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想象是指以人类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资源为依托，通过对资源的选择、组合和架构以半虚构的方式为人们建构起的一种文化。西方人想象中国的过程，即西人运用各种自我意向度量中国，并把中国容纳于西方文化之中的过程，以便西方人既要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又能朝着自己想要的目标前进。西方中国观是西方借以观察中国和解释中国的概念框架，隐含着从西方需要出发认识中国、分析中国、判断中国的心理机制，是为实现西方文化的自我超越和自我认同服务的。 12 世纪到 17 世纪后期的西方中国观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特征，是西方现代文化理想化的“他者”镜象，表达了西方现代精神中的乌托邦期望，可以说是西方中国观的起始时期。 18 世纪到 20 世纪前期是西方中国观的形成时期，形成的标志是西方塑造了关于中国的基本模型，简言之，西方对中国社会发展特征、中国文化特征和中国制度结构等中国文明特质认识的主要基调确立了。西方中国观呈现出积极中有消极、消极中有积极的特点，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 ^[1] 的主流认识。 20 世纪中后期是西方中国观的延伸与拓展时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西交往愈加频繁，信息流通越来越顺畅，但依然没有改变西方中国观积极中有消极、消极中有积极，总体上把中国视为西方对立面这一特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方中国观潜藏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对立思维愈加明显。纵观西方中国观，其历史演变过程大体为从“作为自我偶像的他者”开始，经由“作为自我对立的他者”和“与自我相隔阂的他者”的过渡，发展至今形成了视中国为“与自我相比肩的他者” 的认识。为了更好地认识新时代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对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 12 世纪到 17 世纪后期西方中国观的起始: 作为自我偶像的他者

一般认为，在马可·波罗以前，西方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国观。在中西方早期交往过程中，西方关于中国的讨论多围绕赛里斯人和赛里斯织物（丝绸）两个关键词展开。 13 世纪，蒙古人发动了大规模西征，推进了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很多西方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等来到中国，留下了关于中国的记录。由此，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大大增加，逐步突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局限，西方人开始从西方主体需要出发塑造西方中国观，把中国视为 “自我偶像”，这种观点延续了几个世纪。这一阶段是西方中国观的起始时期。

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正是在把“自我事物”与“他者具象”的不断比较中确立了最早的自我意识，形成了把中国视为“自我偶像”的中国观。 《马可·波罗游记》将中国描述成一个物质繁荣的人间天堂，认为中国是一个拥有高度发达文化的文明国度，这一观点对早期西方中国观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负责处理东方各国教务的总主教约翰·柯拉在其 1330 年所著的《大可汗国记》一书中也对中国城市的富裕程度多有论述:“国中人民，装饰华丽，生活富裕。金银丝绸虽多，而麻布则稀。故虽衬衣，亦皆以丝为之。衣服则以鞑靼布、华绫缎及他种锦绣材料制成，时饰以金银宝石。” ^[2]275-276 14 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裴哥罗梯在《通商指南》一书中对中国的城市做了描述:“契丹国内，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 ^{[2] 315} 总体说来，此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比较模糊而破碎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契丹即中国。

16 世纪，物质富裕之中国仍然是西方外交使节、旅行者和传教士等探讨中国的关键词。但仅有物质富裕还不能称之为人间天堂，合理的制度、公正的司法和文明的社会等也是其必要构成要素。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以“史志”的形式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种植、手工业制作和城市交通等方面的成就，特别是突出了中国的富饶，“没有发现有比这里更富饶更温和的地方了” ^[3]8。门多萨也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表示了肯定与赞美，他认为中国检察制度健全，法官执法公允，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这使得这个大帝国成为当今全世界已知管理最佳的一个国家” ^{[3] 108}。

17 世纪，耶稣会士逐渐成为阐释中国的主力，他们从中国带回了众多札记、报告等，其中所记录的内容涵盖宗教哲学、政治制度和艺术绘画等各个方面，详实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这些重要文献集结成册出版后，成为西方国家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读物。此时，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从物质层面进一步提升到精神和制度层面，对中国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同感”而达到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再次重复了前人所强调的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他写道:“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 ^[4]10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等。在他看来，中国的儒家经典可以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西方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4] 35} 哲学家治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4] 59}。然而事实上，利玛窦身处的中国正处于明朝日趋灭亡之际，政治环境并非那么清明，但是利玛窦仍然对中国进行了理想化的描述，并引经据典地说明儒教学说与基督教相通相合，甚至用基督教教义解释儒家的价值理念，这正契合了胡塞尔的观点，他者是“恰好在我的自我的经验意向性中被表明的另一个自我” ^[5]。

综上所述，西方把中国视为“自我偶像”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表现的:第一，突出对中国城市文化的描述。作为近代开端的一种标志，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从一种乡村的农业社会演化到一种城市的工业化社会，奠定了基础，而且这一演化后来还具有了全球化的意义” ^[6]。遗憾的是，此时西方的游记、报告和史书中对中国城市文化的关注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还没有概括出抽象度较高的评说或论述，更不用说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对中西城市文化进行研究分析。而这种局限性只有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才能得到克服和超越。第二，突出对富裕中国特别是丰富物产文化的描述。物产文化积淀凝聚着观念形态的文化。此时，西方的旅行家和冒险家透过中国的物产文化模糊地意识到中国文化更加发达，但是对于物产丰富背后的文化精髓却很少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第三，突出对中国儒学和君权文化的描述。当然，这一阶段西方人对中国君权文化的描述并不在于分析它的内涵及其与物质文化的关系，而是为了向西方提供学习的楷模，这隐喻着西方现代化的文化理想与变革冲动。

“自我偶像”的他者定位是 17 世纪在耶稣会士的阐述中逐步形成的。这个他者是依附于西方主体需要的他者，体现了“他们自己的主观有效性，以及所有其中对他们有效的现实的东西” ^[7]386。尽管这种比较具有片面性、表面性和盲目性等，但是不可否认它有其历史意义。 “自我偶像” 的他者定位一方面使得西方人把历史上的缥缈赛里斯与现实中的中国相联系，为西欧提供了世俗社会的样板，另一方面为西方传教士捍卫自身的理论领导权、掌握对他者文化的解释权提供了武器。

二、 18 世纪到 20 世纪前期西方中国观的形成: 作为自我对立的他者

18、19 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明显提升，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日趋减弱，历时已久的“中国热” 逐渐退潮，批评和质疑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对中国的评价从积极正面转为消极负面，西方中国观逐渐由“富裕中国” 转变为“专制帝国”。一方面，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否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西方中国观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以哲理性的论述方式对中国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认为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处于世界历史之外并且停滞不前。 ^[8]119 他说:“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8] 125} 黑格尔的中国观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使者、军人和商人等纷纷访华，从不同角度观察、研究中国，并在不同目的的驱使下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记录。 1748 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的《环球航行记》一书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极度贫困、顽固不化的国度，为部分西方人贬低中国提供了材料。 1792 年，英国政府派马噶尔尼带领使团到中国进行访问。使团成员们回国后纷纷出版游记，但大部分都是对中国的批判或诋毁。此时，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尽管中国曾经拥有过极其灿烂辉煌的文明，但现在成为一个停滞不前、日渐衰落的封建专制国家，视中国为“专制帝国”的西方中国观逐渐形成。

自鸦片战争之后，大批西方人进入中国，用异域眼光观察、研究中国，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评述，这些评述从多个方面极力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专制、保守、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国家，“专制帝国”的西方中国观进一步传播。在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前期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认为专制、野蛮的中国需要被拯救，西方中国观处于不断恶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矛盾的一面:一方面，为了维护在中国的侵略利益，西方国家不断诋毁和攻击中国，极力突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另一方面，担忧觉醒的中国会威胁到西方的利益和前途，与“睡狮”纠缠在一起的“黄祸”成为西方寻求确定性和安全的影子画像。通过对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的叙事，把未知变成已知的未知，有助于西方在随时锚定和发现自己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权力。

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尖锐，中国进一步觉醒，西方知识界在反思西方文明的同时，转而重新考量东方文明的价值。同时，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表现使得西方国家意识到“睡狮醒了”，中国不再是软弱、麻木不仁的“东亚病夫”。由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发生改变，西方中国观呈现出向好趋势。许多西方国家的记者深入中国腹地来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多重封锁，进入陕西、甘肃等地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苏区没有乞丐、娼妓，官兵生活一样，人人平等，甚至毛泽东的生活也和普通红军战士没什么区别，“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9]。斯诺的报道尽可能地反映出中国现实，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良好的正面形象，而且更加客观地在世界中塑造了一个立体化的“红色中国”形象，这对改变西方以往“专制帝国”“黄祸论”等的刻板印象、形成西方中国观关于“红色中国”的叙事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后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考察分析中国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中国主体性在西方中国观中是缺失的，中国是作为西方的影子出现的，是西方构建出来的尴尬他者。尽管 19 世纪一些西方国家已开展了各种专业化的汉学研究，改变了 18 世纪以前传教士和旅行家对中国以介绍和感受为主的粗浅研究，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不是通过其自身向世界展现其意义，而是通过西方的文本、话语和叙事等 “阐释之光”的映照间接达致的。对启蒙思想家们来说，18 世纪的中国更像是他们所塑造的一个观念对象，而非确实存在的历史实体，这也是其常被启蒙运动利用为思想素材的原因。 19 世纪，一些来华传教士，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注重凸显中国社会现实中丑陋的一面，在塑造中国观时更突出中国的 “异教”形象，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性质。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同的“我群世界”只能通过“欧洲的精神形态”而展现，这种精神形态是所有文化适用的标准，“通过这种赠与与接受，这个超民族的整体以及所有它的社会阶层，都得到了发展” ^{[7] 408}。这一阶段作为西方中国观的形成时期，其形成的标志不仅在于西方塑造了关于中国的基本模型，确立了对中国文明特质认识的主要基调，而且在于西方世界试图把自己的“精神形态”强加给中国。

三、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中国观的延伸与拓展: 与自我相隔阂的他者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西方中国观更多体现为西方通过对自身主体性的确立而否定中国的主体性，以实现客体向主体统一的目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中国观更多体现为中国被视为“与自我相隔阂的他者”。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积极影响西方中国观，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反复变化、忽左忽右，以改革开放这一里程碑性事件为重要分界点，西方中国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发展。由于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排斥与敌视态度，20 世纪中后期西方经常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客体性威胁，并视为与自我相隔阂的他者、需要“ 革命” 的对象。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功击败国民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震动了西方国家。 1949 年，英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探讨了中国震撼世界的真正意义，提出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胜利，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共产党把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筋骨’”，“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源泉”。 ^[10] 但是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并不受欢迎。西方国家的主要论调是: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 ^[11]，而且共产主义与忍耐、善良和慷慨等优良品质是不相容的。许多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 产生了敌视与恐惧。

美苏冷战格局促使中美关系更加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不断地封锁与排挤中国，歪曲中国革命的意义。 “红色中国” 不再代表一个美好的形象，而是与“黄祸论”联系起来，成为了“红祸”。 “红色中国”被认为正在孕育着某种恐怖、危险的力量。这种所谓“红祸”现象引起了西方国家深深的担忧与恐慌，并且也影响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随着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的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和演员等不同群体有了更多的机会到中国来访问，对中国的正面性评述增多。特别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进美国对中国的客观认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一系列的努力。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学者、作家仍然认为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批评中国缺乏民主。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这一阶段西方中国观表现出了双重性:一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全面反思和透视毛泽东时代，联系改革开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新的解读; 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震惊了世界。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正在逐渐崛起，认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进步的、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日益西方化的具有肯定形象的国家” ^[12]。

西方精英阶层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超出正常误差范围的“断裂”。以政界、学界和商界为代表的精英对于中国的看法更理性和实际。特别是学者们积极关注分析改革开放，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裴宜理和黄佩华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改革开放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渐进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新财富的公平分配^[13]; 以德里克和白瑞琪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导致了官僚主义、经济集权和制度化不平等现象的产生。一些传媒界人士更倾向于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价中国政府和改革开放。例如，英国游记作家萨布伦深受负面西方中国观的影响，认为改革开放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无法使“停滞”的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社会。其实，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国观带有明显的西方刻板印象，受到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定式思维的影响。美国商界精英更是想象设计了符合美国主流认知的中国商品，在商场里陈列出古老神秘、落后无知的中国形象，这一方面保证了美国商人的盈收，另一方面凸显了他们的自我优越感。

总之，20 世纪中后期，在西方中国观的主流叙事话语中，中国多被视为与自我相隔阂、有望被改造的他者，西方通过居高临下对“他者” 的再现，体现了中西方之间被看与看、被阐释与阐释的关系。他们认为，作为文化主体的西方有权对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诠释，以使西方的实践行为合法化。

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中国观的升级:与自我相比肩的他者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交流越来越深，中国的全貌也愈加清晰地展现于世界，但是此时西方对中国的感情却是复杂的:一方面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发展，并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性评价，但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中国观更加呈现出中国是西方的对立面的特点，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重。不论是肯定式的“中国道路论”，还是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抑或 “资本主义胜利论”，西方中国观的逻辑前提都是西方已经在潜意识中正视了中国及其在当今世界中的实力与地位，将中国视为了“ 与自我相比肩的他者”。

一方面，西方认为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种模式已经远远不同于前苏联时期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14]，它使曾经贫困的中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奇迹。一些西方学者、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时刻遵循着守正创新的特质和情怀，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英国学者罗思义在中国的现实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力，他认为“中国能迅速从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15]。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下的中国与西方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学者、民众在反思中普遍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体制的优势对于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有着重要意义。西方学者多认为中国文化体现着中国性和现代性的融合，具有世界精神和多元特征，这是理性与实用的西方所不具备的。正如南乐山所言，“儒家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审美的’，而非西方意义上由某种表面理性秩序规范支配的” ^[16]。上述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相对客观地阐释了中国文化的文明基因，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隐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与赞许。

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评价仍然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言说、评价和塑造中国，集中地表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支解、曲解和误解，这构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负面西方中国观的主要叙事图谱。具体而言，一些西方人士在媒体上公开攻击和抹黑中国道路，他们直接发文或在社交平台指责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要求实行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抨击中国道路欲要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同时中国崛起和西方治理危机也令西方产生了焦虑，误认为中国的红星必将不仅仅满足于 “在太平洋上空温和地闪烁” ^[17]。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但是不少西方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悲观态度，他们从西方的民主模式出发，指责中国政体缺乏民主思想，因此对中国政体的未来走向表示担忧，“中国制度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在西方世界也影响颇深。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视中国为“与自我相比肩的他者” 的西方中国观没有摆脱“他塑” 的叙事范畴，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优越性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世界意义，但西方遵循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差异极端化，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需要被改造的他者，掌握着话语霸权的西方以其主体性需要持续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更好地为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服务。

五、 西方中国观历史演变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凸显，但是中西方之间的关系不时呈现出紧张的趋势。世界需要倾听中国，中国也需要向世界展示自我。总结分析西方中国观历史演变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消解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逆差，这对于提升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话语在世界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进一步增强硬实力是支撑中国话语权的一个基本前提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使得其推行的所谓主流文化模式成为了世界的范本，为西方中国观的形成提供了规则基础和外部场域。英国著名文化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描绘了全球化语境下可能产生的两幅图景———“文化扩张”与“文化压缩”，非西方民族文化的原初性要素渐渐归于消失，多种分立并存的文明开始展现全球同化的样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逐渐趋同。特别是在当今国际政治的角力中，文化流向呈现出“中心—边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着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将潜藏着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中国观辐射至全球，在“客场”讲述了“主场”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中国形象，使得西方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前结构，成了世界认识中国、言说中国、评价中国的潜意识。换言之，在西方看来，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上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能够“凝视和训导”他者的最直接反映，西方中国观话语赋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国家硬实力的强势地位。因此，中国要改变他者形塑的被动地位，摆脱“挨打” “挨饿” “挨骂”的发展困境，夯实国家的硬实力既是重中之重，更是关键、是基础，是我们敢于发声的底气和信心之源。

（二） 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与马克思主义行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国际舆论博弈的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优势，中国叙事被遮蔽在西方叙事的宏大场域之中。西方资本扩张本性使得资本在世界历史中“一统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了舆论领域的话语优势，在这种话语优势的演绎中，西方成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义者、解释者和评判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但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能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太相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并不是简单对等的正相关，真理、道义、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等软实力要素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及其文明意义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学理阐释、完善的系统论证、有效的话语传播，从而未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认同度和感召力。因此要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理论的原创性讲好中国故事，以新载体、新内容、新形式、新表达的优化组合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文明基因，在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解构西方中国观，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中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18]，将国内的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优势。

（三）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西方学界、政界和媒体界通过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媒体话语、生活话语的彼此呼应、相互补充、相互阐发，在国际舆论中构成了一整套西方中国观的话语体系。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污蔑中国的形式和行径套路百出，国际舆论的斗争更加激烈、复杂，更趋于长期性。为此，既要认清西方中国观的本质，还要坚守中国立场，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坚持敢于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在国际舆论的竞逐中要勇于发扬斗争精神，对于涉及我国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意志的原则问题、底线问题，中国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抢占国际舆论的制高点和主动权，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要苦练内功，增强话语的水平和质量，提升中国话语的说服力。要立足全媒体平台，在“借船出海”和“造船渡海”中打造对外宣传的媒体集群，在“大和声” 中汇聚中国话语的感召力。

从起始、形成、延伸拓展到进一步升级，作为文化想象视域下的西方中国观随着西方思想价值的内生性演变和国际上主要政治力量实力消长的外生性变迁，其定位中国和规制中国的话语体系也呈现出渐进式变革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中国观被越来越多地赋予意识形态色彩，总体呈现出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形象。深入分析西方中国观的历史演变和当代启示，既要看到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塑造的中国意象，更要在批判与解构的基础上，努力夯实中国的硬实力，致力于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增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