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本研究是《论语》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如今《论语》的最早完整传本应属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其中保存了汉魏古注，问世以来各家多采，流传不废。《论语集解》是以《张侯论》为底本，参校郑玄《论语注》而来。^[1]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2]3，又“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3]28；且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2]4。可见，二人对《鲁论》是另眼相看的，似都以其为底本。但问题在于，两汉《古论》《鲁论》《齐论》三家在篇章上颇有差异，张禹、郑玄二人为何都以《鲁论》为据？今就这一问题略作述考，以期补正。

一、 问题的提出

《古论》《鲁论》《齐论》为两汉流传的《论语》传本，《古论》出自孔子壁，21篇，属先秦古文；《鲁论》20篇与今本同；《齐论》22篇，多出《问王（玉）》《知道》两篇。对《论语》的合并、修订有两次^[4]76，一是西汉张禹，二是东汉郑玄。

何晏本在序中引刘向之言说明，张禹合《鲁论》《齐论》，成《张侯论》，从而为世所贵，此后“包氏、周氏《章句》出焉”^[2]3。《隋志》也载：“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3]27但据《汉志》，“《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4]77，并非二十篇。“安昌侯”即张禹，《汉志》中“说”是解释阐述“经”的体裁之一，“汉儒传经各守义法······传、说征引事实”^[5]。西汉时《论语》已列为“经”，《鲁安昌侯说》应为张禹解经之作，《张侯论》经文或仍为二十篇。故，《张侯论》在篇数上所从确为《鲁论》。

《经典释文》载：“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6]25夏侯建曾师于其从兄夏侯胜，夏侯胜是西汉传《鲁论》者之一，“传《鲁论语》者······长信少府夏侯胜”^[7]1361。《隋志》也说，张禹原本传授《鲁论》，晚年兼讲《齐论》。然考察两汉典籍，并无直言张禹曾师从夏侯建或明确学习过《鲁论》者。《汉书·匡张孔马传》仅言：“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7]2494王阳即王吉，他与庸生皆“传《齐论》者”^[7]1361。张禹学《齐论》并传之，较为确凿。《汉书》又言：“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7]2494可见萧望之对张禹很是赞赏，而萧望之是“传《鲁论语》者”^[7]1361，看来张禹应是兼备《鲁论》传统的，能让萧望之觉“善”。

那么张禹的《鲁论》是从何而来？考察传授张禹《论语》的王吉，属琅琊王氏，昌邑王、海昏侯刘贺之师，诸典籍均言其是《齐论》传人，以《齐论》名家。但《汉志》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鲁王骏说》二十篇”^[7]1360，王骏为王吉之子，“吉兼通五经······以诗、论语教授······令子骏受焉”^[7]2299，可见王骏的《论语》源于王吉。作为《齐论》传人，王骏却作《鲁说》。琅琊本古鲁地，《鲁王骏说》是否意指“鲁地王骏所作的《论语说》”？考察《汉书》发现应非如此，《汉书》中记录各类经、传的解说著述时并不会将此人籍贯置于书名前。例如，《春秋》目 “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7]1358，《孝经》目“长孙氏说二篇”^[7]1361，皆没有点出作传、说之人的籍贯；而《诗经》目“《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韩说》四十九卷”^[7]1355。可见，“鲁、齐、韩”乃针对不同传本，而非地名。因此，《鲁王骏说》应指《鲁论》。看来王吉虽以《齐论》名家，当也擅《鲁论》，王骏才能作《鲁论》说。既如此，张禹师从王吉，应也习《鲁论》。再结合《隋志》《经典释文》所载及萧望之的赏识，张禹或确曾习《鲁论》，并终成“传《鲁论语》者······安昌侯张禹······张氏最后而行于世”^[7]1361。

另一次对《论语》的修校是由东汉郑玄完成的。何晏本在序中说，郑玄是以《鲁论》篇章为据，考校《齐论》《古论》，注成《论语注》。^[2]2-4《隋志》却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2]28。二者存异。《经典释文》中，则在不同处出现上述两种说法，《序录》中说，“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6]25；在《论语音义》中又说，“郑校周之本以《齐》《古》”^[8]10，“周之本”即依《张侯论》而出的周氏《章句》，也就是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论语正义》对此解释，张禹“合齐、鲁两家之学，特其篇章与《鲁论》同，故多以《张论》为《鲁论》”^[9]。是以，古来大都认为《张侯论》以《鲁论》为底本，与《鲁论》大体相同，郑玄以《鲁论》或以《张侯论》为底本，本质上都是以《鲁论》为据，故泛言以《鲁论》或以《张侯论》为本。

郑玄本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经典释文》中有多处类似“郑注云：‘《鲁》读*为*，今从《古》’”的下注，并言郑玄校《鲁论》“读正凡五十事”^[8]10。又，在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唐抄本《论语郑氏注》中多处标有“孔氏本，郑氏注”^[10]。“孔氏本”即孔安国注《古论》，在篇章次第等方面与《鲁论》有出入。据罗振玉对此的研究，“《释文》所举郑氏校正诸字，则皆改鲁从古，无一从齐者”^[11]183-185，又言唐抄郑玄本“而考其篇次······明明同鲁论”^[11]183-185，进而得出结论郑玄本“乃据孔氏古论改正张侯鲁论”^[11]183-185。由是观之，张禹、郑玄似都对《鲁论》“高看一眼”，而郑玄在以《鲁论》为底本时又一律以《古论》之章句改正之。问题有二:其一，张禹虽习《鲁论》，却也是《齐论》传人，那么，他为何不仅以《鲁论》名家，更在合校《论语》时，以《鲁论》为底本，不去变乱《鲁论》的篇章; 其二，郑玄若以《古论》为据，以《古论》正《鲁论》，何必在篇章次第上以《鲁论》为准，既以《鲁论》为本，又何必皆从《古论》。

二、 学派与政治的内在互动——二人以《鲁论》为据的现实层面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2]古来文士对政治总是格外关注，尤其是以载道为己任的儒生。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先了解张禹、郑玄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早在先秦时，齐鲁两国毗邻又各自独立，逐渐形成齐学、鲁学并存的文化局面。“洋洋仲尼，视我遗烈。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7]1361孔子在鲁地传学，曾参、子思等继而传之，后世儒生多将鲁学视为正宗。而齐地作为齐学发源地，则以管子、晏子为肇始，到诸子稷下之学，再融合孟子、荀子等儒学文化，从而形成与鲁地不同的风貌，“初太公治齐······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7]1324。

“鲁学近于好古，齐学近于趋时”^[13]，钱穆曾根据《汉书》对鲁申公的记述有过分析，“此则鲁学谨严之风然也······是齐学恢奇驳杂，是鲁学纯谨不同之验也”^[7]221。从先秦发源的齐学、鲁学在学术风格上有所不同，在政治态度方面也存在差异。鲁学始终坚持学术与政治的分界，视己为儒学正源，强调仁义载道。而《管子》《晏子春秋》中多经国治邦、参政入仕的经验、规则，加之其后合儒墨、兼名法的驳杂融合，齐学遂以权变为要，崇实利，突出学术融于政治、体用结合的治国理念，突显“功利”。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先秦齐鲁之学所展现的不同风貌、理念并未消散，而是被后世儒生继承并深刻影响着汉代经学。

入汉后，大一统局面及西汉时局对经师们所要求的并不在其学问深浅，而是其对古经义理的解释是否具备逻辑与历史的合理性，以及其见解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局势是否有切实的改善作用。简言之，经师之言的重要性源于其解读的严密性及其对现实问题的实际应用价值。^[14]汉初盛行的黄老之术是齐学的重要成分，高祖及惠、文、景几朝实行为政从简的休养生息正与黄老之术所倡与民休息不谋而合。^[15]这使得齐学得以彰显，鲁学陷入相对沉寂。

至武帝朝，董仲舒与公孙弘两位齐学儒生对经学在两汉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董仲舒认为：“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16]其根据君权天授，将阴阳五行学说、天道观等与政治结合，建立一套系统理论为政治服务。而彼时正值武帝图标新以事功，董仲舒便以《公羊》为据，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理论，获武帝认可，促使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公孙弘则从政策入手，巩固了儒学立于学官的政治地位，自此将儒学与政治挂钩。“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7]1989公孙弘为便于为政治服务，善将其他学说与儒学相结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7]2666，正是齐学权变的生动体现。

这一时期的鲁学较于齐学则相对沉寂，鲁学以载道自任，重视经学与政治间的界限，于当时略显“不合时宜”。现实体现就是，汉初鲁学儒生不在少数，“然于朝廷大政殊不得志”^[7]221。

齐学、鲁学如此局势在汉宣帝时出现转变，以甘露殿议与甘露三年（前51年）石渠阁会议为转捩点。宣帝初，因其祖父喜好《谷梁》，于是“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商，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7]2682。皇权自上而下的推动，汉儒开始对《谷梁》研习传教，“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7]2683。随之，“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7]2683。鲁学蔚起，齐学儒生自然发起反抗，“《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7]2683。然结果则是，“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7]2683。殿议的胜出，再由石渠阁会议的奠定，鲁学终得以彰显，《谷梁》被列入学官并立博士，自此齐学、鲁学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逐渐消弭间隙，走向“融合”，鲁学也借此次机会开始寻求自身突破。

而张禹接触政治核心之时正是“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7]2494。恰是宣帝欲兴《谷梁》鲁学，石渠阁会议奠定鲁学振兴之际，萧望之作为此次会议的关键人物，不仅认同了张禹，并向上举荐了他，才使张禹逐步进入政治中心。如此来看，似能推知张禹何以在齐学盛行之时以《鲁论》为本，身为《齐论》传人，却“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3]27，最终成为“传《鲁论语》者”。文献典籍虽未明说，但结合时代情境，张禹合并《论语》的选择透露出西汉时身处政局中儒生的审时度势，“意味着儒生在对本学说予以修正、剪裁、截长补短的前提下，积极与当政者进行建设性合作”^[17]。张禹的举动实乃适应时局之举，齐、鲁学派之间的角逐与政治局势内在的互动决定了张禹删《齐论》从《鲁论》的历史“必然性”。

石渠阁会议后，鲁学的振兴不仅带来了学派间的融合，也促使鲁学从内部寻求突围点，以期焕发新生，这便是古文经学的先声。古文经学的兴起，通常是以刘歆为肇始，“刘歆创通古文”^[18]49。但考察参加甘露殿议的鲁学儒生“《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7]2683，据《汉书》所载，尹更始不仅是《谷梁》传人，且曾习《左传》，并传《左传》于翟方进、尹咸，此二人与刘歆治《左传》的关系密切，“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7]1527。此外，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于都尉朝，都尉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而胡常“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7]2675。可见，在刘歆之前汉儒对古文经学已有一定积累，而传习古文经学者又多为鲁学儒生。古文经学实为鲁学兴盛后，学派内部寻求突破之利器，以此冲击齐学，此为东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阵营争锋的先声。

郑玄正处在东汉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百余年交锋、汉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其完成了两汉经学内部的融合，“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9]1213。郑玄先从第五元先习《公羊》等今文经学，又从张恭祖习《左传》，最后师从马融。

建宁年间，郑玄受党事牵连被禁锢于室十余年，在此期间注疏群经，并进行了一场古今学之争，“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19]1207足见郑玄贯通古今的经学思维与治学方法。又，“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19]1208。

郑玄治学兼顾古今，但在东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中是以古为宗来对抗今文经学的，遂使古学阐明得以与今学抗衡。正因如此，郑注特点之一便是博古采今，“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18]49。加之《古论》在音、义上的优势性，使得郑玄以《古论》为宗，这也是据其治学理路而来——古文经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重视训诂。郑玄在《述而》注中自道：“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2]62故，其注《论语》时皆以《古论》为核心参照，用多种方法训解音义。

除了经学内部原因，汉末政局也决定了经学如此走向。东汉末年昏乱的局势使汉王朝失去了对包括经学在内的诸多学术、学派、学者的绝对控制权。从《后汉书》来看，郑玄青年时期开始便不愿从仕，属于民间学者性质，最后被权要胁迫为官仍“不受朝服”^[19]1208，并冒着危险“一宿逃去”^[19]1208；郑玄还曾被举茂才，授左中郎将，然“皆不就”^[19]1211，即使被征为大司农，也“以病自乞还家”^[19]1211。郑玄如此坚决地自绝仕途，并非对家国苍生漠然，相反，在《论语注》中他时常表现出对世积乱离的不满与痛心。郑玄的行为说明东汉末期的政治昏暗无力，既无法笼络文士，文士也对其失望。如此局势下东汉末年诸学渐兴，如道家、佛学等，皇权难以再像大一统时期以自上而下的推动力独尊儒术。经学必须寻求自救与自我团结，以此对抗日趋蔚起的各家学术，以往占据主要矛盾的经学内部的古今学派之争便自然地倾向于消弭和解。经学要自救，势必要脱离已残破的政局，首先以学术独立性为突破，齐学的功利性、政治性在此时反而显得不合时宜，而鲁学近古，以载道、学术纯粹性为特点，经学振起自然要以鲁、古为偏向，郑玄从《古论》从《鲁论》，不复提《齐论》正是有着这方面的考量。

“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者”^[18]49，在郑玄以古为宗、兼综古今注遍群经后，经典古籍逐渐融归，“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故经学至郑君一变”^[18]49。

两汉不同时期政治局势下学派、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显示出，张禹、郑玄对于《论语》传本的选择显然自有其意旨，以《鲁论》为本都是顺应彼时局势的选择。但是，两汉传本间是否判若天渊？这关系到二人对《论语》传本自身的考察是否完全抛弃了经文本身的优劣以顺应时局，这就要探求《古论》《鲁论》《齐论》三家传本的面貌与三者间的关系。

三、 同宗异流——三家《论语》间的关系

两汉以来三家《论语》多已亡佚，偶见钩沉于部分古籍。但1973年定州汉墓出土了今文隶书所撰的竹简本《论语》残本；2011年南昌海昏侯墓被发掘，此后十几年间逐步出土了简牍《论语》等相关文物。以对此二者的研究为参照，或可爬梳缕析出其中关键。

（一） 问世时间

《古论》得于孔壁，为先秦古文，孔子玄孙孔安国得后以今文读之，故《古论》成书不晚于先秦战国。但出孔壁时间，文献所记有出入:《汉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7]1354得尚书、论语等，均为古文；《论衡·正说篇》则称“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20]1125；《佚文篇》^[20]860《案书篇》^[20]1161又称“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鲁共（恭）王为景帝子，景帝三年（前154）徙为鲁恭王，二十七年后逝于元朔元年癸丑（前128），此时为武帝初。鲁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7]1841，其徙为鲁恭王后在景帝朝十三年，在武帝朝十五年。既是“初好治室”，因此鲁恭王坏孔壁，应在景帝朝；即便是武帝时，也应是建元年间（前140—135），故《古论》应于景帝末至武帝初出孔壁。

定州汉墓简本《论语》中，涉及“邦”字的章句都以“国”字替代，显然是在有意避讳高祖刘邦，却均不避讳惠帝及以下汉天子，基本可以判定简本出现于高祖时期。^[21]

《鲁论》《齐论》问世时间无明文记载。但《汉志》载：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7]1361

传《齐论》五人，均宣帝、元帝时儒生；传《鲁论》六人，龚奋年代不详，鲁扶卿为武帝时人，其余均昭帝、宣帝后的儒生。^[21]有学者论证《齐论》《鲁论》当在宣帝时期才见世。^[22]同时，据学者分析海昏侯刘贺墓中的《论语》中明确有《知道》篇，当属于《齐论》传本，并应抄写于昭帝始元（前86）到宣帝神爵三年（前59）间。^[23]也从侧面证明了《齐论》《鲁论》出现于宣帝时。故此二家出现当晚于《古论》。

综上，将几家按现世时间（非成书时间）排列应为：简本最早，见于汉高祖时期；《古论》次之，见于景帝末、武帝初；《鲁论》《齐论》最晚，见于宣帝时期。《古论》见世虽晚于简本，但成书时间当在汉前。

（二） 所属体系

先秦两汉文献的传播形式主要有两种：文本传抄与口授笔录。文本传抄较精确，但会因错抄相似相近的字符导致歧义。口耳传录通常不会因字形出错，但易混淆读音相似、相同的字词，增加语助词，从而产生异字衍文。

考察简本，多处出现口授笔录形式的痕迹，除“吾未尝无诲焉”“无谪也，无莫也”外，还有“弥”作“迷”，“公”作“功”等。^[24]再考察《经典释文》^[8]5与唐抄本《论语郑氏注》^[25]中“《鲁》读传为专”“《鲁》读易为亦”“《鲁》读生为牲”“《鲁》读仍为仁”等语，可知简本与《鲁论》高度一致。有学者据此分析，简本即《鲁论》的某一传本，同属《鲁论》系统。^[26]不论简本与《鲁论》是否同宗，二者都属于口授笔录体系应是肯定的。与《鲁论》相对，根据陆德明和郑注中多称的“今从《古》”来看，《古论》当属文本传抄，是直接誊抄校对而来，文本字词更为精准。海昏侯墓中的《齐论》目前在此方面可考的信息还比较有限，虽也存在与今本虚词上的一些差异^[27]，但暂未有更确凿的研究。

（三） 篇数、篇目

除《齐论》外，其他传本差异都集中在《尧曰》。《汉志》载《古论》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7]1360。如淳注：“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7]1360。按如淳之意，《古论·尧曰》只有一章，此后是《从政》篇，内容是“子张问”与“子曰不知命”两章。而简本《尧曰》“子曰不知命”章，“简本在此用二个小圆点间隔，以双行小字书于此简的下部”，以此显示与正文的区别，且未将该章字数计算在内。^[28]有学者判断，简本中该章或属“附录”。^[21]但《经典释文》在“子曰不知命”章后注曰：“《鲁论》无此章今从《古》。”^[8]23《隋志》言：“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3]28上文提到，“《鲁》读*为*，今从《古》”或者单言“今从《古》”皆为郑玄据《古》以正《鲁》。故《释文》应来自郑玄注，可见《古论》有“子曰不知命”一章。又，简本与《鲁论》属于口诵笔录，之所以均把此章作为“附录”或没有此章，或是在传授记录中产生误解、误记。而《古论》是由文本传抄而来，在成书时间上也更早，因此更为精确，录入了该章。

《汉志》中《齐论》有二十二篇，比《古论》《鲁论》多出两篇——《问王》《知道》。历来学者从诸多古籍文献中均不曾见直接与《论语》相关含有“问王”“知道”的内容。清人马国翰辑佚历代各家成《齐论》一卷，将《汉书》《春秋繁露》《白虎通》《礼记正义》等古籍中引用的、不见于后世传本《论语》的章句，都归入《齐论》。此举是否可靠，尚待考证。宋人王应麟根据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的《逸论语》章句多关涉“玉”，推断《齐论》中《问王》应是《问玉》衍文之误，“愚谓：问王疑即问玉也，篆文相似”^[30]。但许慎活跃的时代早于郑玄，郑玄身处东汉末尚有《齐论》存世，许慎似乎没有理由将《齐论》的内容辑入《逸论语》。

根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熹平四年（175），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19]336，至光和六年（183）完成，是为“熹平石经”。石碑现已无存，有学者根据宋代洪适的《隶释》考辨熹平石经应属于《鲁论》。^[31]其实这并非新论，王国维先生已有考证，“石经所刊《鲁论》虽不知为谁氏之本，而其校记，但列盍、毛、包、周异同，不复云齐。盍、毛虽无考，然包、周则固张氏之学也”^[32]174。并进一步做出推论，“疑当时《齐论》已罕传习，何氏‘考之《齐》《古》’之说，或因《古论》而牵连及之也”^[32]174。是否可据此判断至灵帝时《齐论》已不存？答案并不确定。考察《后汉书》中郑玄生平，“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19]1207。“党事”即建宁元年（168）的“党锢之祸”。郑玄于建宁四年（171）受到牵连，被禁锢于室，直至十四年后的灵帝末年，才得以蒙赦。恰是十几年杜门不出，郑玄才得以注遍群经。也恰是郑玄被禁锢期间，熹平石经开始修刻直至完成。也就是说，郑玄是可能掌握着当时已罕见的《齐论》，或也知道修建石经，但他不可能参与石经修建工作中，石经自然无法参照《齐论》，毕竟如王国维先生所说“《齐论》已罕传习”。

陈东根据《古论》《鲁论》、简本篇目的焦点都聚集在最后的《尧曰》，分析《齐论》多出的《问王》《知道》很可能因此而来，认为多出的两篇其实只各有一章，并推断《问王》或是根据子张问如何理政，“政”通“正”而来，《问王》应为《问正》衍文；《知道》则是“子曰不知命”章内容的概言。^[33]虽然后来根据海昏侯墓中简牍所载，“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23]72-75来看，确存《知道》篇，类推《问王》也应存在。但陈东的研究还是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尽管确存《问王》《知道》，而这两篇很可能只有一章，甚至也类似简本，且在篇目逻辑上与其他各篇目存在间隙，才让两汉诸儒多做删弃。

由以上来看，《古论》《鲁论》篇数差异，其实只是今本《尧曰》“子张问”以下是否成篇以及“子曰不知命”是否是经文章句的问题；而《齐论》多出的两篇很可能也类似于简本、《鲁论》的《尧曰》问题，是在流传过程中因口传笔录而产生的混乱。梳理清楚这一点，《古论》《鲁论》《齐论》在篇数篇目方面整体上是较为一致的，因此张禹、郑玄以《鲁论》为底本，从文本自身角度来说并不突兀。

（四） 次第

何晏本《论语序》中称《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2]2-4。皇侃也说：“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34]《古论》《齐论》《鲁论》原本早已佚亡，郑玄本与《张侯论》篇次皆从《鲁论》，简本是散简残本，难辨次第。所以关于篇次，本文根据诸典及相关学者研究试做钩沉，理出线索。

首先，《古论》出土时间应为景帝末、武帝初，《古论》竹简可能存在散乱情况，类似定州汉墓出土时竹简散乱的情况。考察《汉书》《史记》《孔子家语》等，《古论》出孔壁时孔安国尚年少，应很难于第一时间得书并训解。据《汉书》：“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7]2497。《资治通鉴》载，孔安国在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为侍中。^[35]据此可推，从孔壁《古论》《尚书》等古文典籍问世，到孔安国得到这些古文竹简，中间至少存在着数年时间差。在“时间差”内，当有人收集、整理这批古书，《古论》等皆为古文，彼时解其意者已存世不多，《古论》篇次错乱的问题或为整理者不解其意，导致散乱竹简编排错误。

其次，简本为高祖时传本，从高祖到《古论》出孔壁的几十年间，世上还流传有别本《论语》，也如简本属口授笔录。孔安国为孔子裔孙，得《古论》后无论是根据家学还是当世传本，易见编排上所存在问题，遂对《古论》重新校定，并隶写为今文本《古论》为之训解、传授世人。是以，此后当有两种《古论》存世，一种是古文本《古论》，篇数、篇次异于别本《论语》；一本是孔氏训解的汉隶今文本《古论》，二十篇，篇目篇次与别本相同。根据《论语序》所言《古论》“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大守马融亦为之训说”^[2]3，郑玄随马融习古文经学，且据唐抄本《论语郑氏注》中所注“孔氏本，郑氏注”“马氏曰”，可知郑玄当年所用即为孔安国的《古论》。再看《论衡·正说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20]1138。可见孔安国得书后，古文本《古论》其实始终没有流传广泛，导致昭帝、宣帝时仍对其不甚了解。究其原因，或是《汉志》的一番记载：“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7]1354加之西汉今文经学盛行，古文本《古论》始终“世不传”，到东汉马融得书后再传于郑玄。因此，郑玄手中的应是孔安国所得古文本《古论》，篇数次第上不同于《齐论》《鲁论》。

此外，最早说明“《古》二十一篇”^[2]2者乃西汉刘向，其整理皇家资料撰写《别录》时所见的《古论》应是昭帝、宣帝时所见二十一篇《传》，保持着当年从孔壁出土后错误编排的面貌，故如实录之称“二十一篇”。

是以，《鲁论》《齐论》篇次是相同的，也是较为准确的，张禹以《鲁论》为本并不违背《齐论》。《古论》篇次不同或为出土情况造成，孔安国、马融、郑玄等了解这一情况，都用《鲁论》《齐论》的次第来校正《古论》。

（五） 传承

《汉志》《论衡》中都提到，孔安国得《古论》等古文典籍后，皆隶写为今文^[7]2675，并传授给鲁人扶卿^[20]1138。《汉志》又言，“传鲁论语者······鲁扶卿”^[7]1361。由此来看，鲁扶卿不仅是《古论》传人，亦是《鲁论》传授者。前文述及《鲁论》当属口诵笔录体系，可据此推断：《鲁论》极可能就是孔安国今文本《古论》的口诵笔录传本。这也侧面说明，孔氏今文本《古论》的篇数篇次与《鲁论》是相同的。《汉书·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7]2675上文提到，《汉志》《隋志》《经典释文》都有记载，庸生不仅是《齐论》传人，还传授张禹《齐论》。看来都尉朝从孔安国处不仅习得古文《尚书》，也学习了《古论》，并授于庸生，庸生最终成为传《齐论》者，又传授了张禹。从此似能推测，《鲁论》《齐论》或是《古论》的不同口诵笔录传本，因不同儒生受《古论》时记录不同及其后宣讲的差别，逐渐产生了《鲁论》《齐论》。

通过上述梳考总结：《论语》先秦已成书，后分为口诵笔录与文本传抄两类体系传承。秦火时传抄本多数被毁，惟少数藏于璧中躲过一劫。秦火后，《论语》遂主要以口诵笔录的方式传至汉，生成简本传本。景帝末、武帝初，孔壁《古论》被发掘，出土问题致竹简散乱，时人不解其意错排之。后孔安国得书以今文隶写，训解为今文本《古论》，并以口诵形式传鲁人扶卿，又传都尉朝，都尉朝再传庸生，逐渐在宣帝时形成《鲁论》《齐论》并存局面，而古文本《古论》为世不传。今文本《古论》为传抄体系，《鲁论》《齐论》为口诵体系。张禹以《鲁论》为本，合《鲁论》《齐论》为《张侯论》；郑玄以《古论》正《鲁论》《齐论》成《论语注》；何晏等集合《张侯论》《论语注》为《论语集解》，成两汉《论语》集大成者，后流传不废。

从文本自身来看，各传本主要差异都集中在口诵与传抄所带来的衍文、出土竹简的错排上，除此外所呈现的面貌整体上是一致的。传《鲁论》《齐论》者大都源于孔安国，是在孔安国传《古论》于齐鲁儒生后逐渐显荣。高明研究今古文学之争时说：“正是由于所据是不同抄本的经书，故经师对经书异文见仁见智，各自所作的解释也不一样，遂有派别之争，门户之见。”^[36]故，应是不同学派的儒生在阐释《古论》时的差异、分歧逐渐产生了《鲁论》《齐论》^[37]，三家《论语》实际上应当是同宗异流的关系，文本上不存在根本性差异。张禹在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下顺应政局选择以《鲁论》为本。郑玄在字句上皆“从古”，是因其所见孔氏古文本《古论》是战国古本，属传抄体系，在音、义上更为正解，更接近经文原初面貌；而篇目次第从《鲁论》，是因古文本错简排列，相较之下《鲁论》《齐论》通过口诵传承在这方面反而更为正确；且可能其是以《古论》与《张侯论》为相互参照，《张侯论》以《鲁论》为本，后人泛称《鲁论》。二人对于文本自身的考量选择与根据时代局势的选择是并行不悖的，这或许也是历史或然性与必然性的统合体现。

四、 结语

两汉《论语》的发展以张禹和郑玄的两次合并修订为里程点，牵涉出《古论》《鲁论》《齐论》三家，二人都以《鲁论》为底本，郑玄又多从《古论》，如此选择的依据并不明朗。通过对三家《论语》的钩沉梳考，三者并不存在南辕北辙的差异，实为同宗异流，此亦可为《论语》传本之补正。

在两汉学派与政治的内在互动背景下考量，宣帝时鲁学由衰转盛，张禹恰在此时走上政治舞台，其以《鲁论》为宗实是顺应时代政治的识时务之举。而东汉末年的郑玄，身处已失去大一统能力的王朝，无法再以政治之力独尊儒术，经学所面临的对手是日趋兴盛的佛老及日后的玄学，郑玄以古为宗，博采古今，为经学寻求出路，是以从《古论》择《鲁论》，不录《齐论》。从学术层面而言，三家传本同宗异流。张禹以《鲁论》为本并无矛盾。而《古论》在音、义上的正确性使郑玄从《古论》；《鲁论》之篇次又优于可能存在错排的《古论》，故郑玄篇目次第从《鲁论》。张禹从《鲁论》为《张侯论》，后人泛云《鲁论》，此或为后儒言郑玄从《鲁论》之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