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路遥研究,多认为路遥的写作姿态是农民的,他站在农民的立场写出了中国城乡转换过程中的复杂矛盾,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既是对柳青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延续,又是对《讲话》精神传统的承续^[1];即使将其作品纳入世界文学的整体范畴考察,他的创作也被认为是 “带有‘农民情绪’ 的‘民族主义’” 的作品^[2];也有研究者从路遥的成长环境出发,认为路遥的生活经验使他对农民具有天然的亲近,是最理解、最同情农民的作家,从人道主义角度肯定了路遥对人的悲悯情怀与现实关怀^[3]。 不难看出,这些研究都意识到路遥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生活经验对其创作具有重要影响,而路遥本人也以平民作家自居。 土地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母体,乡土是孕育中国传统伦理的温床,生于斯长于斯的路遥无疑对土地、农民情感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符码与伦理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已内化为其潜在的精神基因;而路遥后天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以及所受西方思想潮流的影响,又使他意识到传统农业文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伦理观念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尤其在20 世纪80 年代,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共时性涌入中国,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彰显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观念对传统伦理形成猛烈冲击,现代价值观念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路遥认同现代价值观中尊重人、肯定人的部分,对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持赞同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由于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现代价值观念并不能完全契合农业文明滋养下的乡土中国,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批判意识使路遥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复杂性,传统伦理的现代化转型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 路遥自身的生活经历,既使其在感性层面深切体验到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与纠葛,同时又能让他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从理性层面对西方现代伦理本土化和中国传统伦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使路遥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通过文学性的方式加以表达,在其小说创作中,人物的命运、情感的纠葛以及叙述的方式都与路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密不可分。

一、 成长叙事的伦理焦虑

现代价值观念强调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 实现人生价值。 路遥在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践行这一价值观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集中体现在年轻一代农民身上。 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继承了父辈老一代农民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 但却不再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他们有志气、有韧性、头脑灵活、大胆果敢,不再满足于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企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生存现状、追求幸福生活。 他们的拼搏与奋进也终于换来了生活的报偿,借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他们凭借勤劳的双手和智慧逐渐走出贫困,有的甚至通过升学、到城市闯荡等途径实现了由乡民到市民的社会身份转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是现代奋斗幸福观念的践行者,在拼搏中历练,在奋斗中成长,最终实现人生价值。 从路遥的成长和人生路径来看,他本人也是这一伦理价值观的先行者和受益者。

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路遥的兄弟姐妹又很多,所有的家庭重担都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家境十分贫寒, 更不用说供孩子们读书上学了。 为了读书,路遥忍痛与家人分离,在大伯家过着寄居生活。 路遥对读书的迫切除了对知识的渴求以外,更多的是想寻求生活的改变,他不愿再像父辈一样一辈子固守在土地上,而是希望去探求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 对年少的路遥来说,读书是其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于是他发奋读书,凭着优异的成绩和满腹才华一步步从贫困的山沟走向县城,并最终来到大城市,成为城市中的一员,路遥的社会身份也由一个身无分文的农民转变为城市知识分子。 在小说创作中,路遥将自身的成长经历赋予小说人物,写出农村青年如何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不懈的努力奋斗中最终走入城市的成长故事。 从这一角度来说,路遥的小说具有自叙传的成份,在小说男主人公的身上不难发现路遥自己的影子。 《人生》中的高加林,因为接受过高中教育,且涉猎知识面广泛,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甘心当一个整日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希望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才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工作。 民办教师工作曾让他满足,因为这份工作不但体面,而且还让他有更多时间读书来满足其精神世界的需求。 当民办教师工作被挤掉后,他一度痛苦不堪,意志消沉,但这并没有把他击垮,通过各种努力,他当上了县委通讯组的一名干事。 通讯员的工作为高加林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 实现自我的平台,他不但长相英俊、身材健美,而且 “性子又硬、心计又灵” ^[4]69,凭借自己优秀的文笔和敢打敢拼的魄力很快在单位脱颖而出,成为圈子中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 《怎么也想不到》 中的薛峰在省城读完大学后,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同学岳志明的帮助,进入省城一家知名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成为文人圈中的一员。 《平凡的世界》 中的孙少平尽管没有从事体面的工作,但读书改变了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而决意离开故土,到城市闯荡。 尽管孙少平并没有像高加林、薛峰一样成为脑力劳动者,但读书却是促使他不断拼搏和前进的动力源泉,在他的坚持和奋斗下,不但户口迁到了城市,改变了农民身份,而且在城郊的煤矿当上了一名正式工人。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农村青年已经脱离了与故土之间的直接联系,完成了从乡村农民到城市市民的社会身份转变。

路遥书写青年农民的成长故事颇具典型性,他们的奋斗历程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广大农民告别乡村、走向城市的两条主要途径:一是接受现代教育, 通过读书求学进入城市;二是通过外出闯荡的方式到城市开辟新天地。 这两条道路殊途同归,最终都将带来传统社会伦理关系的现代性转化,而中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道路,也在农民社会身份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可以说,路遥在小说中所讲述的奋斗故事是经过深沉思考后的自觉建构。 但路遥的思索并不止于此,而是将其不断推向纵深,进而指出中国的城乡差距与二元结构并不能通过简单的个人奋斗和身份转变加以弥合,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并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上城市对农村的索取,更主要的是二者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隔膜,他直言:“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就是改变了一些环境,填了一些履历表,转换了一些组织关系,似乎并不复杂。 其实,从精神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历程。 这意味着要丢弃一些祖辈珍传的好的或坏的遗产,同时得接受一些令人欣喜或令人不安的馈赠。 由此,必然造成了精神思想交叉多重的复杂性。 要挣脱的东西挣脱不了,要接受的东西又接受得不自然。” ^[5]269 由此可见,即使农民外在的社会身份、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仍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心理层面的城乡一体化,来自于乡土的农民难以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获得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小说创作中,路遥通过人物命运走向的设置将这一问题隐晦表达出来。 《人生》中的高加林既在县城工作,又有城市户口,已经实现了社会身份转型,可是在与城市姑娘黄亚萍的热恋中,他仍然清晰感受到两人之间“天然地隔了一层什么” ^[4]134,尽管他极力迎合黄亚萍的现代趣味,可内心却并不感到踏实快乐。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竭力想挣脱自己的农民身份,超越自己出身的社会阶层,宁可在城里当一个以出卖体力为生的揽工汉,生活在城市底层,也不愿意回到故乡。 尽管他的朴实、善良和坚韧等优秀品质为他带来贵人相助,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在社会身份上摘掉了“农民”的帽子,成为一名“市民”, 但他只能在城市中做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矿工没白没黑地挖煤与农民辛苦地日夜劳作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的劳动与付出都是为了给城市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在社会关系中也并没有得到城市人的尊重。 孙少平曾为自己的矿工身份而自豪, 认为自己是城市建设中的一颗“螺丝钉”,可是他在火车上被检票员怀疑成逃票者的经历却再次证明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和拒绝。 《你怎么也想不到》 中的薛峰在省城接受了高等教育,毕业后进入一家知名杂志社谋得一份编辑的职位,从表面看来,工作体面,社会地位也高,可是他仍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躁不安,来自农村的强烈自卑感让他在城市生活中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生怕得罪什么人。 尽管他很有才华,可是在单位里却到处碰壁,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和重用,工作若干年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才能无处施展让他极为苦闷,而在与人的日常交往中,自己的见识太少又强化了他的自卑意识,身在城市的薛峰深深感受到自己与城市生活的隔膜。 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新回到故乡,故土的亲切让他找回失却已久的自信,可是乡亲们对他的毕恭毕敬、家人对他的客气款待,让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农村。 回不去的故乡,又无法融入的城市,让薛峰陷入孤独和无处安身的苦闷,徘徊于城乡之间的薛峰成了一个无所归依的人。

对于这种生存处境的尴尬与身份的焦虑,路遥自己是有深切体会的,尽管后来他在北京定居,但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自己是属于农村、属于土地的,因此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自己是“ 农民的儿子”,可是这种对乡土的亲切又与少年时期出现了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少年时期对乡土的情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依恋的话,那么成年后的路遥对故乡更多的是情感的寄托与记忆的重温。 城市中体验到的疏离感、再也回不去的故土,让路遥处于现代伦理与传统伦理的两难境地。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会将妻女搁置一旁,只身返回故乡,或许不仅是为了寻找写作灵感, 更多的是寻求心灵的回归与灵魂的依托。 既然像路遥这样进城的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中并没有寻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那为何他们还执意要离开农村呢? 他们逃离故土的原因并不是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享乐或者贪慕虚荣,而是因为当现代价值观念与传统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们意识到固守农业文明与传统伦理观念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他们以现代伦理观念作为参照系重新去审视乡土生活时,对土地的内涵以及传统伦理观念产生了怀疑甚至是绝望情绪,他们开始质疑传统的乡土生活方式,并试图到城市里去追寻新的文化和伦理价值,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赖关系的生存方式。 但孕育于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已经内化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是不可能被连根拔起的,于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整个民族感到了时代的阵痛,而个体在历史洪流中体验到的是介乎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身份焦虑和孤独。

二、 婚恋叙事的伦理悖论

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的冲突,路遥不仅在创作中通过个人的成长叙事加以阐释,而且在其婚恋叙事中也进行了隐晦表达。 从路遥的个人情感经历来看,他自己本人就没有很好地解决传统与现代两种婚恋观念的矛盾冲突,而这种情感体验也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其作品中对“婚”与“恋”的书写秉持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着伦理悖论。

现代爱情观认为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冲破一切阻碍结合在一起,爱情至上论是现代情爱伦理的重要内容。 路遥笔下不乏对爱情的书写,也不吝惜对爱情的赞美与歌颂。 路遥曾在作品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 爱情啊! 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 ^[6]77 路遥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也突破了传统爱情中的“门当户对”观念,出现了城市姑娘与农村小伙的“城乡之恋”。 这种城乡恋爱产生的基础是两个人在精神层面的同步,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等现代观念基础之上的,精神价值层面的契合弥合了二人在经济和社会身份上的差距。 《人生》 中的黄亚萍因为与高加林有共同语言而对其展开大胆追求,他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国际大事,最终相恋,成为别人眼中值得艳羡的一对。 《平凡的世界》 中的孙少平几经奋斗才在城郊当上矿工,而田晓霞则是高官家庭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省城报社工作,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记者,不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社会身份,两人都差距悬殊。 可是田晓霞却无视世俗偏见,大胆向孙少平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面对幸福的到来,孙少平克服内心的自卑,鼓起勇气迎接爱情,两人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灌溉出了美丽的爱情之花。 《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与美丽的城市女孩儿贺敏相遇后,迅速坠入爱河。 有研究者认为,路遥在小说中设置这一恋爱模式的意图是想以此暗示城乡的二元对立是可以消弭的,但从这种爱情模式的悲剧性结局却不难发现,路遥对现代的爱情至上论亦充满质疑。 ^[7]如果爱情中的两个人成长背景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社会身份不同,那么即使情投意合、能够无视社会的世俗眼光,却也无法逃离城乡对立的社会结构,城市与乡村结合的爱情注定要以悲剧告终。 因此在小说中,当高加林的真实身份被“告发”,被单位辞退回乡之际,他跟黄亚萍的爱情也就戛然而止了。 与贺敏之间的恋情对薛峰来说既甜蜜又苦涩,贺敏的美丽、奔放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城市姑娘的刁蛮任性也带给他颇多烦恼,尤其当贺敏的高中同学“插足”两人的感情之后,薛峰才意识到他们的爱情竟如此不堪一击。 《姐姐》 是另一种形态的 “城乡之恋”,27 岁的姐姐小杏不顾父亲的反对和劝阻,全身心地投入与省城插队知青高立民的爱情中, 而当“四人帮”被粉碎后,高立民考上大学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小伙与农村姑娘的身份差距最终导致两人的爱情悲剧,高立民在父母的安排撮合下接受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城市姑娘,再现了中国民间故事中“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剧爱情模式。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是纯美的,尽管田晓霞不介意两人身份的悬殊,专注经营两人的感情, 但孙少平却对两人真正走入婚姻殿堂后的生活缺乏信心,他预感到两人身份的巨大差距可能会在婚后导致的不确定性,他说:“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省城的一位女记者生活在一起? 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 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 但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家, 要生孩子, 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6]58 爱情并不能生存在真空中,两个人的结合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作为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路遥必定想到两人结合后的悲剧,或许是不忍心看到美好爱情的泯灭,于是设置了田晓霞为了救落水儿童在洪水中溺亡的情节。 可以说,田晓霞的死是偶发事件,但对于两人的感情来说,这场悲剧又是必然的,田晓霞的死保留住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真。

敢想、敢做、敢于突破传统门第观念的爱情观是路遥自己面对爱情的态度。 当上山下乡的女知青来到路遥家乡的时候,路遥曾毫不掩饰地跟别人说: “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 ^[8]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只不过是轻狂少年的口不择言,可是路遥却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先后与北京女知青林红和林达恋爱,并最终与林达步入婚姻。 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两人的成长环境、文化背景差异太大,对婚姻的期许也存在分歧,聚少离多是家庭生活的常态,婚姻几乎名存实亡。 现代婚恋观念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按照路遥恋爱时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理应与妻子离婚,尤其在他成为著名作家之后,找一个能够全心全意照顾他的妻子并非难事,他的弟弟王天乐就曾劝说路遥离婚,可是路遥在婚姻上的态度却是承续了老一辈的传统的婚姻观念。 爱情是浪漫的,可是婚姻是现实的,在婚姻中,让爱情始终保持最初的热度是很难的事情,在传统婚姻观念中,爱情并不是婚姻存续的唯一条件,责任与担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即使在婚姻生活中过得并不顺心,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让女儿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路遥还是选择了隐忍,直到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才勉强签下离婚协议书。 由此可见,路遥的爱情观是现代的,婚姻观则是传统的,现代与传统的纠结致使路遥的婚恋观存在着互相矛盾的质素,出现了伦理上的悖论,这种悖论使他在小说世界中既赞美浪漫炽烈的爱情,又写出了婚姻生活的实实在在,即使没有爱情,婚姻也可以在责任意识和共担生活风雨中生出新的情感。 《平凡的世界》 中的田润叶因为心里一直割舍不掉对孙少安的感情,与李向前结婚后一直采取冰冷的态度,两个人都痛苦不堪,可是当李向前遭遇车祸落下终身残疾后,润叶作为妻子担负起了照顾李向前的责任,她在婚姻的自我牺牲和奉献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充实,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也更加成熟。 爱情是青春的迸发,可以炽热激烈,可以活在幻想当中,但婚姻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庄严肃穆的,当夫妻二人有了共担生活苦难的经历后,田润叶对李向前也萌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后来还为他生了孩子,而李向前也在润叶的关心和爱抚下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他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也通过经营修鞋摊的方式承担起家庭责任,重新走向社会,婚姻生活就是在点滴的琐碎和平平淡淡中得到了新的滋养。 孙少安最初与秀莲的结合更多的是从承担家庭责任的角度来考虑的, 他把对田润叶的爱深深埋在心底,而选择了一个 “合适”的对象———能够帮他照顾父母和弟妹、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结婚,秀莲的吃苦耐劳以及心甘情愿的付出让孙少安感动,夫妻二人在相互扶持中让婚姻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中的高广厚尽管曾经被妻子的变心所伤,可是当妻子回心转意时,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有母亲的疼爱,他还是选择了宽恕和包容。

在情感问题上,路遥在内心深处期盼着能拥有摆脱传统伦理观念羁绊、超越社会现实的完美爱情, 他自己也曾经为此做出过努力和尝试,但是冰冷的生活现实和理性思考让他意识到,城市与乡村根深蒂固的矛盾并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层面的悬殊差距造成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冲突才是导致城乡对峙的深层原因。 感性层面对爱情的期许和理性层面对婚姻的妥协给路遥带来极大的苦恼,“历史发展性的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冲突痛苦着他” ^[9],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 个人是无法与强大的社会相抗衡的,更无法逃脱社会深层结构的规约。 于是,在路遥的创作中,婚恋叙事中出现伦理悖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 乡土叙事的伦理审视

作为一名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路遥对农村生活是极为熟稔的,他对乡土生活的艰苦与无奈有着深切体会,深谙乡村的伦理关系和农民的心理状态。 一方面,“生于农村”的路遥在情感上对乡村和土地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在小说创作中他总是抱着极大的同情心和深切理解来讲述农村的人和事;但另一方面,“走出农村”的路遥在思想上已经转变为精英知识分子,当他站在现代的、理性的角度反观乡村生活时,对社会事件和人物的评判已经超越了普通大众,具有了更为宏观、历史的眼光,农民是勤劳的、朴实的、吃苦耐劳的,但同时在思想上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存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问题。 感性层面对农村及农民的亲近和理性层面对乡村生活及伦理关系的重新审视使路遥陷入两难境地。 于是在小说创作中,路遥通过隐含作者介入的叙述方式来化解情感与理性的龃龉,在饱含深情地讲述城乡故事的过程中,隐含作者时不时跳出来,大发议论,对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道德评价和伦理评判,这种叙述方式被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所诟病,认为路遥在叙事中过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立场,破坏了文本的文学性,但实际上,这正是路遥自身伦理困境的隐晦表达,体现出他对“真”的追求。

路遥认为,要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作家必须 “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 ^[5]191, 而这种内心的真诚就是“永远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5]281。 路遥所提到的“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生活艰辛与痛苦。 身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 ^[5]62,路遥在情感上一直将广大的农村人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 ^[5]62,在小说创作中,他力求从人物视角出发写出农民的喜怒哀乐。 在《平凡的世界》 中,当王满银带回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后,农村妇女兰花就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既不忍心去状告丈夫,让公社把丈夫抓走,又无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不堪忍受屈辱的兰花最终选择服药自杀,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控诉不幸的婚姻,这是传统伦理中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最朴素的反抗。 在小说中,当兰花坐在河边准备吞服鼠药自尽之际,作者通过丰富的内心描写,写出兰花对孩子的牵挂不舍、对生活的万般惦念,对兰花的婚姻不幸表达出极大的同情。 对农村妇女而言,家庭就是生活的全部,传统伦理中“夫为妻纲”的观念让兰花对丈夫的浪荡和不负责任只能忍气吞声,甘愿认命。 但与此同时,隐含作者却通过议论的方式对兰花寻死的无意义进行了批判:“唉,可怜的人儿……你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 可你不会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10]251 这是从现代伦理角度对兰花的自杀行为进行理性审视,批判其自杀行为的盲目。 在孙少安重新兴办砖厂摆脱困境、 走上致富路之后,他经不住胡永合的鼓动和劝诱,准备合伙投资拍电视剧。 小说中写出孙少安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对拍电视剧的事心里没底;另一方面,胡永合曾经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出于农民淳朴的报恩心理,同时企图寻求更大人生突破的愿望,催促着孙少安放手一搏。 从农民视角来看,这是一个有胆量、有魄力、有进取精神的年轻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 但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则在理性层面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价,尖锐地指出:这是改革初期新富农民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他们既怕遭人嫉妒、 不敢露富,又想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有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 而隐含作者的思考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之上升到人类应当如何增加财富的哲学高度。 可以说,路遥从农民视角出发对孙少安为代表的发家致富的年轻农民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心态表示理解,但同时又以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而这也正是路遥身上兼具农民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文学表现。

在讲述国家政策和历史事件过程中,路遥在 “历时性地勾勒出重大事件的巨大反响”和“横向立体地展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广袤空间”的同时^[11], 也通过小说人物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思想碰撞,展现出历史变革时期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矛盾冲突。 在《平凡的世界》中,在大跃进时期为了修建水库,数千农民在万般无奈之下离开故土、迁徙他乡, 这是迫于国家发展需要和政策要求,农民在个人利益上做出了牺牲,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初,时移世易,沧海桑田,昔日的水库所在地已经变成了一个国营农场,带着对故土的深厚感情,当年迁走的农民纷纷踏上“寻根”之路,从几百里外赶回故乡,忆往事, 叙乡情。 可是当农民看到工人们在自己的故土上耕作和收获时,情感受到极大伤害,对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的生存之本,而故土则是他们的生命之根,工人们在他们的故土耕作生活而自己却只能流落他乡,这让农民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当仇恨情绪掺杂进农民的寻根行为后,单纯的“寻根”活动就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回乡运动,他们与农场工人抢收农场上的粮食,并发生激烈冲突。 路遥在小说中并没有满足于对事件的简单讲述,而是通过隐含作者,从宏观视角分析了这一事件产生的历史原因,指出:“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 ^[10]247 田福军在黄原地区锐意改革时阻力重重,甚至遭到恶意举报污蔑。 在相当一部分因循守旧的干部看来, 田福军的改革过于冒进,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因为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隐含作者则以历史的眼光, 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高度指出,在深刻而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人们眼光的局限和社会的种种缺陷弊端是无可避免的,“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 ^[10]428,但这并不能动摇改革者艰难前行的决心,更“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 ^[10]428。 通过隐含作者的介入,田福军被检举污蔑这一事件不再是简单的官场利益争斗,而是将其纳入中国社会改革变迁的进程,指出这是改革路上不可避免的插曲。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相继出现,路遥在小说中以知识分子敏锐的观察力看清历史事件背后的本质,是颇有洞见的。

路遥从不吝惜在作品中大胆表明自己的情绪和立场,他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是因为情感的真实,作家应当以坦诚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对世界的认知体悟和盘托出。 他曾在创作自白中坦言:“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能‘中立’,他必须作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 ^[5]20 于是在创作中,路遥将自己对土地、对农民的深情厚谊融入笔下的人物, 为他们的悲伤无奈扼腕叹息,对他们的浅薄愚陋抱之以最大的宽容与理解,同时又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通过隐含作者发声,写出自己对现实、对历史的深切思考,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这既是路遥对读者的心灵敞开,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形塑,而这恰恰反映出路遥穿梭于农民与知识分子、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困境。

尽管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思潮和现代伦理价值观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数千年所形成的农业文明和传统伦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当其与现代文明相遇时,二者既互相影响又有矛盾冲突,而且乡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立。 现代伦理观念强调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创造幸福生活,在婚恋观念上崇尚自由、平等的爱情,这些既是路遥在小说中大力提倡和赞美的,也是他个人毕生所追求的,但对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把握使他清醒意识到,现代价值观在乡土中国的实现举步维艰。 即使农民通过进城的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仍无法弥合城乡差距,消除他们的身份焦虑。 而在婚恋问题上, 即使浪漫的爱情能够冲破传统伦理的门第观念,可一旦遭遇现实生存问题就会变得阻力重重,炽烈的爱情在柴米油盐的现实婚姻中长久维持很难,而夫妻共担风雨、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相濡以沫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现代文明的冲击推动着路遥的文化心理和伦理观念由乡村向城市位移,但是其间仍“存在着一些难以平复的心理矛盾” ^[12]。 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城市与农村的对峙使路遥徘徊在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 陷入精神困境,于是他将个体生命的复杂体验、对生活的感受和对世界的认知投入文学创作之中。 也正是路遥的“真”与“诚”才让他的作品能够打动无数读者的心,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义,而路遥也在与读者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中,完成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和历史担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