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气候变化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特别是当下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威胁日益凸显，气候变化已从科学论辩的议题转变为亟须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面对这一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政府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与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一起，为延缓和阻止气候变暖作出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 2014 年在《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提出 2030 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碳达峰），并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峰会上重申这一承诺，同时表示争取尽早实现碳达峰。 2020 年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又进一步向世界宣布中国实施“碳达峰” “碳中和”的重要战略决策，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最大值，随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 ^[1]。服务这一国家战略目标，众多学者在多个领域展开科学研究。有的学者依托各种评估模型，对中国能否以及何时实现这一目标进行预测^[2-4]; 还有学者立足科学现实，从储能技术^[5]、制氢技术^[6]、石油炼化技术^[7] 以及深海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8] 等方面探索助力碳达峰目标实现的各种技术路径。同时，学者们也认识到，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一个力争突破的科学技术挑战，同时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9]的特征，可能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10-11]。这种社会变革和变化在批评话语研究理论^[12-13]看来，也体现在话语实践之中，体现在社会网络中不同社会主体运用语言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之中，体现在“话语互动” ^[14]之中。

以此为背景，本文依据批评话语研究特别是话语互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点探究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政府有关“碳达峰” “碳中和” 低碳治理任务过程中的话语互动问题。我们将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发布的碳达峰行动方案，探究处于不同社会层级的社会主体话语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进而认识在碳达峰行动中“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之间纵向话语互动的特征，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落实中央政府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 行动方案要求的过程，阐释话语互动过程中社会因素之于语言使用的主导作用。

二、 话语与话语互动

本研究聚焦“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在碳达峰行动中的相互作用，其理论基础是批评话语研究关于“话语”与“话语互动”的认识。在批评话语研究看来，“话语”首先体现为具体的语言使用，即任何“话语”都以具体的“文本”为体现形式; 同时，“话语”也包括体现在语言使用中的社会因素，如“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实施这些权力关系和再现这些意识形态的方式等内容” ^[15]。最重要的，“话语”体现着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相互作用，因此话语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实践，可以“将某种抽象的社会结构变成某个具体的社会活动” ^[16]31。以此为出发点，“话语互动” 的概念则表明“两个或多个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 ^[17]。从表面上看，“话语互动”是一个话语中的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另一个话语中的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之间辩证关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但是从本质上看，“话语互动”则是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社会主体通过语言使用与另一个社会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实施影响的过程^[18]，“是一个发生在社会实践网络中的复杂交错的社会互动过程” ^[16]50 ，具体体现在纵向、横向与历时三个维度上，如图1 所示。

图1 中，最下方的椭圆与处于中心位置的椭圆之间的位置关系，用来表示社会网络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纵向关系。当这两个椭圆被用来分别代表两个包含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的话语时，这种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纵向关系就体现为纵向话语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体处于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不同层级，其话语也呈现纵向维度上的等级关系，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互动也将表现为 “ 纵向话语互动” ^[16]。 “纵向话语互动”是双向的，如图1 中这两个椭圆之间的双向实心箭头所示，两者之间既有自上而下的话语互动，也有自下而上的话语互动，前者体现为社会网络中较高层级话语对较低层级话语的规范和调节的作用; 后者体现为较低层级话语反作用于较高层级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较高层级话语的挑战或调整。本研究聚焦碳达峰行动中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之间的纵向话语互动，特别关注纵向话语互动的后一种情况，即地方话语主体如何基于其主观认识在落实国家话语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实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三、 研究语料与分析框架

综合以上两部分内容，本研究的目的可具体表述为:（1）低碳治理行动中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纵向互动的特征;（2）认识地方话语主体在“自下而上”话语互动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本研究以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国务院行动方案》）、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成渝行动方案》）为分析语料。前者发布的日期是 2021 年 10 月 24 日，后者发布的日期是 2022 年 2 月 15 日。按照《国务院行动方案》的要求，各地方政府都要制定和发布各自的行动方案，《成渝行动方案》是首个地方政府发布的区域低碳治理行动方案，因此成为本研究的语料。

《国务院行动方案》与《成渝行动方案》的主题属于城乡建设及环境保护，二者又具体服务于中国低碳治理社会实践，依据批评话语研究关于“宏观主题是话语的基本特征”这一主张^[18]，可以将二者概括为“低碳治理话语”。同时，鉴于《国务院行动方案》由处于国家层级的国务院印发，统筹全国低碳治理工作部署，而《成渝行动方案》则由处于省市层级的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府联合印发，聚焦成渝区域低碳治理工作安排，我们将《国务院行动方案》视为体现“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文本，而将《成渝行动方案》视作体现“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文本。这样，考察地方话语主体如何在“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落实国务院的工作部署，就可以通过观察“地方低碳治理话语”与“国家低碳治理话语”自下而上话语互动的过程完成。

观察这一话语互动过程，我们依据田海龙提出的“双层—五步” 话语互动分析框架^[17] 分五步进行。如图2 所示，第一步和第二步聚焦两个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的互动，第三步和第四步聚焦两个话语在社会因素层面的互动，第五步从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之间辩证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话语互动所形成的后果。接下来，本文第四部分具体分析低碳治理过程中纵向话语互动，首先聚焦第一和第二步关于语言使用层面的话语互动分析，其次聚焦第三和第四步关于社会因素层面的话语互动; 第五部分聚焦“双层—五步” 话语互动分析框架的第五步分析，重点讨论由这两个话语纵向互动所形成的地方低碳治理方式。

四、 低碳治理行动中的纵向话语互动

依据“双层—五步” 话语互动分析框架考察低碳治理行动中纵向话语互动的过程，可以发现“国家低碳治理话语”与“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纵向话语互动在语言使用层面和社会因素层面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 语言使用层面的话语互动特征

在批评话语研究看来，语言使用形式（如文本和语体）是话语的具体体现。在本研究中，“国家低碳治理话语” 体现在《国务院行动方案》 这个文本中，“地方低碳治理话语”体现在《成渝行动方案》这个文本中。由于这两个“文本”（text）体现着做事的方式，如体现出“行动方案”（而不是“新闻报道”）的文本特征，因此可以通过观察其“语体结构”（ generic structure）来认识这两个话语相互作用体现在语言使用层面的文本特征。按照巴赫金（ Bakhtin M）的观点，每类语体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表达方式^[19]，体现在相对稳定且独特的“纲要式结构” ^[20] 上面，如基于语义层级划分，可由“语体阶”（ generic stage）、“语体相”（ phase）和“语体信息”（message）构成特定的语体结构^[21]，这种纲要式结构体现出社会活动者言语活动的特定目的^[22]。

我们将《国务院行动方案》和《成渝行动方案》 的语体结构分为语体阶、语体相、语体信息呈现在表1 中。通过对比表1 内容可以发现，体现“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成渝行动方案》并非与体现“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国务院行动方案》在语体阶、语体相、语体信息三个层次上完全对应。在语体阶层面，《国务院行动方案》的“国际合作” “组织实施” “主要目标”三个语体阶就没有在《成渝行动方案》中出现。而其他几个语体阶，如“启动依据”“总体要求” “政策保障”以及“重点任务”，都被移入到体现“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成渝行动方案》语体结构中。在语体相层面，观察两个行动方案“重点任务”语体阶，可发现在两个话语各自的语体结构中这一语体阶的语体相数量相同，都是 10 个，这直观地表明地方话语主体完成了国家话语主体布置的工作数量。但是，这 10 个语体相代表的具体任务在两个话语各自的语体结构中排列顺序并不相同。例如，“交通运输”语体相在《成渝行动方案》的语体相中排列第三，而它在《国务院行动方案》 语体相中则排列第五，在《国务院行动方案》 语体相中排列第三的是 “工业领域”。这或许表明，《国务院行动方案》 将 “工业领域”的低碳治理排在第三的位置更适合全国的情况，而《成渝行动方案》把“交通运输”领域的低碳治理排在第三更符合成渝的地方特点。如此改变语体相的排列顺序，或许表明地方话语主体在完成国家话语主体布置工作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在语体信息层面这样的情况也有出现，例如，《成渝行动方案》直接挪用了《国家行动方案》中属于“交通运输”语体相的“运输工具装备”和 “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语体信息，但不仅没有涉及 “交通运输体系”语体信息，而且还增加了“交通组织效率”“公共交通出行”两个语体信息。

以上分析表明，“国家低碳治理话语”与“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纵向话语互动在语言使用层面具有三个特征。首先，体现“国家低碳治理话语” 的 《国务院行动方案》中的主要语体阶（如“行动依据” “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 “政策保障”）被挪用到体现“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成渝行动方案》中，语体相的挪用情况亦是如此，特别是“重点任务”这一语体阶的语体相，两个行动方案在数量上保持了一致，都是 10 个。其次，体现“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成渝行动方案》与体现“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国务院行动方案》的语体结构并非完全吻合，《成渝行动方案》增加了一些语体相（如“财税金融”）和语体信息（如“交通运输”语体相的“交通组织效率” “公共交通出行”）; 同时《国务院行动方案》中的一些语体阶、语体相、语体信息并没有被挪用过来（如“主要目标” “国际合作” “组织实施” 三个语体阶）。最后，《成渝行动方案》 的语体结构实际上包含了从 《国务院行动方案》挪用过来的和自身创立的语体阶、语体相、语体信息，在语义层级形成了一个“新的”语体纲要式结构，体现出地方话语主体自身的言语活动特征。

（二） 社会因素层面的话语互动特征

依据“双层—五步”话语互动分析框架，社会因素层面的特征可以从“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就权力关系而言，“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社会主体是地方政府，其与“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社会主体国务院形成上下级关系，即地方政府必须落实中央政府布置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之所以制定《成渝行动方案》，就是因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部署”，而“战略决策部署”就在《国务院行动方案》之中。这种地方话语主体与国家话语主体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在批评话语研究中被称作 “权力关系”。 ^[23] 在《成渝行动方案》中有明确的语言表述。

例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部署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协同推进成渝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制定本方案。

例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扎实推进碳达峰行动，制定本方案。

例 1、例 2 中的语言表述体现出地方行动方案的特征，即地方话语主体通过制定《成渝行动方案》 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体现为《国务院行动方案》语体的“国家低碳治理话语”本质上属于“自上而下的规划” ^[24]，即行政顶层设定目标，制定标准，指定实现目标的方法并分配具体的任务，行政下级必须遵守并执行这些政策决定。 《国务院行动方案》的标题是“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并将具体要求随后明确表述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现将《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如此通过明确的“通知— 落实”等级关系自上而下地布置任务^[25]，表明作为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低碳治理，同样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规划。其中中央政府是全面推动全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行动主体”，“具有统揽性、综合性、权威性”，地方政府是具体落实国家“双碳”目标任务的“ 责任主体”。 ^[9] 《 国务院行动方案》 如此，《成渝行动方案》亦是如此，它也同样要求其下级单位贯彻执行它所布置的工作任务。

续表1

然而，下级对上级工作任务的落实，并非采取全盘照收的方式落实，而是地方话语主体通过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落实。观察体现“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成渝行动方案》文本，发现在自下而上纵向话语互动过程中，“地方低碳治理话语”不仅体现出其与“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上下级关系，而且还在语体结构上体现出地方话语主体落实国家低碳治理任务的主观能动性。 “上下级” 行政关系构成了地方话语主体具有能动性的前提，而其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也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布置的任务所必需。从纵向话语互动的角度看，地方话语主体对语言使用语境等社会因素的主观认识，即是其实现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主观能动性的实现也体现在其 “对其相关性做出实时判断” ^[16] 的结果之中。国家制定的政策方案多注重整体统筹，而地方行政多是以“适应性管理” ^[24] 的形式进行。所以，在低碳治理的社会实践中，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配合中央政府落实碳达峰目标责任; 另一方面，鉴于各地经济发展不一、产业布局相异，不同地方政府会面临不同的状况与挑战，地方政府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持续调适地方安排，因地制宜地落实碳达峰目标责任。

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省级政府，正是认识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转移，才基于中央政府的《国务院行动方案》率先出台了《成渝行动方案》，并在其中对下级行政单位做出了具体任务安排。而且，川渝两个省级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是基于地方实际，基于对地方经济水平、能源结构、产业布局、城乡生活等实际情况的认识，制定出既符合中央政府要求又符合地方实际的《成渝行动方案》。例如，其中位列“重点任务”第一位的“区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两地政府没有依据《国务院行动方案》 首先考虑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而是基于成渝地区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地方能源资源分布特点，优先提出要协同开发油气资源，大力提升页岩气勘探开发力度; 也没有照搬《国务院行动方案》中有关“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的要求，而是在认识到成渝地区位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的地理特点的基础上，考虑到当地地震多发，不适合建设核电站，因此在其行动方案中完全没有提及发展核电。可见，地方话语主体在自下而上的纵向话语互动过程中实现其主观能动性，即是基于其对地方特性的认识这样一种“语境模型” ^[26]。

综上，“国家低碳治理话语”与“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纵向话语互动在社会因素层面至少体现出两个特征。其一，“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社会主体对“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社会主体具有指导和支配的作用，而后者具有贯彻和执行的责任。这体现在社会因素的“权力关系”方面，属于“双层—五步” 分析框架的第三步分析内容。其二，川渝地方政府作为“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社会主体在贯彻执行 《国务院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依据其对当地实际情况的“社会认知”制定具有地方特点的低碳治理行动方案，涉及第四步的分析。

五、 低碳治理的能动性与地方性

上文基于“双层—五步”话语互动分析框架，对 “国家低碳治理话语”与“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纵向话语互动进行了前四步的分析，发现这个纵向话语互动过程在语言使用层面具有挪用语体结构成分的特征，导致在语体阶、语体相和语体信息层面，体现 “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川渝行动方案》呈现出与体现“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国务院行动方案》既相同又不同的“杂糅”特征。在社会因素层面，这个纵向话语互动过程也体现出一些特征，例如，“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社会主体对“地方低碳治理话语” 社会主体的指导和支配作用，通过后者的主观能动性动态地体现出来。接下来，“双层—五步”话语互动分析框架的第五步分析，将帮助我们在以下两方面更深刻地认识这个纵向话语互动过程。

首先，如果整体观察两个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和社会因素层面的互动，我们就会发现语言使用层面的特征会导致社会因素层面特征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并不推卸他们落实国务院低碳治理行动方案的责任，这也体现在《川渝行动方案》 之中，如他们提出的“重点任务”在数量上并不比《国务院行动方案》中的“重点任务”少。然而，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 的过程中也有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例如，在落实国务院“重点任务” 时，地方政府结合地方资源特点有所创新，就落实“能源转型”这一重点任务而言，地方政府就根据川渝的地理优势提出要“开发油气资源，加快电网建设，加强煤气油储备，推动能源消费转型”。由于这种主观能动性建立在地方话语主体对当地资源的认识基础之上，具有“语境模型”的特征，是一种实时的、因人而异的、动态变化的主观认识。因此，就贯彻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而言，本研究所提供的启示就在于:如要体现纵向话语互动中“权力关系”的实质，地方话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要建立在其对地方资源实事求是的认识基础之上。

其次，整体观察两个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和社会因素层面的互动，还会发现语言使用层面的特征对社会因素层面特征具有决定作用，即地方政府对国务院低碳治理行动方案的贯彻落实凸显出地方性特征。语言使用层面的特征，如“重点任务”作为语体相的排列顺序及其语体信息的内容，都与地方资源有关，也都是地方话语主体对地方资源主观认识的结果。这表明川渝两个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 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出的《川渝行动方案》，不仅体现出落实国家低碳治理的责任，而且体现出落实国家低碳治理的地方特征。这种地方性特征不仅对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 形成有力支撑，而且对引发地方社会生活变化起到重要作用。 “碳达峰” “碳中和”本身就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会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而川渝两个地方政府制定的《川渝行动方案》所具有的地方特征，实际上也预示着这种经济社会变化的发生。

六、 结语

本文依据话语互动的理论，采用“双层—五步” 话语互动分析框架，以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行动方案》、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成渝行动方案》为研究语料，对碳达峰行动中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的纵向话语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这一话语互动过程在语言使用层面和社会因素层面的一些特征，突显了地方话语主体在贯彻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成渝行动方案》所体现的低碳治理的地方特征。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可以扩展现有能源话语研究^[27-28]的视角，而且表明话语互动是一个社会活动者通过语言运用相互影响的过程，社会活动者之间的关系对相互影响的结果具有潜在作用，而社会活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则是这一潜在作用得以具体实现的重要因素。 “能动性” 及相关的“语言意识形态”概念，在当下话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29]，亦成为阐释新话语生成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30]，本研究表明它在纵向话语互动研究中同样也是一个核心概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