。

⑧ 参见高国荣的《全球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意义》,载于《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