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两高一低” 粗放型经济模式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资源瓶颈等问题严重妨碍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自从深刻认识到环境破坏和资源匮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症结以来，探索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能源安全共赢的方法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管制被认为是破解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快速发展矛盾的有效措施。 ^[1]但由于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产生了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与能源消费持续攀升并存的“悖论”现象，使得能效的提高并未实现预期的能源节约，导致现有能效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为了减少能源效率提升与节能目标之间的偏差，需要通盘考虑能够有效抑制能源回弹效应的相关因素，引入辅助性节能减排政策的组合来对能源回弹效应进行有效限制。 ^[2]由于节能减排的公益性、外部性和动力缺乏性等导致了市场机制失灵，环境制度成为节能减排的突破口。 ^[3] 环境规制这只“看得见的手” 在有效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生态和经济效率的同时，其相关的节能减排措施会对能源效率产生一定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对能源回弹效应产生影响。基于此，在当前能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损害亟待脱钩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能否抑制由能效提高带来的能源回弹效应，探究环境规制与能源回弹效应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结合多维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影响能源回弹效应的差异性，对于在“双碳”目标下实现预期节能的政策效果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文献综述

能源回弹效应是指能源效率提高后的实际节能量与预期节能量不一致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差异化的界定。 Hass 等^[4]将能源回弹效应系数首次定义为预期节能量的损失与预期节能量的比值。 Saunders ^[5]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从能源效率弹性角度定义能源回弹效应。虽然学者对能源回弹效应的界定存在差异，但核心都是关注能效提升后经由经济系统传导带来的能耗增加的现象。能源回弹效应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 Berkhout 等^[6]和 Bentzen ^[7]为代表的学者利用需求价格弹性近似代替能源回弹效应，但由于数据缺乏，国内极少沿用需求价格弹性进行能源回弹效应测算; 二是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国家或区域层面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回弹效应^[8-9]，但该方法只考虑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偏差^[10]; 三是借助能源效率弹性定义更准确反映能源回弹效应的内涵^[5]。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重视放松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严格假设研究，基于“干中学”思想构建了能源回弹效应的理论模型，以期更精确地估算和反映回弹效应的真实水平。 ^[2，11-12]

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导致节能效果不如预期，可通过辅助性政策手段来降低能源回弹效应。 ^[13]在提升能源效率的同时，为了减轻能源回弹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应采取多种配套政策措施，特别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政策手段。 ^[14] 环境规制作为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政策手段，能够抑制区域能耗水平^[15]，但是否能够抑制能源回弹效应，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可能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过高引发要素市场扭曲导致政策无效，从而进一步提高能源消费^[16]; 也有学者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减轻由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能源回弹效应^[17]，且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能源回弹效应影响程度不同，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来减缓能源回弹效应以实现节能减排任务必须以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为前提^[18]。

能源禀赋的差距造成能源回弹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19]，但现有研究鲜有将能源禀赋纳入能源回弹效应区域差异性的考量，若考虑这一因素，或将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20] 能源禀赋是决定能源要素相对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能源禀赋差异会造成省际能源要素相对价格不同，进而导致各省能源利用比例存在差距。 ^[21]能源禀赋不同的地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异会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22]，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差异最终将对能源回弹效应产生影响。另外，随着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的第四次能源革命的到来，能源禀赋差异被赋予新的内涵^[23]，新能源禀赋差异造成各地形成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进程不一。

综上所述，基于能源效率弹性定义的能源回弹效应的测算更能反映其真实水平，在探讨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文献中，国内直接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大部分文献是在研究结尾提出要结合辅助性政策手段抑制能源回弹效应，且鲜有文献从能源禀赋视角出发，研究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区域差异和作用机制。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并以新能源禀赋对地区进行进一步划分，探究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否能够促使能源回弹效应回落，对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资源禀赋条件的能源发展战略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能源比较优势、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分析

能源效率提高后，经由收入效应、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等渠道产生的额外能源需求导致能源回弹效应产生。 ^[24] 而环境规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限制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的方式，会对能效改善后带来的额外能源需求产生影响^[25]，进而对能源回弹效应造成影响。基于“ 遵循成本说” “ 创新补偿说” 以及“ 绿色悖论”，可分析出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具有双重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由于“绿色悖论” 的存在，环境规制可能会造成短期内能源回弹效应的攀升，在预见到未来更高的化石能源消耗成本情况下，企业会提前开采能源，造成能源消耗迅速增长^[26]; 当环境规制日趋严格时，从成本论角度来看，环境规制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内生化，提高了企业能源使用成本^[27]，减缓了企业在生产中大量投入能源类要素，造成实际节能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回弹效应; 当环境规制相对成熟时，企业从资源和成本优势逐步向绿色技术创新转变^[28]，并通过转变能源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实现能效提高后的实际节能量提高，进而抑制能源回弹效应。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假设 H1: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起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

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广泛存在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经济体中，由于在此类经济体中，依赖化石能源且短期无法改变要素配置结构的高能耗产业占比较重，当环境规制程度提高时，技术效应难以补偿由环境规制带来的遵循成本，导致节能减排成效不佳^[3]，能源消耗量不能下降，能源回弹效应也就无法得到抑制。但随着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改变当前只减排不增效的局面，而且对于未来抑制能源回弹、实现能源节约具有重要的作用。 ^[1] 具体而言，随着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加深，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降低高能耗产业比重、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而减少化石能源消耗。 ^[29] 当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倾向于使用新能源并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际节能量也会发生变化，最终促进能源回弹效应回落。 ^[30]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假设 H2:当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削弱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负向作用。

（二） 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影响的差异性分析:能源禀赋与经济发展

能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地区的能源使用成本、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并且各地政府的行为决策会因能源禀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环境规制影响能源回弹效应的程度在能源禀赋不同的地区存在着差别。在以化石能源禀赋划分的区域中，能源富集区由于在资源供给和使用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容易造成对能源的粗放利用^[31]，且易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集聚能够降低区域能耗强度^[32]。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企业会采用其他污染治理途径而非减少能源投入的方法以达到环境规制的要求，这既没有降低对能源的消耗，也无法抑制能源回弹效应。能源贫乏区由于存在能源缺乏的压力，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会更多使用其他生产要素来替代能源，同时驱动产业结构绿色化以减少能源消耗。 ^[31]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假设 H3:在以化石能源禀赋划分的区域中，环境规制对能源贫乏区能源回弹效应的抑制作用要强于能源富集区。

中国当前“富煤少油贫气” 的能源禀赋现状造成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较大。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各地区正在不断形成和完善以传统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新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可以加速企业进行能源替代，进而对能源回弹效应产生影响。引导高能耗产业向新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可以化解中国高耗能产业所面临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33]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

假设 H4:在根据新能源禀赋进行进一步划分的区域中，环境规制对新能源富集区能源回弹效应的抑制作用要强于新能源贫乏区。

能源回弹效应的强弱与经济发展方式及所处的经济阶段紧密相关，简单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会导致显著的能源回弹效应^[34]，并且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资源禀赋和技术存量差异很大^[35]。在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下，东部发达地区能够发挥区位优势，通过引领产业绿色转型、促进能源结构优化、采用清洁生产方式等路径来实现能耗的进一步降低。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传统高能耗产业转型的压力使得绿色发展新动能培育不足，虽然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但短期内无法改变其依靠人口、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仅通过加强环境规制强度是无法抑制能源回弹效应的。 ^[1]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5。

假设 H5: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东部发达地区能源回弹效应的抑制效果更好。

四、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一） 变量选取

1 . 能源回弹效应

本文借鉴邵帅等^[2]的研究，基于“干中学”内生增长理论，引入包含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的三要素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 生产函数）对长期能源回弹效应进行测算。由于长期内所有要素均可调整，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能效提升有望带动其他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从而导致要素投入增加、产出效应增强。因此，长期回弹效应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经济中的回弹现象，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11]

基于“干中学”理论，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能够转化为知识，带动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规模报酬的递增。假设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耗存在以下关系:

式中:τ 为能源效率的提高; G 为“干中学”过程中能源效率提高的测算; E 为能源消费量; γ 为能源效率对其消费量的弹性（γ> 0）。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在能源效率和劳动力为内生变量的视角下，设定 C-D 生产函数:

将式（1）、式（2）联立可得:

对方程进行数理推导，得出长期能源回弹效应 RE ^L :

式中:α 为资本产出弹性; β 为劳动产出弹性; γ 为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的弹性; S_E 为实际生产过程中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真实弹性;（1-α-β）（1+γ）为能源消费量的弹性，α、β、γ 可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因此构建模型:

式中:产出 Y_it 为 i 省 t 年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可比价格换算的实际 GDP; K_it 为 i 省 t 年的资本存量，参考单豪杰^[36]的思路，以 2000 年为基期，对各省份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L_it 为 i 省 t 年的年末就业人数; E_it 为以标准煤计的 i 省 t 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以万吨标准煤为单位计算各省历年能源消费总量。

利用 2000—2019 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虚拟最小二乘变量法对式（5）进行估计，得到 α、β、θ 的参数值后，将估计值带入式（5）计算出各省份长期能源回弹效应。 2001—2019 年，中国能源回弹效应的均值为 0.776，表现为较强的能源回弹效应，说明能效提高所导致的节能效果实现程度不高。由图1 可知，2006—2013 年，中国能源回弹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3 年后中国能源回弹效应在 0.6~1.1 之间波动，总体要小于 2013 年的均值。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历年的能源回弹效应均值分别为 0.785、0.805 和 0.794，中部地区能源回弹效应略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这与张江山等^[11] 的结论一致。东部地区在 2013 年后变动较为平稳，总体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波动幅度较大。总体而言，能源回弹效应在全国大多数区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 . 环境规制

现有研究对环境规制强度的表征主要包括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两种方式，尚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由于单一指标法是从环境规制的某一方面进行衡量，无法全面地反映地区的环境规制整体情况，因此，本文参照钟茂初等^[37] 的做法，从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的现状出发，采用二氧化硫去硫率、工业烟（ 粉）尘去除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排放达标率进行熵值法测算，得到环境规制综合强度。

3 . 其他相关变量

（1）产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高能耗产业占比下降，而存续产业会通过知识高度密集化等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能耗，有利于降低能源整体强度，从而对能源回弹效应产生影响。 ^[38]本文以第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比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

（2）能源消费结构。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39]，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比例导致能源节约量减少进而影响能源回弹程度。本文采用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来衡量能源消费结构，这一数值越小说明能源消费结构越合理。

（3）科研投入水平。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效率提升伴随着能源需求量上升，但是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优化生活设施，对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40] 由于科研投入是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本文选取 R& D 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在科研方面的投入。

（4）能源价格。当能源效率提高时，如果能源价格体系能使能源价格以一定幅度上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能效提高带来的影响。基于现有研究中衡量能源价格的方法，本文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来衡量能源价格。

（二） 模型设定

本文着重探究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由理论分析及图1 可知，环境规制与能源回弹效应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引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来研究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构建下列模型进行假设 H1 的检验:

式中:i 和 t 分别表示时间和省份; REbond_it 为被解释变量能源回弹效应; ER_it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ind、estr、teci、epr 分别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科研投入水平、能源价格; μ_it 为随机误差项; β 为变量系数。

针对假设 H2，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引入 ER_it ×ind 及 ER_it ×estr 两个交互变量，在式（6）基础上，扩展得到以下模型:

针对假设 H3 和假设 H4，以能源禀赋进行分组后采用式（6）模型进行验证。在能源禀赋的分组方面，现有研究多按照能源丰裕度对地区进行分类。例如，孙文远等^[4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省份 9 种主要能源的一次能源生产量进行降维处理后，以原煤成分得分衡量能源丰裕度; 蔡荣生等^[42] 以一次能源产量与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重来衡量能源丰裕度。这些方法大多是基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指标计算得出能源丰裕度。因此，本文采用各省化石能源年产量与全国化石能源年产量的比值来衡量传统化石能源禀赋。根据标准煤折算公式，对原煤、原油及天然气的年产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加总得到各省以及全国的化石能源年产量。按照化石能源丰裕度的大小将地区分为能源富集区和能源贫乏区，之后按新能源丰裕度对能源富集区和能源贫乏区进行进一步划分。参照徐斌等^[43]的方法，以各省可再生能源发电总产量占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产量的比重来衡量新能源丰裕度。按照能源禀赋对地区进行分组的结果如表1 所示。针对假设 H5，本文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东北、西南及西北五大区域后采用式（6）进行验证。

（三） 数据指标的获取

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样本为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01—2019 年，由于西藏、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剔除这 4 个地区的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所示。

五、 实证分析

（一） 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分析

经过豪斯曼检验后，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表3 中第（1）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引入环境规制二次项后的回归结果。环境规制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的影响趋势，符合假设 H1。当环境规制较弱时，由于生产受约束程度较弱，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会选择末端治理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而不会选择优化能源结构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此时，企业不会减少化石能源的生产投入。因此，能效提高带来外部增加的化石能源类要素使用量没有改变，能源回弹效应得不到抑制。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渐增，末端治理成本的不断增加使得企业考虑进行源头治理，通过研发清洁技术、采用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等方式进行生产，粗放型的生产模式逐渐被淘汰，能源回弹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

在针对假设 H2 设定的模型中引入了乘积交互项，为修正未观察到的异方差的影响，本文使用引入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式（7）进行估计。由表4 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系数负向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对能源回弹效应的负向作用显著大于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正向作用。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时，高能耗产业占比较重，企业考虑到利润最大化，难以转变目前高能耗的生产局面，环境规制反而造成能源消费的回弹。当产业结构优化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生产使用更低能耗的方案，企业不必再提前开采能源以防止未来更强的环境规制力度，也不会造成能源的进一步消耗。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互项系数正向显著，说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程度低会进一步加剧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正向作用。由此，印证了假设 H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下同。

（二） 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1 . 传统化石能源禀赋视角

从表5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能源贫乏区，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 型; 在能源富集区，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作用未呈现倒“U”型，环境规制会增强能源回弹效应，这论证了假设 H3。环境规制对能源富集区能源回弹效应的抑制作用未显现出来的原因是由于能源富集区对传统化石能源依赖程度高、产业结构轻型化程度不够、新能源在当地推广速度慢。由于地区能源丰裕，企业往往不会对传统化石能源进行替代，反而可能通过末端治理或者利用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漏洞来报告虚假材料等途径达到环境规制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能效提高带来单位产出能耗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仍然消耗大量能源，从而提高了地区的能源回弹效应。

2 . 新能源禀赋视角

根据表6 的回归结果对比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对能源富集区中的新能源贫乏地区的能源回弹效应不存在抑制作用，而对能源富集区中的新能源丰裕地区的抑制作用已经显现出来，由此验证了假设 H4。这一结果表明，新能源禀赋较发达的地区能够有效支持地方清洁能源转化。当环境规制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价格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企业由原来依赖传统化石能源转变为使用新能源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实现能效提高后对能源使用量的节约，从而抑制了能源回弹效应。

3 . 经济发展水平视角

从表7 的回归结果可知，东部和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呈倒“U”型形态，初步印证了假设 H5。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其环境规制的政策法规要比其他地区完善，且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企业不再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而是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东部地区更加注重能源的清洁与效率，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日渐成熟，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使得该地区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逐步提升，排污相对严重和治理后仍不达标的企业将被淘汰，一批新模式、新产品、低能耗的高端产业将涌现，并产生新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转向低能耗产品，企业转向低能耗生产，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抑制作用逐渐显现。相较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经济较发达。西南地区一次能源构成中的非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大幅高于全国水平，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程度较高。随着环境规制的提升，企业使用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生产，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由加剧转变为抑制。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一次项正向显著，二次项不显著，说明了环境规制加剧了能源回弹效应。原因可能在于中部地区新能源开发普遍存在着资源分散、开发成本高、规模较小的问题。中部地区企业未采用更低能耗的生产要素进行替代生产，能源消耗未得到降低，导致能源回弹效应加剧。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没有起到作用，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地区高能耗重化工业占比较高，从而使得环境规制在降低污染排放和能源强度等方面存在一定难度。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设计，结果如表8 所示。第一，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首尾各 5%的缩尾处理; 第二，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滞后一期，可以评估上一年的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能源回弹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反向因果的问题，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起到倒“U”型的影响作用; 第三，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替换变量构建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代表国家对地区环保的资金支持，可以衡量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31]; 第四，改变样本时间范围，删除 2001 年和 2019 年的样本数据，稳健性结果与前文环境规制和能源回弹效应的关系保持一致。这一结果表明，前文回归结果稳健，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六、 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在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环境规制与能源回弹效应的内在关系; 其次在内生增长理论架构下构建包含技术进步的中国长期能源回弹效应测算模型，对地区层面的能源回弹效应进行经验测算; 最后实证分析全国整体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以及多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通过对能源回弹效应的测算发现中国各地区均存在回弹效应，能源回弹效应在全国大多数区域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在全国层面上，能源回弹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形态，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当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到一定水平时，可以促使环境规制从加剧能源回弹效应转变为抑制能源回弹效应。

（3）依据化石能源禀赋将地区划分为能源富集区和能源贫乏区，这两类地区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能源贫乏区，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为先加剧后抑制; 在能源富集区，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只存在促进作用。

（4）依据新能源丰裕度将能源富集区和能源贫乏区进一步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环境规制对能源富集区中新能源丰裕地区能源回弹效应的抑制作用已经显现出来。

（5）依据经济水平将全国分为五大区域，东部和西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起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起到正向作用，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没有影响。

（二） 建议

（1）各地区在多数年份均存在能源回弹效应，潜在的节能效果未实现。地方政府要实施积极的环境治理政策，以实现能源效率提高后的实际节能量上升，减小能源回弹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2）各区域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差异较大，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过程中要考虑能源回弹效应，并与区域具体发展状况及战略结合。在能源贫乏区，要继续保持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应依托技术优势发展高端产业，优化新能源开发模式，探索实现区域间新能源相互支持的方案，更好地实现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的目标。在能源富集区，应尽快完善环境规制体系，以促使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由加剧转变为抑制，并且大力发展新能源，扩大清洁能源供给，以此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 同时，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创新和发展以新能源为主轴的工业体系，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达到削弱能源回弹效应的目的。

（3）当前西北和东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高能耗产业比重较大，环境规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力不强。政府应投入更多资金，改善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地区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效益，支持其引进污染控制技术; 应加快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推广更先进的节能技术的步伐，以促进节能减排。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