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 ^[1] 习近平这番话反映了各国人民盼和平、求发展的共同心声,也概括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潮流。 然而,特朗普主政的发达资本主义第一大国美国为维护自己“一家独霸”的世界领主地位,不顾时代发展潮流,一意孤行地逆潮流化而为,不但抛出“美国优先” 政策,而且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地规避国际责任与义务,不负责任地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2016 年12 月底)、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7 年6 月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 年10 月12 日)、 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2017 年12 月3 日)、伊朗核协议(2018 年5 月8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 年6 月19 日)、《维也纳国际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部分管辖权(2018 年10 月3 日)、万国邮政联盟(2018 年10 月17 日)、《中导条约》(2019 年8 月2 日)等多个双多边国际机制和组织。 美国这一连串逆潮流化的“退群”行为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反而滑向了“美国孤立”,让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并一度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和共同质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却与世界各国产生了同频共振和广泛共鸣,赢来了一片掌声与赞歌。 这一正一反的响应说明了面临人类共同难题的挑战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也更好地印证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 这种命运相依、共患时艰的时代挑战,与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生态美好的共同企盼和诉求相互呼应,促使各国共同意识到只有达成“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天下一家”的一致共识,才能实现全球的“共建共享、共治共荣”。

一、和平发展的趋势化意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共识

安全共识是指各国基于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在国际政治新秩序指导下,国家之间就谋求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冲突的协同处理所达成的一致认识和意见。 “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 ^[3]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传统、非传统的安全因素,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 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别国的动荡中获得永宁。 显然,安全不再限于一个国家的安全,也不限于一部分国家或同盟内部的安全,更不是以牺牲别国的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的绝对安全。 安全应该是“共同的、 综合的、普遍的”安全,是一种可持续的全球性整体安全。 各国都应该认识到,只有摒弃狭隘的传统安全思维,树立可持续的和平发展安全新理念,构建安危与共、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安全共同体,才能打造休戚与共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实现整个世界的普遍安全。

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独领世界风骚的同时,不断以强权政治霸凌第三世界弱小国家,以各种卑劣手段推动“颜色革命”,其单边性的“民主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带来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导致地区冲突和民族战争迭起。 随着当今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旧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政治格局多极发展中心日趋凸显,国际关系呈现新的变化,以“西方中心论”为价值导向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由一国主宰他国命运和左右世界规则的局面也将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成为时代潮流。 在这种求和平、共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从传统的以暴抗暴、 穷兵黩武和冷战对抗式的零和博弈,转变为更加突出经济实力、人才竞争、科技创新等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的要素竞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软实力竞争和政治话语权争夺,并且这种竞争有助于推动各国之间形成一种“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的政治共识。 基于这种共同安全和发展的需求,各民族和国家对构建超越地缘政治、超越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治理新格局有着强烈诉求。

和平是全人类的美好愿望,发展是全人类的同心所向。 世界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安全的国际环境。 虽然世界政治的单极格局被打破、多极格局尚未建立,但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别妄想借此机会再像过去那样逞强称霸。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也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 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 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 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4] 众所周知,和平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平等,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享有国家主权平等、发展机会平等和规则适用平等的权利,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都公平享有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外溢红利,都有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共同制定的权利和共同遵守的义务。 显然,“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3],不仅能够成为指导重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保障国家权利平等与世界普遍安全的基本遵循,而且其本身就内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共识和共同诉求。

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意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共识

利益共识是指各国基于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和内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框架内,国家之间就利益结构的分配调整和利益冲突的协同化解所达成的一致认识和见解。 在既定利益格局内, 一国利益的多得必然是他国利益的让渡,各国都期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不断加深,人类随之进入共享时代,并分享到“共享经济”的额外红利。 对此,各国应该意识到“当今世界,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是大潮流。 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郊,无论大国还是小国,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5]。 只有在捍卫自身合理利益的同时尊重他国的合理利益,寻求各国间的共同利益,构建和衷共济、休戚与共的全球经济利益共同体,才能重塑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一度萧条,面临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动力不足、市场反复动荡、贸易投资持续低迷等诸多严峻挑战,世界经济转暖形势不容乐观。 加之老牌霸权仍在、新兴国家受压、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受阻等旧有世界经济秩序的障碍以及地区政治安全动荡与冲突、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环境恶化、贫富分化、重大传染性疾病扩散等地区热点和非传统性安全的双重威胁,世界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冲击与挑战。 面对这种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英美西方大国试图关起门来全身自保,不断设置新的贸易壁垒,打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之牌,并且逆势作出“脱欧”“退群”等一系列反全球化行为,表面上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 的浩劫,实际上非但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本国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反而严重阻碍了国际投资与贸易的顺利开展,收窄了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空间。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依然维持强劲增长势头,呈现稳速前进态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压力,支撑着世界经济朝着向好方向扭转,为世界经济整体的复苏和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也随之增加,这对重建能够有效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保障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有了全新期待。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不断凸显,不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秩序提出了变革的呼吁,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诉求。 表现为多层次的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和组织数量的急剧增加且影响力持续攀升,成为在全球经济治理决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参与力量或影响力量。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既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系。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多方沟通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区域合作机制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特点。 区域贸易安排也显著增多,从上世纪90 年代初的20 来个迅速增加到目前的450 多个。” ^[6] 足见,世界各国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致力于推动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就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等重大战略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所作的共同努力。 各国“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实现共同发展的憧憬相同” ^[7]382。 这种求发展、共利益的共同心声,呼吁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主动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自觉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聚同化异以寻求各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而不是心怀叵测人为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 显然,这种互利相生的利益共鸣,不仅能够成为指导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和确保各方利益合理化的重要准则,而且内涵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共识。

三、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意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此处仅限于文化上的狭义概念) 是指各国基于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在世界文明新格局体系下,国家之间就多元文明的和合共生与异质排斥的化解消除所达成的一致认识和趋向。 文化是一国或一个民族的社会成员或群体共同的生活习俗和价值偏好的生成,而每个民族或国家又因其地域、信仰、历史、国情等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为世界文明呈现出异彩缤纷的多元格局增添了色彩。 无论国家之间还是民族之间文化观念与价值认同上存有多大差异,但总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和通约性,也就是说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能够达成价值共识。 在文明多样化且存在价值冲突的现实背景下,各国应认识到,只有寻求多元文化中的“共同价值”,构建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才能凝聚价值共识、化解文明隔阂,打造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新格局,彻底击溃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文化霸权主义。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灵魂和精神维系,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象征和生命基因,本不应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但在过去几百年里却因背后强大硬实力的支撑,使得西方文化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掌握着世界文化的话语主导权,成为主导世界文化发展的单边主义强势文化和霸权文化,致使世界文明交融与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各种冲突与矛盾时有发生并一度激化。 习近平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世界上有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 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 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3] 这说明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作为自己文化的活载体,同时又是价值多元层次中的价值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和生活的历史场域、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形成的价值判断、价值认同与价值自觉。 同时, 也警示着人们,对待不同民族文化和文明差异,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像判断知识和真理那样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二分法进行简单划一地要求和评价;任何情况下妄图打着“普世”的幌子去人为消解和泯灭其他民族文化的行为都将不得人心,并以失败告终;任何情况下试图用“文化优胜”二元论欺凌或征服他国文化,进而垄断文化话语权的不轨图谋,都只能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遑论,也注定只能以众叛亲离的悲剧收场!

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文化交流与交往的频率不断增强,交流的领域不断拓展,各民族和国家在积极展现自身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在交流碰撞中互学互鉴、互补互进,进而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从 “ 一枝独放” 走向众望所归的 “ 百花竞放”———这是全球化外溢效应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发展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的必然历程,更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正如2001 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 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所明确的那样:“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世界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唯有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才是鲜活生动的、富有成果的,才是文明的不断跃升。 保持世界文化发展的生动性和平衡性,确立文化多样性发展,是世界文化异彩纷呈的基本前提。 倡导平等交往和对话, 以‘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促进全球文明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形成世界文化交融、互动、共美的发展局面,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之大势。” ^[8] 2014 年3 月27 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9] 对待不同文化和文明,只有坚持 “和而不同”的包容态度,才能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价值共识;只有坚持 “求同存异”的大同思维,才能在多样中相互尊重、 彼此借鉴、和谐共生,真正实现“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美好愿景。 显然,“将人类整体视为最高价值主体,将敬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作为价值遵循,将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价值归宿” 的全球价值观,凝聚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共识,也应该成为构建世界文明新格局的精神要义。

四、生态危机的扩大化意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共识

责任共识是各国基于对生态安全和环境美好的共同期盼,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下,国家之间就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责任分配和义务分担所达成的一致认识和意见。 众所周知,国家有边界,空气无国别(空气是随时随处流动的)。 一国环境污染、生态受损,邻国必然遭殃、跟着受害。 谁也不可能独自生活在完全封闭的桃花源里! 况且,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生态环境问题的累积达到上限,呈现出蔓延和扩大化趋势,并且日益演化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各国只有打破国别界限和狭隘的意识形态局限,本着风险共担、合作共赢和切实解决问题的诚信态度, 构建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国际责任共同体,才能携手应对不断恶化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重建共荣共生的全球生态治理新体系,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和谐宜居的美好地球家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0]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确实是历史的进步, 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大工业时代,也为资本开拓了国际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对此,我们无法否认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也不得不承认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与反生态性,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的惨重破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和灾难。 尤其是当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逐渐扩大为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后,各国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打破区域和国别界限,成为无时不有并无处不在地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最危险因素。 这促使各国对共同应对生态危机有了一致诉求,对重构积极有效的全球生态治理新体系有了共同呼吁。 ^[11]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守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应担的共同责任。 面对空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锐减、资源危机、酸雨蔓延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孤军奋战、独自解决。 在此背景下,1992 年6 月,首次地球首脑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为了积极推动这一重要成果尽快实施生效,各国又在公约指导下,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相继达成了《京都议定书》 《巴黎气候协定》 等具有国际约束力的相关缔约协议。 各国一致认可 “无论国力之强弱,还是责任之大小,都应该根据不同国情,逐渐实现绝对减排或限排目标”。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97 个缔约方签字认可并承诺践履和兑现公约约定。 可见,公约和协定作为各国针对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共同参与、协商对话的积极成果,是各国为有效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形成的普遍共识和共同守则,符合全球生态发展的大方向,也是对全球生态危机责任共担机制建设作出的初步探索。 发达国家在享有了优先发展的权利后,应该担当起率先减排的任务和大国应有的责任,自觉树立“天下一家” 的责任共同体意识,认真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公约和规则,综合平衡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对接, 为其提供资金与技术上的支持,努力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完善和创新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要自觉摒弃“黑色”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环保意识和“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倡导低碳环保、循环节约的生产生活方式, 创新绿色可循环、长远可持续的生态经济体系,主动担当“家庭成员”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与发达国家共同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显然,“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7]133,成为构建全球生态治理新体系的一致认识,也构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共识。

综上,和平发展的趋势化、经济发展的全球化、 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生态危机的扩大化作为世界各国谋求共同发展的时代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给了世界各国最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