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话题的重要性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政治、经济、外交和环境等议题密切相关,成为各级政府机构、各类媒体及行业谈论的焦点议题。 “能源”在当代世界已成为一个从多角度被高度安全化的范畴,与环境、气候、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等议题发生关联;能源话语以多维度、多媒体、多渠道、多层面反复传播,相互交叠,构成了具有复杂网络联系的能源话语体系^[1]64。 因此,从语言(话语、叙述)的视角对能源相关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源话语”相关研究正在成为当前学术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2-10]

现有文献对“能源话语” 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国际、国内语境中的能源话语的生产、传播、接受等内容均有涉及。 但在现有文献中,有关中国能源议题的安全化、能源安全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能源话语中的国家形象建设等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 国内现有文献对于中国能源话语、能源安全的研究多采用批评话语分析、对外传播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等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而这对于“能源话语”“能源安全话语”这样具有显著跨学科属性的研究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能源话语研究需要更多学科、理论视角的切入。 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身份角度切入,借鉴“软实力” 理论中的 “国家形象”概念,分析中国当代能源话语中的安全化逻辑与国家形象建设。

一、 能源话语的安全化潜力

“话语”这个术语在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话语” 是一种分析范畴,用以描述我们可获取的大量制造意义的资源。 在政治学领域,话语是“一系列的、包含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语言实践和修辞策略” ^[11]。 在国际关系领域,话语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持、巩固或改变国家地位及权势关系的重要手段。 ^[12]基于话语的社会实践观,沃达克把话语界定为围绕某一宏观主题展开的陈述^[1]65,这一定义比较适合界定围绕某一议题而产生的系列话语。 从这一角度出发,能源话语可以被界定为围绕能源相关议题而产生的话语,能源话语体系研究应该包括所有与能源相关的话语表达、话语内容、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接受。 赵秀凤在综合了“能源”概念的定义、概念史以及历史、现实语境的基础上指出,能源话语可以被具体表述为“围绕能源(或特定能源品种)的生产、运输、消费、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等诸多议题而产生的话语”,具有社会性和政治倾向性。 ^[1]66

1998 年的《安全:新的分析框架》确立了安全研究领域“哥本哈根学派”的基本立场,其中详细阐述了奥利·维夫的“安全化”理论,确定了军事安全、 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五个类别,认为“安全是关于生存的问题,当某一议题被表述为对特定指涉对象的存在性威胁时,它就是安全议题” ^[13]。 存在性威胁、言语行为和主体间性是安全化理论的核心概念。 奥利·维夫认为,一个社会问题之所以会变成事关安全的大问题,是某些社会行为体言语行为的结果:这些行为体借助那些表述行为的语言,成功地将一个社会问题“安全化”。 ^[14] “安全化”可以理解为掌握安全话语的施动者,经过 “言语行为” 渲染,把一个问题作为最高优先权提出,通过对该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同而贴上“安全”标签,这样施动者就可以要求一种权利,以便通过非常措施应对威胁。 ^[15] 因此,安全化是一个主体间性的过程。 安全化的中心问题是“言语行为” 的重要意义;在安全化过程中,语言机制是安全化过程的唯一核心机制,“安全”是文本性的,可以被概念化为把“威胁和脆弱性”作为“存在性威胁”的一个特定的语法建构结果^[16],是一个在语篇中的特定修辞结构^[17]。

安全化理论的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在安全化语境中,言语行为可以理解为用言语表征一些特定议题对安全的存在性威胁。 言语行为具有文化特殊性,即言语行为是基于通行的文化模式之上的。 言语行为所唤起的文化模式代表了社会互动及言语互动的熟悉场景,涵盖了该行为有效实施所需的任何先决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各个参与者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行为本身、预期的结果、关于所用表达式的顺序、形式及内容的期待。 ^[18] 由于言语行为唤起的文化模式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历史文化语境中各有不同,从这一点出发,本研究认为,任何具体语境中的安全化行为必然带有本民族文化认知的特殊烙印。

在能源话语的具体语境中,一方面,安全化行为主体可以将能源作为指涉对象,即将特定议题、个体或实体描述为作用于“能源” “能源储备” “能源供应”等的存在性威胁,从这一角度将能源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安全化;另一方面,安全化行为主体可以将能源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内,将“能源安全” 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实质性关联,即表述为一旦“能源”“能源储备”“能源供应”等受到存在性威胁,则政治、经济、生态等其他重要领域同样会遭受严重的存在性威胁,在这一框架内,“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生态安全” 等成为了安全化过程中的指涉对象,而“能源安全”的实现程度则作为一个整体被描述为对指涉对象的潜在存在性威胁,如这样的表述 “能源安全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现代化深入推进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未来一个时期能源消费还会增长,能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19]。 因此,能源议题可以同时作为“存在性威胁”和“指涉对象”进入安全化进程之中,这使得能源问题在安全化视角下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极为重要的议题,具有极大的安全化潜力,而能源问题的安全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能源安全”的“言语行为”实现的。

二、“安全化” 视角下的能源硬实力与能源软实力

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指出除了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之外, 软实力是构成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 约瑟夫· 奈认为软实力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 ^[20],是一种在国际关系中对别国施加影响的能力。 对于一国软实力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看法。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对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的利用能力等^[21];而中国学者阎学通则把软实力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部分,其中文化实力包括全民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而政治实力则包括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等方面^[22]。

(一) 国家安全与能源实力

能源作为长期以来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之一,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传统上的能源安全主要涉及能源供应安全、需求安全和运输安全等方面,能源实力也常被认为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能源实力”概念一般被等同于“能源硬实力”。 许勤华指出,能源实力有以下几个组成要素:能源资源量,能源供应能力,能源进口力(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程度和年度进口量);对能源运输主要通道的拥有量,包括铁路、管道和海上运输线以及联接管道的港口与码头等;能源技术的研发力和能源设备的生产力;参与国际能源金融的程度等。 ^[23]

对于能源实力的“硬实力”属性,国际学界也有着类似的看法。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拥有储量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强大的能源生产、出口能力,拥有全世界顶级的“能源硬实力”。 布舒耶夫( Бушуев В В)等学者以俄罗斯能源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指出与能源安全相关的存在性威胁可以划分为内部经济威胁、社会政治威胁、技术威胁、自然威胁、外部经济威胁和外国政治威胁六类。 其中,对能源安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内部经济威胁因素包括投资、原料、能源短缺、季节性燃料储备等;社会政治威胁因素包括民族冲突、能源行业相关企业的罢工、劳资纠纷、对能源设施的破坏以及恐怖主义行为、反能源建设社会活动等;技术性威胁因素常以能源设施事故的形式呈现,包括由投资缺乏导致的燃料能源综合体过时设备份额越来越大、从核电厂和放射性废物中回收处置核废料问题、资金不足、执行不力(特别是在开发新设备和技术方面)导致的能源设施技术水平下降等;与能源相关的自然威胁因素包括自然灾害、 自然过程中的异常表现(如极端温度、外部电磁异常)等;外部经济威胁和外部政治威胁因素包括燃料和能源出口供应地域多样化不足、能源产品结构有限、世界金融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区域的不稳定(包括受控制的)军事政治局势、非常规能源(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等) 的发展将可能加大俄罗斯传统燃料、能源出口的风险、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等。 ^[24]

如果从“能源话语”的角度切入,能源议题则绝不仅仅涉及国家的硬实力,能源议题相关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比如,按照汉斯·摩根索的标准,国家的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资源、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 外交和政府九个方面构成了国家实力的主要内容, 摩根索认为其中前五项属于有形实力(硬实力),而后四项则可归于无形实力(软实力)。 一国的能源储备以及能源开发、运输能力毋庸置疑是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能源话语所表征出的国家形象、能源议程设置等对国民士气、国家外交与政府执政等方面同样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可以认定,能源话语体系是建构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之一。 因此,能源因素同时作用于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而“能源话语”(尤其是“能源安全话语”) 则是一国“ 能源软实力” 的重要衡量指标与建构元素。

从“能源软实力”角度出发,能源安全则不仅仅涉及供应安全、需求安全和运输安全等方面,而是在更大范围内、更多层面上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 例如,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不仅将能源看作其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还将能源作为其推行内外政策的强有力工具,希望利用本国强大的 “能源硬实力”建构“能源超级大国”形象,凭借能源优势巩固和提升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服务于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国家战略目标,积极建构其 “能源软实力”。 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在国力衰落背景下,“能源”因素成为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 重塑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能源话语即是俄罗斯在重新崛起道路上高度重视的关键领域。 近十余年来,俄罗斯利用其能源优势,充分发挥其高超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通过“能源安全话语”将能源安全纳入国际议程,通过能源安全问题的治理向世界展现了俄罗斯在能源领域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从而服务于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为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重塑大国形象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5]

在“安全化”理论视角下,“能源”在当代世界成为了一个从多角度被高度安全化的范畴。 前文中布舒耶夫等学者的研究即从内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以及自然环境因素、技术因素等角度对“能源” 进行了“安全化”分类,将内外部经济、政治、社会及自然、技术等因素表述为对作为指涉对象的能源的存在性威胁,涉及“安全化”中的军事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五个类别。 而如果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角度切入,则以上能源安全的威胁类别并不全面,因为它较少涉及到“能源软实力”层面。

如果受众国无法对一个国家的形象产生积极印象和好感,则该国产生的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则会大大降低。 例如,长期以来俄罗斯在西方受到“负面国家形象” 的困扰,并且有将能源作为外交威胁手段的先例,因此俄罗斯的能源政策行为常常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一些国家的猜疑和抵制。 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和梅德韦杰夫主政期间,由于俄格战争、俄乌天然气冲突等风波,俄罗斯与西方及一些邻国关系紧张,对俄罗斯国际舆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加之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石油价格暴跌对俄罗斯经济的重创,使得俄罗斯“世界能源大国”的地位遭到严重威胁,俄罗斯惯用的“能源外交”手段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二) “能源话语”建构“能源软实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在国际竞争中,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建立在国家文化、国家精神、国家环境、政府公共服务、人力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国家核心价值的凝聚力、国家精神的吸引力、国家公民的创新力、政策制度的整合力和对外界产生影响的文化辐射力等力量的总和。 ^[26]在能源议题中,能源除了直接作用于国内生产总值等硬实力指标之外,在国家文化、国家精神等非物质要素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在当前复杂语境中,对于国家能源安全的维护绝不仅仅局限于硬实力维度,能源安全的软实力维度同样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

本文借鉴程晓勇有关军事软实力的论述^[27] 来界定能源软实力,能源软实力是通过非强制性手段, 影响、吸引和塑造目标对象,以达到能源安全目标的能力,主要涵盖观念、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的能源资源:观念层面的能源软实力包括国家的能源观、能源思想、能源战略、国家形象等,制度层面的能源软实力主要指称能源安全机制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对话机制、参与国际能源议程设置的能力等,实践层面的能源软实力主要包括在与别国进行能源合作、交流过程中影响他国能源安全政策与能源活动的能力。 由此可以非常明确地指出,能源软实力的观念、 制度、实践层面均离不开能源话语的直接建构作用。 由于“能源安全”与“能源软实力”均与“能源话语” 密切相关,因此可以以“能源安全话语” 为纽带,将 “能源安全”与“能源软实力”置于统一的研究框架之内。

在软实力的研究中,“国家形象”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一个涉及国家威望、国家声誉、国际吸引力等因素的综合符号系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软实力。 良好的国际形象可以改善外交环境,引导国际舆论,增强国家的对外交往力量,使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国际合作和实现本国利益。 ^[28]相反,负面的国家形象往往会在国际交往中付出更多的“无形成本”。 因此,在软实力维度维护能源安全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的建设与维护则需要能源安全话语的持续建构。 这就开启了一个从“能源安全话语”对国家形象建构的视角,进而探究其与“能源软实力”“国家能源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见图1。

语言的结构性以及内部的不稳定性特征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话语在建构身份方面的重要性。 后结构主义一方面认同传统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身份会影响行为体行为;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认为身份具有话语性、政治性、关系性和社会性,身份的建构依赖于话语层面的“关联”和“区分”过程。 因此可以认为,身份具有话语性,需要通过话语将“自我”身

份置于与“他者”身份的时间、空间差异之中,从而在一系列“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建构身份。 所有的身份都可以间接视为形象,随着“自我”与“他者”身份的确立,相关的国家形象也随之建构。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政治行为体的身份与形象并不是外生变量,而是直接与话语的建构作用相关。 本文提出的核心议题就是在“能源软实力” 视域下国家形象建构过程及其在能源安全话语中的表象。

在下文中,笔者将以“中国国家形象”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能源话语中的安全化逻辑及其对于当前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的积极作用。

二、 当代中国能源安全话语中的国家形象建设

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话语主体的“身份”是指国际社会中的各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具有多重性和动态性。 “自我”身份的建立是根据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和感觉构建而成,是一套通过与他人、社会进行交流而形成的自我定位与感知概念体系,而“他者”则是与“自我”相对应乃至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体系。 在能源安全化语境中,行为体需要不断利用话语建构“自我”和“他者”在能源议题中的身份,并不断通过话语调整“身份”与“行为”之间的二元关系,明确“自我”和“他者”的权责关系、行为方式,进而完成能源议题的安全化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自我”与“他者”身份的确立,相关的国家形象也随之建构。 国家身份的总和即是国家形象,但不是所有的身份都适合上升为国家形象,而来自“他者”的国家形象则带有浓厚的价值偏好和情感色彩。 ^[29] 后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中的 “国家身份”与对外传播研究中的核心“国家形象” 高度同构,国家形象建构机制也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相互塑造,它存在于主体间的“双重文本” 中,具有主体间性,在不断地碰撞、渗透和协商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 ^[30] 因此,随着能源话语中中国国家身份的确立,中国国家形象也随之得以建构,能源话语中的“中国形象” 建构议题随之开启。 能源话语中的中国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必然涉及 “自我”和“他者”的区分与关联,也必然存在由自我建构的“自我身份”“自我形象”以及他者建构的“他者身份”与“他者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能源话语建构于两者之间的博弈和意义争夺的过程。

自20 世纪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强调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建立国际能源署(IEA)、八国集团(G8)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际组织来应对潜在的能源危机,并逐步构建了基于石油和天然气稳定供应的国际能源秩序。 到20 世纪90 年代初,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能源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在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互惠互利的能源合作成为发展经济、确保能源安全的一个主要途径。 因此,能源安全这一范畴事实上早已超越了供求关系的双重向度,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供需矛盾,不只关涉国家军事战略安全,而成为一个包括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重大议题在内的综合问题。 在一体化的全球能源市场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解决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31] 与此同时,中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积极融入到国际社会事务当中,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不断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不断努力建构自己积极进取的国际形象。 40 多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人类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得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进一步加剧。 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迅速提升在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中的“中国形象”,构建有利于国家自身发展的能源话语,不仅关系到中国长期性的能源安全,同时还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从当前形势来看,虽然总体上国际能源局势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但中国在连续4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也已经日益显现,而且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相比,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更加严峻。 事实上,在西方能源话语中中国的形象曾经历过一个被妖魔化的过程。 由于中国进入国际能源体系较晚,对自身的国际能源战略的规划也相对滞后。 中国能源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在1993 年,中国由石油净输出国变为了石油净输入国,至2003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直至2011 年中国超过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此时,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大做文章, 称中国在非洲等地区的能源投资是“新殖民主义”, 甚至提出“ 中国能源掠夺论” 和 “ 中国能源威胁论”,称中国建设的高能耗必将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构成巨大威胁,等等。 ^[32] 西方媒体对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报道大都是“巨大能源需求”“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 “吞噬全球能源”以及“不负责任的能源进口大国”等负面舆论。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潜在政治风险,容易受到全球和地区及国家内部地缘政治经济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正常的对外关系常被贴上‘能源爷的标签,使得合作国对中国产生‘掠夺资源爷的猜测。 近年来,在缅甸、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及拉美资源国家,出现反对声音。” ^[33] 国际上过度聚焦中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消费行为, 而中国在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等领域所做的努力被选择性忽略,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亟需提高话语权。 因此,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能源体系,顺利同其他国家开展能源合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能源外交问题,是一个建构“自我身份” 和“自我形象”的过程,是一个与国际能源领域的其他话语行为体进行意义争夺的过程。

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崛起的能耗大国,中国已经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依托国际能源合作、制定长期的能源战略,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能源安全;同时,必须在回应西方涉华舆论的同时构建新的能源话语体系,在能源话语的框架内不断建构正面的 “自我形象”,以消解负面的“他者形象”。 因此,中国现阶段正在不断寻找和拓展与西方进行对话的空间,不遗余力地构建中国“积极、合作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期在国际能源领域赢得更多的国际威望和话语权,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近年来,中国官方话语不断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命运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命运进行关联,阐述中国希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这无疑将推动中国正面国家形象以及相关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如2018 年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写道:“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和能源消费大国,北极的航道和资源开发利用可能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的资金、 技术、市场、知识和经验在拓展北极航道网络和促进航道沿岸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可望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北极与北极国家利益相融合,与世界各国休戚与共。” 淤作为国际能源体系的后来者,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主体性”,在能源话语体系中建构 “积极、合作和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在中国当前的能源话语体系中,“道德隐喻”是一个使用频度很高的隐喻框架:在能源语境中,“道德隐喻” 不仅可以具体化为 “保障能源安全是责任”,而且可以进一步体现为“保障国际能源安全是责任”。 在“道德隐喻”框架内,中国在追求本国能源利益、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同时,有责任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有责任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全人类的命运承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释放“中国正能量”,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诚意与担当”,强调中国作为这一事业的 “积极参与者”,“有诚意、有决心”,要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以此进一步阐释在应对气候变化事业中的 “ 中国贡献” 与 “ 中国行动”。 通过 “ 道德隐喻”,进一步将“中国形象”鲜明地构建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担当、负责任、着眼于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型大国形象”。 例如,“诚意与担当是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最鲜明特点。 世界自然基金会等18 个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已超过其‘公平份额爷” ^[34],“我国能源消费量占到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二,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百分之十一点五……敞开口子消费能源,不仅我国资源、环境不可承受,全球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 ^[35],等等。 通过这些“道德隐喻”相关的表述,中国在全球能源议题中的定位、权责、行动方式等均得到了非常清晰的确认。 例如,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曾强调:“坚持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与周边国家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外资源,实现开放条件下国家能源安全。” ^[36] 这一论述非常明显地运用了“道德隐喻”,以“亲、诚、惠、容”这种描述道德的典型词汇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人与人相处的道德观念的词汇来建构与别国相处的模式,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政府将本着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认真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应对气候变化和解决气候问题。

中国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在与“他者” 的区分和关联过程中经常围绕两个维度展开,具体表述为两对二元关系。 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如: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 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将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我们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37],“中印两国要以自身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案” ^[38]。 二是自我的发展与全人类的福祉,如:“这次召开的两场重要会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全球对建设清洁高效能源体系的积极向往……中国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39],“作为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和平利用核能事业,如同普罗米修斯带到人间的火种,为人类发展点燃了希望之火,拓展了美好前景” ^[40],这一对二元关系在当前的能源话语中越来越占据显著的位置。 这两对关系话语策略凸显了中国目前在能源形象构建方面所做的努力,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信心和诚意,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我们的理解,从而拓展中国国际合作的空间。

中国当前能源安全话语体系的关键词主要包括 “责任”“义务履行” “贡献” “诚意” “担当” 和“承诺”等。 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词汇,一方面,表明中国一定会履行自己的承诺,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诚意与担当, 有助于中国通过能源话语向国际社会申明自己的立场,建构“负责任的大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界定了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明确了中国在全球能源安全议题中的身份,阐明了自身的职责、权益与行为方式,并在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于国际社会“他者”身份以及相关行为(合作)方式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能源议题的安全化过程。 中国通过在当前能源话语中关于“安全观” 的建构与传播,有利于中国在更广范围内,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价值,与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主体一起重塑全球能源安全观,推动其由“竞争性”“对抗性”发展阶段进入到“合作共贏”的新阶段。

三、 结语

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呈现出安全威胁复杂交织的状态,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能源安全的外部风险系数日益提高。 就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的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全球模式,发布“美国优先的能源计划”,试图以此重新勾画能源版图;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努力推动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 全球能源互联网”。 本研究认为,中国能源安全话语的独特性有着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映射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路径。

中国的安全观和安全话语具有自身独特性:否定了西方安全逻辑,从二元对抗思维转为和合思维, 直接导出不同的安全治理理念和治理政策;同时,中国的安全观强调共性,而非个性,并且强调综合性和关联性。 ^[41]这些中国安全观和安全观话语的特点都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中国能源话语中。 以“道德隐喻”来构建能源话语中的“中国形象”也绝非偶然, 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家庭、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道德的自觉自律。 ^[42] 如《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是要求人们不断地向新向好,以美善目标为终身追求。 中国的传统文化奉行的是“顾全大局” “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同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强调人与人相和。 中国的秩序观强调“和而不同” “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与霍布斯文化中的丛林法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都与当代中国能源话语体系中的安全观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可以更理性地认识和对待世界的差异,“文明的冲突”概念被自然化解。 ^[43]

在当今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在中国能源话语中建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有担当、负责任、着眼于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大国” 的大国形象,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强化与主要能源消费大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继续巩固和发展与主要资源国之间建立的互惠互利、 长期友好的外交关系,推动中国能源事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必然要求。 这也对中国当前能源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对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重视能源话语体系中的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与中国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中国的能源话语体系,讲好中国能源故事。

注释:

① 参见《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18203/1618203.htm.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