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从整体出发在进行思考、认识、解决我国现实生态问题过程中达到了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其思想理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习近平汲取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思想精髓,立足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顾及人类文明发展大局,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深入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有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基础、精髓要义、理论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在生态文明整体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本文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何以必然” “何以体现”两个层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以及具体表征进行具体分析,力图全面完整地描摹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的理论全貌。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的生成依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基因,并且该思想作为与现实和实践相一致的时代理论,是对生态系统及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的现实反映。

（一） 理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继承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本源及其内在演化规律的认识,也包括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看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世界处在一张普遍交织的密网之中,因此他们从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探求生态自然规律与人类发展规律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他首先承认了自然的先在性,把人类实践活动尚未涉及的自然看作是自在自然,自在自然中直接的存在物为人的出现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前提,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 ^[1]180,自在自然所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只是为人提供一个可能世界,而人有意识的精神活动则在可能世界中建立起了一个目的性的世界,并且人通过自觉的实践活动将自己的目的转化为现实,因此自然对人类需要的满足程度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的程度,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以实践为中介的双向互动中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将自然力量转化为人自身生命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自然的认识展现出多维图景,即自然包括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自然、人自身的自然以及被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过的人化自然。实际上马克思是以人对自然的参与程度为标准形成了对自然的认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一个整体性概念, 马克思眼中的自然界是与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感性的、实践的自然界,是自在自然及人化自然相统一的自然界。在这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作为自然中的人需要不断通过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确证自己人的意识、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然也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并不断向人生成,但自然界作为天然性、人工性和生态性的统一,无视自然对人的约束,而过度追求自然的人化必将瓦解自然的整体性,从而招致自然的报复,因此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应更加慎重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把人与社会的发展放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虑,强调“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2]11,并在谈及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问题时提出要建设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际上就是为避免自然被过度地人化而给予自然休养生息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观点论断及政策落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践行和发展,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整体性理论基因的继承。

习近平指出:“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3] 其中中国优秀生态思想的天人观是中国古代先贤对自然整体性认识的最主要的观点。 “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根本之道, 亦是中国古代圣人君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易传》“三才说”认为天、地、人各有其道,但三者之间却存在着生命本源性的关联,天之道“始万物”, 地之道“生万物”,而人之道“成万物”,天、地、人相融相依而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 ^[4]。老子哲学把 “道”作为创生万物之本源,“道生万物”,世界万物得一而归于道。 “道”虽为万物之母但终究还是要回归自然,“道法自然”强调万物有自身生长演化的自然规律,不需要有人为的雕琢干涉,天道、人道本就是统一的,而“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无为而无不为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也认为“道” 是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人只有像圣人那样“法天贵真”,遵顺自然的本性,效法“道”,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境界。与道家学说不同,孔子提倡人在面对自然时要“畏天命”,孟子则认为“天人相通”,“知其性者,则知天也”,强调人认识到自己善的本性就可以明晰天道。荀子第一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面对自然人应当“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 ^[5],依照自然的变化来安排人之“所为”。除此之外,刘禹锡提出的“天人交相胜”, 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都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尽管中国古代先贤关于天、地、人的思考大多建立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之上,有着一定的迷信和蒙昧色彩,但他们关于人与自然整体性关系的朴素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发展,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深刻的生态价值。习近平则汲取中国传统整体性自然观的合理因素并赋予其更多的时代元素,他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提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实际上“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就是强调我们要“畏天命”,承认自然对人类行为的约束作用,而“顺应自然” 所顺应的是自然规律,与“道法自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保护自然” 则强调我们在面对自然时要“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从而保证自然的正向发展。

（二） 现实依据:满足生态系统整体性及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的理论诉求

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概念,他把生态系统看作是生物及其环境在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化中形成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概念自提出之初就属于整体性范畴。随着现代分析科学的不断进步,生态学吸收系统论、协同学及其他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解释了生物及其周围系统双向交流的机制和途径,更加深了人们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理解。生态学走进社会领域,人们深化对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链属关系的认识更要从要素相关性角度把握生态系统的“关系之有”,即要从人、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状态中把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笛卡尔开创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体系造成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严重割裂,而人类的生活及生产实践证明,生态存在系统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有无数低层次的小系统作为它的部分和要素,如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人类群体又涵盖无数的利益集团,同时系统内部存在着各要素相互纠缠、相互联结的复杂性关系,如人类个体之间在相互交往的关系中构成社会有机系统共同与自然进行沟通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也将实现人与人的和解。无数大系统和小系统相结合构成整体的生态系统,整体系统在其内部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系统冲突及协同的关系中呈现出稳定的状态,但这种稳定是指生态系统在动态演化中的相对稳定状态,是多种多样变化中的稳定,当生态系统内部某些要素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打破了与其他要素的相持关系甚至对其他要素构成毁灭性威胁时,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 整个生态系统就可能面临崩坏,这种崩坏的结果包括或者由于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使他们重新从无序走向有序,或者使原来的系统瓦解从而重新组成更为高级或更为低级的系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要求作为时代精华的理论要有立足全局的战略眼光,全面具体地认识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及其内部各要素的耦合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响应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理论诉求,立足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生态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保持这一整体系统的最佳生态状况就是要协调好其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向好向上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整体性任务。从生态文明本身来讲,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是对工业文明全方面的否定和超越,这种超越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善,更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要符合生态文明的整体性发展要求,就要把生态化原则贯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文明整体各维度的联动变革。从生态治理方面来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强调任何一个环节的丢失都可能导致整个生态链条的断裂,因此生态治理不能就山论山、就水论水,而应该从各个生态要素相互依存、互为根基的关系出发,从促进生态内在系统优化的角度对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平性来讲,我国现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生态建设不平衡的状况,让生态环境成为人人享有的普惠产品必须把整体性原则贯穿于各区域的发展建设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上来讲,我国各行政区域责任划分明显、各相关部门治理职能分散,在对待生态问题时各区域、各部门易出现推诿扯皮、“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现象,因此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效率需对生态环境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形成更高层面的协调机制,把各类资源纳入统一治理的框架中。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来讲,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格局。从生态文明建设横向的共时性来讲,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而生态问题关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全球携手协作共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各国转变零和博弈思维,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从生态文明建设纵向的历时性来讲,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历时弥久的历史任务,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整体任务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既要谋划长远,又要立足当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要求理论的科学性与全面性,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高度上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五大体系^①,概括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②,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任务的完整理论解答。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的具体表征

习近平从“共同体” 理念的宏大视野中认识整个世界,并以系统整体的方法论原则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 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用系统、联系的观点所阐发的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

“生命共同体”意旨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多元要素在统一体中相生相融的内生关系。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7]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创新论断。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共同体,首先就包含对人与自然二元要素互相排斥、互相外在关系的理解,这也是二者共生、共存、共荣的基本前提。人与自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二者互为存在,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对象性关系是督促双方不断向前演化的内在动力。原始时期,人在与自然对抗的夹缝中求生存,从人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展开的第一项实践活动开始人与自然就呈现出相互分离的趋势, 生产力的提高也彰显着人对自然改造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在实践中似乎逐渐摆脱作为动物的自然属性, 而以人类独有的社会文明来代替。然而人与自然是一对关系范畴,二者只有在相互联系中才能彰显各自的本质和规定。人是自然中的人,人通过劳动占有作为其对象的自然发展自身,人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实践的、能动的类存在物表现出对自然对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但同时人作为肉体的、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也被自然的必然性所规定着。自然对于人是人的自然界,动物依靠自然的选择生存发展仅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原有形态成为自然的对象,因此自然只有作为人的对象对于人才显意义,而“被抽象、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1]178。习近平 “生命共同体”理念把握住了人与自然在历史的演化中既相互对立又交互缠绕的一体性关系,对于整个生态世界共同体关系的理解既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目前相对稳定的实然状态,又描绘了二者关系未来发展演化的应然状态。

习近平把人类整体命运与自然生态联结起来, 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8] 习近平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人类的前途命运中、强调人要把视野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 的整体性理念是一种生态世界观。生态问题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这场生态大考中都是参与者。历史经验表明,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是人们结合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以社会形式共同进行的,面对如此严峻的世界性生态问题,我们必须把个人联合的社会关系拓展到全球层面,全世界携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而“共谋” 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的文明形态寄托了全人类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工业文明不顾环境承载能力一味追逐商品价值的增殖是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物化”,这种“物化”观念一方面会导致无节制的生产扩张造成自然资源的污染浪费,另一方面会因为全民应该共享的生态产品的商品化而无法实现生态正义。生态文明则承继了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寄托了人类对绿色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超越了制度、种族、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的隔阂,是全世界聚力“共谋”的动力源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为全球 “共谋”的实现提供了路径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 ^[9],个人通过社会与自然界发生属人的关系,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呈现是人类不同利益群体分化对抗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积极互动,把全球每一个个体都紧密联结在共同的生态文明目标周围,通过对话、协商控制人的力量, 约束人的行为,调节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10], 其中所蕴含的以人类共同之“大我”代替个体利益之“小我”的生态理念将推进着人类文明共同走向未来。

（二） 系统统筹的生态方法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并将统筹安排、整体推进的方法具体运用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习近平指出:“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2]51 而系统的整体性表明,任何一个系统要素试图摆脱系统整体而单独存在都会使其丧失原有的功能和性质。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将他的一系列观点论断纳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11]习近平用“四个一”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必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非线性系统, 实现整体系统的最优化要把多元化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合理有效的组合,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适应产生协同的功能才能促使整个系统呈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的效果,因此,发挥生态系统的正向价值需要人类立足全局,发挥主导作用,有效协调生态整体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实现自然系统内部各生态要素的协同以及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有机系统的协同。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体现了习近平对自然各要素协同关系的深刻理解,山水林田湖草作为重要的生态要素同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相存相依,因此在治理过程中绝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只顾局部而不顾整体。实现生态系统与社会有机系统的协同则有赖于组成人类社会的各系统的协调改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坚定推动绿色发展、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正是习近平通过经济牵引、制度约束、文化引导的手段强化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主导作用,从而能够有效调节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有机系统的关系。

“统筹兼顾” 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发展的探索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成果,统筹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统筹兼顾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全面推进,而针对我国目前生态治理存在被动的“谋一域”偏多、主动的“谋全局”不足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领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3]。其具体的“统筹”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二是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三是强调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绝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四是强调要统筹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环节之间的生态治理工作,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五是强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生态系统功能整体性提升。六是强调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七是强调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总体来说,习近平的“统筹”思想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目标,是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的中国式表达, “统筹”思想的实践和运用有利于帮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各系统、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协同,从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登上新台阶。

（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论

习近平从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呈现的效应谈论二者的价值,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

对于价值概念的界定,有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价值的实现来自于客体对人的情感、欲望、需要的满足,但这种观点只从价值评价的主体出发却忽视了客体的价值,因此也有学者从客体出发,认为价值是客体本身的固有属性,与人的主观意识无关,显然这种观念完全消解了人的主动性。马克思则从主客体的关系层面进行论证,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12]。换言之,价值实际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来源于主体对客体的需要,而客体的某些性质与属性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将这种价值观念扩展到生态领域,即是说“自然价值”是自然的对象性价值,只有把自然纳入人和人类社会的实践进程中,自然方生成自身的价值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价值论虽然承认自然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自然存在物对人类需要的满足,但与主观价值论不同的是,他并不强调人类要实现对自然的彻底征服以满足人的一切欲望,而是更看重人与自然在历史的演进中的共同进步和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价值”的概念, 这里的“生态价值”不同于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而是指生态的平衡稳定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价值和其中蕴含的经济、社会、审美价值等。生态价值在人与自然的交流互动中方能得以实现。习近平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自然对于人的价值在于,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并且为人需求的满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人则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可能性化为现实性,然而“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13],有限的自然资源根本无法满足人类呈指数性增长的物质需要,人不顾环境承载力而对生态价值进行过度的剥夺只能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自然生死与共的一体性联系,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中体现“生态价值”,并通过人本质力量的发挥生成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正向价值,从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4]。这样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识下的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就表现为自然在人类合理有效的改造下可以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基本的自然条件,而人发挥能动作用对自然进行有意识的保护、修复,则有利于自然的恢复发展。总体来看,生态价值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的价值呈现,生态价值的实现过程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生态价值”作为调节人生产活动的价值尺度,既承认自然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又积极引导人类对自然的照顾,从而为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工具。

（四） 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并非外加的,而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与基本要求,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体现:

就理论建构的逻辑性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循“建构理路—科学内涵—践履路径” 的总体运思范式,分别回答了生态文明思想“缘何提出— 内容为何—何以推进” 的基本问题,从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展开而言,习近平延循着摆脱中国生态困境的问题思路、突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民意所在的人民向度、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发展理路、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维度建构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缘何提出” 的动力体系。依照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要求,习近平围绕着人和发展的两条主线,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提出了要坚持的六项原则,主线、目标、作用、原则这四个层面相互配合作用共同构筑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为何” 的内涵体系。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何以推进” 的战略体系是习近平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体系”,包括“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文化体系”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目标责任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生态文明体系内部各体系协调一致形成合力,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开创新局面。

就结构体系的层次性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有宏观层面的理念指导,也有中观层面的制度指引,还有微观层面的实践指示。理念指导更多强调的是科学的思维指引、正确的价值引领,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等,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统领着制度的制定与实践的执行。如果说理念指导是一种柔性的、隐性的力量,那么制度指引则是一种刚性的、显性的规定,其较之于理念指导更具有强制性与约束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习近平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15]我们可以看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文件与政策安排。譬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这些制度化的措施将化为更为深远且持久的力量引导、规范着人的行为。最后,理念的指导与制度的指引只有落脚到实践层面的执行才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对此,习近平对各级党委政府的生态建设工作做了明确的指示。他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要“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同时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要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3]。

就运行演化的动态性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并非是一劳永逸与一成不变的观点,其生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具有清晰的演进路径。从梁家河知青岁月带领村民建设沼气池产生的生态思想萌芽,之后经历了在河北正定统筹环保与发展的治理实践、总结出 “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治理经验,到任职福建重视闽东林业发展、提出“城市生态建设”的生态理念,再到浙江践行“八八战略”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生态思想的核心论断,并在上海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其生态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最终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完成了思想的成熟与定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每一阶段的充实和完善既有核心观点立场方法的继承,如无论在哪里,都把生态环境工作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抓,又始终强调要处理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另外也有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增添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需要、体现人民意志的新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数十年从青稚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使其思想理论经受住了历史、实践以及人民的检验,成为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

注释:

① 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包括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相关论述参见求是网,习近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1/31/c_1124054331.htm。

② 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包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论述参见求是网,习近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1/31/c_1124054331.htm。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