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此开启了历史新纪元,呈现出新思想、新主体、新路径等重大转向。 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专门进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比较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本文拟聚焦五四运动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性转折,以期对当代中国妇女发展事业有所启示。

一、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参与主体,还是基本路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 改变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取代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动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戊戌维新知识分子提出 “废缠足”“兴女学”的思想,创立不缠足会,兴办女子学堂,希望从形体与智识两个层面改造女性。 但这一时期女学旨在培养“贤妻良母”,其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国家的振兴与富强,并未真正触及女性作为个体的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学说,将之作为批判中国封建专制思想的武器,鼓励中国妇女以美国、英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女性为楷模争取个体自由权利。 1906 年孙中山在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强调男女平等思想,“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叔伯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 ^[1]。 以秋瑾、何香凝、吴木兰、唐群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 也积极参与革命政党活动,宣传介绍西方国家女性在婚姻、工作、教育等各方面拥有的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促进了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然而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未走向深入,资产阶级革命受挫后,妇女参政团体相继解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遭遇了严重挫折。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处于迷茫中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重新燃起了希望。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1514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阶段,《新青年》杂志功不可没。 1919—1921 年《新青年》大约有近20 篇文章专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苏维埃俄国妇女生活状况。 李大钊于1919 年2 月发表的 《战后之妇人问题》是第一篇比较系统而深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 文章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并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妇女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 “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 去打破那有产阶级( 包括男女) 专断的社会制度” ^[3]146。 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批判了封建纲常礼教,介绍了妇女压迫与私有制的关系、妇女解放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理论的新阶段。

（二） 变更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

1919 年五四运动不仅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揭开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序幕。 自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视角开始下移,不再仅限于关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个人觉醒,而是聚焦广大的中下层劳动阶级妇女的解放问题。

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启蒙让中国女性有了争取自由的意识,但当时中国的妇女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 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采取了“废缠足”“兴女学”等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措施,但其影响范围非常有限,很多措施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20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撼动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根基,也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倡 “男女平权”,开办女性学堂,甚至赞同妇女的参政要求。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面向女性的著作和报刊。 著名的有陈撷芬、金天翮、丁初我、秋瑾创办或主编的《女报》 《女界钟》 《女子世界》 《中国女报》 等。 这些女性刊物所刊登的文章探讨了妇女解放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控诉了封建专制制度对女性的禁锢与迫害,极大地调动了妇女从军、从政、参与民族革命的积极性。 在女学的推动下,辛亥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女性,她们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这些女性大都出身较好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如黄绍兰、 沈亦云、曾季肃、陈允淑等都是当时女子学堂的学生,陈婉衍、周其永、辛素贞等都是女子学堂的创办人或者教员。 然而,不论是开办女子学堂,还是创办女性期刊,受众群体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 可见,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有局限性的,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中开展,而完全排斥了占妇女总数80%以上的劳动妇女,社会中广大女工和农妇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变。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中,广大劳动妇女与男性同志并肩作战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俄国劳动妇女的榜样力量给予中国广大妇女争取权利自由的信心。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突破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阶级局限,大量无产阶级妇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妇女解放运动的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女学生、女教师、家庭妇女及其他一些劳动妇女。 1919 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女高师、协和女子大学等十几所女子学校的四十多名代表举行集会通电,“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 惠然肯来, 合群策群力以济难关, 向政府陈告力争, 保全我领土” ^[4]。 除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外, 湖南、 湖北、江苏、山东、福建、广东、四川、河南等省份的中、小城市都有女学生及其他阶层的妇女参加运动, 从而形成了全国妇女解放高潮。 各个阶层妇女团结起来,集会游行,宣传爱国思想……比起男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广大妇女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冲破了“三纲五常”封建思想的束缚,英勇地参与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再是个别阶级的妇女解放,而是全民族各阶级妇女的解放。 一生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向警予曾明确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女工、农妇和一切劳动妇女群众参加,而有组织能战斗的新兴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前卫。” ^[5]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逐渐向纵深发展,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到女工、农妇群体当中去学习和工作,与劳动妇女互帮互助,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团结。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由少数知识妇女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以广大女工和农妇为主体的群众运动。

（三） 转变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路径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妇女所追求的“个体解放”的路径逐渐被修正为将妇女解放融入到阶级和民族解放问题之中的“社会解放”路径,并强调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政治革命。

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是封建族权、神权、夫权得以存在的基础,更是压迫中国广大妇女的一座大山。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实现妇女个体自由解放为目的。 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为主体,过度关注个体觉醒与两性问题,脱离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从民族革命运动中孤立出来。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阶级也是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脱离群众,不能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劳工群众争取权益。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不符合中国国情,最终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陷入困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政治革命和社会解放视为妇女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都把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将私有制根除视为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近代中国的妇女问题绝不是单纯的两性关系问题,也不是单靠妇女经济独立就可以解决的,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制度的系统性变革。 1921 年陈独秀在演说中明确提出中国妇女必须走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解放道路。 他认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 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 ^[6]。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五四运动中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罢课、演讲和示威游行活动,将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统一化。 特别是无产阶级劳动妇女的大量参与表明,这一女性群体已经开始觉悟, 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生力军。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与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千百万工农妇女参加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1919 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开启了新纪元。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彻底的革命性和显著的群体性。

（一） 鲜明的阶级性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 年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指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 女子自古就是劳动者,封建社会时期女子是家庭中的无偿的劳动者, 大机器时代女子又成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生产者。 妇女只有与世界上其他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1922 年李大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 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 ^[7]49,并号召妇女群体作为被剥削阶级去联合工人、农民等以争取自身解放,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置入阶级观念。 在阶级观念置入过程中, 资产阶级追求女权解放的妇女运动已转变为妇女作为被压迫阶级为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实践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导妇女解放运动。 她们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入群众,通过戏剧、歌舞、刊载文章等途径,宣传了妇女解放思想,唤醒了广大妇女群众。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加关注广大的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阶级观念,让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认识到人人平等,女性也享有受教育、婚姻自由等权利。

（二） 彻底的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 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阶级、最革命的阶级。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8]410-411 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彻底的革命方式。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地位低下, 尤其是广大劳动妇女一直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经济上无法独立,婚姻不自由,无任何政治权利,境遇非常悲惨。 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女性群体———女工受压迫最深。 文学资料《包身工的血泪仇》 《包身工的仇恨》 和《阶级斗争故事集》等用真实的史料呈现了历史上女包身工悲惨的生活遭遇。 包身工终日面临着噪音、尘埃和湿气的影响,车间里机器皮带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车间里又终日在下‘雨夹雪’。 雨是车间里喷雾器喷出来的水蒸气,据说棉纱潮湿了就不容易拉断。 ……雪呢,是车间里飘来飘去的棉絮, ……呼吸的时候,棉絮直往鼻管、嘴里冲,……所以包身工等不到半年,就会生肺病。” ^[9] 其中被称为 “猪仔式”包身制女工的境遇是女工群体中最为悲惨的。 她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 生存环境恶劣,徘徊在生死的危险边缘。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8]406。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女工既是妇女中受压迫最深的群体,又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大机器生产紧密联系的先进力量。 她们一无所有,具有革命性;她们易于组织,是构成工业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分,是妇女运动的重要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妇女逐渐觉悟,并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广大妇女群众得到了革命的锻炼,妇女群体呈现出强大的革命性,她们与男性并肩作战, 积极地加入到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的解放运动中。 1921 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劳动妇女开始组织妇女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行列,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为自身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英勇奋斗。

（三） 显著的群体性

与资本主义思想提倡的“个体解放”截然不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人类解放”这一社会政治理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并且不同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现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8]411。 人类解放也包括全体女性的解放,所以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呈现出显著的群体性。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倡的女性解放,只有部分知识分子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他主张把女性解放的视角投向更广大的劳动妇女。 他认为“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利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 ^[3]146。 恽代英在《妇女运动》一文中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弊端,强调“全体妇女的解放”意味着妇女群众的解放,反对把妇女解放割裂为妇女内部各阶层的解放。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是“投机派男子”假借妇女解放来求自身的解放,一旦目标达到便“把一切社会问题都抛之脑后”,“少数所谓‘解放的妇女’”的中产阶级女权团体也与这些“投机派男子”一样,所以要 “反对那些妇女解放运动中间的个人主义者与投机主义者”,明确妇女的解放是“只有全体的解放,没有个人的解放”。 ^[7]290-291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范围逐渐扩大。 广大的劳动妇女开始产生自我解放意识,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 据1922 年中国劳动妇女罢工运动统计,“在上海、湖北、广东等地,女工罢工的工厂共60 余个,罢工人数共3 万余,罢工次数共18 次” ^[1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妇女广泛开展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解放运动。 苏区广大妇女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 据记载,“多数的市、乡苏维埃,妇女当选代表的占25%以上”, 部分地区妇女当选代表的则占60%左右。 ^[11]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组成了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协会、妇女抗日协会、妇女抗敌会、妇女抗敌同志会、同心会、姐妹会等团体积极参与抗战。 据1940 年统计,“妇联会、妇救会团结了数十万的妇女群众,仅陕甘宁边区就有20 万会员,晋察冀有23 万余名会员” ^[12]。

三、 五四运动推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转折的当代启示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13]但是,当今社会仍存在女性社会地位不高、性别歧视等问题。 那么如何促进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进一步发展? 回顾五四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之后,中国人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 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2]1516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终于走上了正轨。 历史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卓有成效的。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妇女终于摆脱了被压迫的命运, 翻身做了主人。 但时至今日社会上封建残余思想的余毒仍在,妇女解放的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论调,如倡导所谓“女德” 教育的学堂开始在全国多地出现,从北京到广东,然后是山东、河北、陕西、海南……,其所宣扬的“女德”被解释为三道,即“姑娘道、媳妇道、老太太道”。 宣扬“每道都有女人要守的本分”,其基本原则竟是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 ^[1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等封建糟粕的死灰复燃。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在新时代思想上不能掉以轻心,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妇女发展事业的指导。 只有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深刻理解领会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观点,才能认清当今社会上所谓“女德”班的骗局,才能牢牢把握中国妇女发展事业前进的正确方向。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19 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1921 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将领导妇女大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和实现妇女自身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1922 年中共二大中就明确了职责,中国共产党除了应该为“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还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 ^[7]3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走上正轨并走向高潮。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领导者,从而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质推进者” ^[15]。 中国妇女解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将妇女事业与党的事业相结合。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把“男女平等”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首次写入党代会的正式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和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障妇女权益,才能将男女平等落到实处, 才能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

（三） 坚持以最广大妇女群众为主体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16],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主体作用。 妇女作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应该有社会主体地位的自觉意识,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 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妇女解放道路长期以来一直以男性为主导,不是“妇女解放” 运动而是 “解放妇女”运动,妇女作为当事人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直到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妇女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其主体意识才开始觉醒。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妇女发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呐喊,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人翁思想。 从此“女性的人生目标得到超越,她们不再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是把人生价值的实现上升到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层面” ^[17]。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和国内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也迈向新征程。 新时代必须充分发挥最广大妇女群众的主体作用,调动其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促进妇女在全面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党和国家也必须以最广大妇女群众为主体,必须切实维护妇女的发展权益,不断促进两性和谐,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妇女本身也应该抓住当前机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及妇女工作的一系列讲话,将自身命运改变与国家命运前途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四、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摸索与实践过程。 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先后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但由于指导思想、领导阶级等的局限,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9 年五四运动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也是中国妇女解放史的分界点。 自此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中国指明了妇女解放的目标和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解放道路,即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的道路。 这是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女权运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处理好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发展问题?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事业要格外警惕西方的话语霸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最广大妇女群众为主体,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