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摒弃高投入、高能耗的发展模式，逐步转向生态友好、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同时，全球正处于新一轮变革与调整当中，国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 在此背景下，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体系转型，“ 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是关乎国家发展的迫切战略任务。 2022 年，党的二十大首次明确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1]。 根据《 “ 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我国已进入“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新阶段”，下一步应“着力增强能源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绿色低碳变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2]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提出 “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的新要求。 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化不断深入，我国对能源体系的需求愈发综合多元。 ^[3] 明晰未来能源体系应具备的新特征，积极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保障能源安全，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至关重要。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更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在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以其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特性引领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助推传统能源行业在保障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产业效能和产品质量。^[4]同时，新质生产力还能够显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速能源结构清洁低碳转型，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和经济绿色发展带来新契机。

因此，探究新发展阶段对我国能源体系的新要求，以及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能源产业低碳高效发展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对我国能源体系转型、能源安全保障、国内国际风险应对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其在促进碳减排和赋能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作用^[5-6]，而对其在推动能源高效使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为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新型能源体系所应具备的特征，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促进能源产业绿色高效、安全公平发展的理论逻辑，并从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新质生产力区域分布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面临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能源体系的基本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高水平生产力^[7]，是新类型、新结构、高技术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生产力，能够赋能经济绿色高效发展^[8]。同时，我国现代能源体系建设也已进入新阶段，当前正值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关键时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9]，在地缘政治错综复杂和国内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亟须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节能、稳定可靠和公平普惠的新型能源体系。

（一）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

“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代表了生产力未来的演进趋势，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0]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体现在“新”和“质”的辩证统一上。

“新”是指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其主要凭借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11]从技术层面来看，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以往渐进式改进模式，强调以人工智能、算力芯片等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从要素构成来看，数据成为驱动经济进步的新型关键生产要素，其贡献逐渐超越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从产业形态来看，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新生产要素的不断融合形成了突破传统产业边界的新型产业模式。

“质”则可以从质态和质效两方面进行理解。从质态来看，数据的流动性、虚拟性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质态，新质生产力将其纳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与其他要素有机融合，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经济发展的倍增效应。^[12]从质效来看，随着新一代技术和新型能源的广泛应用，我国经济发展不再追求“量”的快速扩张，而更加注重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进而走出一条高效高质、绿色低碳的新增长路径。

“新”和“质”组合优化，最终落脚于生产力。^[13]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学习和创新能力强的新型劳动者凭借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更加多元的劳动场景中更好地将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以“新”提“质”、以“质”催“新”的良性循环，走出更加节能高效、更具韧性、生态友好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二） 新型能源体系的基本特征

1. 清洁低碳的绿色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在创造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等风险。^[14]如何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也体现在对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与和谐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上。^[15]在此背景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应顺应这一发展要求，不仅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配套基础设施，提升清洁能源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要推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中的技术创新，实现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

相较于传统化石能源，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不排放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且具有可再生、分布广等特征，应成为未来新型能源体系中能源供给的主力军，化石能源则逐步转向调节备用能源。^[16]然而，降低化石能源依赖是具有渐进性的长期过程。2024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3.2%^[17]，表明传统能源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能源供给的重要部分。能源结构转变需要立足我国能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在保障能源供给的前提下，实现传统化石能源逐步退出。^[18]此外，在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严格控制并妥善处理能源开发、加工、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弃物，实现排放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在煤炭、油气矿区等区域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为传统能源生产加工提供清洁用能，助力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融合发展，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2. 高效节能的经济特征

随着能源转型不断深入，能源开采、运输和消费等过程将呈现出向更高效、更可持续化方向演进的趋势。 在开采阶段，未来能源体系将依托先进的能源管理与智能制造系统，拓展能源勘探范围，利用数字技术收集并分析海量能源数据，实时监测能源开采情况，优化开采流程，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19] 在运输阶段，应加快构建覆盖全国、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能源网络，促进能源跨区域流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能源智能调度; 同时，提高储能效率，降低输电损耗和系统浪费，缓解电力需求高峰期压力，助力实现 “削峰填谷”，减少因能源分布与需求错位导致的弃风弃光问题。 在消费阶段，借助数智化平台实现能源供需精准匹配，提高匹配效率，提升工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等领域能源使用配套设施水平，降低单位资源消耗，鼓励能源循环利用。 ^[20] 此外，传统能源产业结构单一，受资源约束特征明显，生产、运输和消费等环节协同度不高。 新型能源体系中应实现全链条信息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能源高效利用。 ^[21]

3. 稳定可靠的安全特征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动荡与变革交织^[22]，确保能源安全稳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已成为新型能源体系的必然要求。

第一，应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可再生能源受间歇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制约，尚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能源动力。^[23]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建设进程尚未完成，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能源保供任务较为艰巨。^[24]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应发挥好“压舱石”作用，形成与清洁能源协同互补的多元供应格局，确保能源供应稳定。

第二，加快完善新能源储能、运输技术，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效率和利用水平，缓解能源供给压力。从外部环境来看，美国已实现能源独立，欧洲也不断加大能源投入以实现自给自足，我国能源转型面临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25]为此，我国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完善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的能源基础设施，构建能够应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资源和资金储备体系。鉴于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未来应进一步突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瓶颈，加大储能容量，逐步实现新型能源对传统油气的替代，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第三，未来能源体系还要重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网络安全挑战。^[26]能源市场的运作对价格、需求、供应和交易等大量数据的依赖度逐渐提高，能源基础设施运维、监测所得的环境数据对能源开采利用也具有重要价值，数据泄露、篡改或破坏将严重影响能源系统运作和管理效率。所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求强化能源信息保护机制，保障能源数据使用安全，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数据处理与分析者安全合规地开发使用能源数据。

4. 公平普惠的社会公共特征

未来能源体系首先应具备公平竞争的能源市场。在能源交易方面，应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能源跨区域流通路径，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碳价、电价市场化改革，在确保新能源企业收益的前提下提高电价灵活性，以充分反映电力供需情况和成本变化^[27]，有效传导价格激励信号，引导投资流向成本低、效率高的能源部门，鼓励越来越多的能源企业积极参与市场。此外，市场化定价也有助于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公平化发展，破除地方保护带来的区域壁垒，扩大企业的市场参与范围，使企业在统一规则框架下公平竞争。

此外，能源转型也应进一步发挥普惠作用，缩小城乡居民能源消费差距，促进各群体平等享有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28]未来，能源体系应扩大能源设施与服务的覆盖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能源需求。特别要加快农村与偏远地区能源供应设施建设，提高乡村能源服务普及率，确保城乡居民公平获取及使用能源。^[29]智能大电网与微电网相结合，确保偏远乡村家庭也能享受到及时、可靠的供电。同时，乡村居民人均素养偏低也导致其难以享受到能源体系改革带来的便利，还需借助数字技术，积极开展能源使用知识普及和素养培训，提升农村居民对现代能源技术的认知与应用能力，帮助提高能源发展成果共享水平。

三、 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形态，能够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模式产生根本性变革。随着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能源领域应用程度不断加深，清洁能源使用规模逐渐扩大，能源开采、转化和使用效率显著提升，能源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供应风险降低。数字孪生、智能电网等技术能够提高能源流通效率，缓解能源供需时空错配压力，有效保障供应安全。数字交易平台的构建不仅能够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促进竞争公平，也能发挥数字技术的普惠功能，促进全社会共享能源发展成果。

（一） 新质生产力助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新质生产力是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生产力，摒弃了以往以大量能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能够统筹推进能源体系变革，提升新能源产业生态效益，为我国能源体系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提供重要动力。^[30]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聚焦于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优化能源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集约利用。^[31]

首先，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能源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助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与规模化应用，促进能源治理体系完善以及能源结构优化。^[32]近年来，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接近15亿千瓦，超过火电装机规模^[33]，新能源在电力供应结构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其次，“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与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导致我国中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煤炭资源的路径依赖。^[34]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传统化石能源生产流程、更新配套设施，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及时治理污染废弃物，进而推动化石能源清洁使用，实现降碳减污^[35]；通过电力调度系统数智化，减少煤电启停次数，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再次，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结合，能够实现碳足迹的精准追踪，助力企业低碳转型；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工业、建筑业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脱硫脱硝、余热回收等措施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从而有效降低环境污染程度。最后，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崛起使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普及，增加了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从生产端反向推动能源体系低碳清洁化发展。^[36]

（二） 新质生产力提升能源生产消费效率

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与能源生产、管理、调度等各环节不断融合，显著提升了能源系统整体效率。

第一，新质生产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凭借生态优势创造生产优势^[37]，依托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模式不断拓展能源勘探边界，推动高空风能、深海可再生资源等新兴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利用。轻型风力发电机和轻量级飞行器的结合，实现了对高空风能的捕获与利用；漂浮式基础、系泊等先进技术的突破应用，推动海上风能向深海远洋布局。

第二，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产生的技术突破显著提高了能源生产效率。随着“人工智能+能源”不断发展，三维可视化技术、煤质检测技术持续革新，有助于实时监测企业能耗和设备运行情况，显著降低人工检修误差。电网管理系统加快数智化转型，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充分利用天气、设备、市场等海量数据，保证能源生产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提升能源生产效率。能源大模型不断涌现，不仅可以对风光发电量、火电储能状态进行实时监测与灵活调度，还可以通过精准识别能源用户行为，助力风光火储一体化建设，利用火电解决风电、光伏因受天气变化影响而导致的不可持续发电问题，实现清洁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的功能互补和协同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在时空维度上的动态配置，大幅提高能源储备和转化效率，保障能源系统低碳高效运行。

第三，新质生产力有助于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数字技术和算力算法助力能源企业动态收集并分析消费者需求与生产成本，针对性调整生产、管理和销售策略，实现精细化管理，降低能耗物耗。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模拟能源电站运行状态，全面评估设备性能和安全水平，提高运维效率，降低运维成本。^[38]数字化与智能化等先进技术在能源系统中的普及推动劳动要素跨区域、跨产业有序合理流动，同时催生能源领域的新型劳动者，形成对传统劳动要素的有效替代^[39]，进而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率。

（三） 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体系平稳安全转型

新形势下，我国能源体系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能源系统运行效率、提升能源供给即时响应能力和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减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缓解能源禀赋不均带来的供应压力，弱化资源环境约束，为实现能源体系平稳安全转型提供保障。

短期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智能电网发展^[40]，借助对能源生产、储存、流通等各环节的实时监测与调控，显著增强能源系统对设备故障、供给波动、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进而增强能源供应韧性和灵活性。

中期层面，数据资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有助于打破地区和行业间的信息壁垒，优化能源网络布局，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多能互补系统、分布式能源等能源技术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推动终端用能智能化、协同化发展，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促进能源体系智能化转型^[41]，降低因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带来的供应风险。同时，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技术不断发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软件系统聚合分布式能源，调节负荷、储能等分散资源，提供更加高效的调峰、调频和备用服务，进而增强能源保供能力，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长期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将成为能源体系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提升能源生产和传输效率^[42]，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新能源使用占比不断提高，进而形成多元化能源供给格局。另一方面，绿色清洁技术突破、新能源产业链成熟和数字化交易平台完善，不仅推动我国能源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也为提升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话语权奠定基础，从而降低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对国内能源经济的冲击，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水平。^[43]

（四） 新质生产力促进能源公平普惠发展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突破、生产工具更新迭代降低能源获取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改善传统能源体系中的空间、城乡分配不均衡。

以电网为枢纽的综合能源体系可以收集并分析能源供给信息，数字交易平台提高了市场交易的精准度和透明度^[44]，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分析能源消费量和废气、废水排放量对各类能源资源进行合理定价，并通过社会再分配机制推动能源转型公平。数据和先进技术等新质生产要素具有高复制、易传递的特征^[45]，有利于畅通西部水风光资源向东部能源高需求地区的输送渠道。新型储能技术创新也将从单一突破转向系统化布局，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等工程化创新不断突破，大幅提升新型电力系统的长时调节能力；固态电池、氢储能等前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进一步增强能源系统在极端工况下的适应能力，实现更高效的能源调度，缓解资源分布不均衡带来的能源供给压力。

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农村能源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电网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不断提升，可以实现对农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开发利用，逐步形成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的能源系统，缓解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地理可达性差等问题。这既能保障农村用户用能需求，实现能源消费公平，又可以拓展农民增收路径，发挥减贫效应。农户通过安装太阳能板、小型风力发电机等设备，实现电力、热力自给自足，降低能源远距离输送损耗。同时，分布式储能技术可以使农户化身为“产销者”，将盈余能源接入电网，从而增加收入来源。^[46]

四、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

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生产要素配置得到优化，产业转型势头正盛。新质生产力正在逐渐融入传统能源产业，畅通能源流通路径，构建能源供应链新生态，推动能源产业体系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然而，能源体系转型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一） 能源技术创新瓶颈依旧存在，国际能源市场话语权不足

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能够催生新型劳动要素与生产工具，重构生产函数，形成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新经济增长路径。^[47]但我国能源领域的科技自主创新水平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核心零部件制造依赖进口，能源研发投入不足且结构失衡，能源技术“卡脖子”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与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提升。

我国具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20亿千瓦^[48]，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开采、运输和使用产业链。然而，新能源核心关键技术自主性不强，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部分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制造工艺依赖国外技术，新能源发展易受到技术瓶颈制约。在风电领域，轴承、变流器和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依赖国外进口；风能捕获易受天气影响，能量转化损耗较高，且现有设备在高海拔、强腐蚀等特殊场景下适应性较差，难以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在光伏领域，主流光伏电池材料稳定性不足、发电效率偏低及输变电设备不完善导致电力输送能力受限，调度系统预测精度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电力供需平衡压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高比能量电池、驱动电机系统等核心技术和车用芯片、高速轴承等关键零部件制造水平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高端技术装备和关键资源依赖进口，使我国在国际能源博弈中难以占据优势。我国能源创新型研发投入支撑不足，且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仅5.3%，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49]，导致关键技术突破受限。同时，能源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也制约了创新成果转化。所以，尽管我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但仍然面临技术短板约束，在能源规则、定价机制制定等方面话语权相对较弱。这不仅削弱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使得我国能源体系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及贸易制裁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增加能源产业链风险，威胁我国能源安全与稳定。

（二） 技术普及成本较高，科研成果转化受阻

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前沿科研成果的规模化应用。然而，我国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仍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技术突破与成果成功转化之间存在明显鸿沟。科研成果转化是实现能源体系转型的关键步骤。新能源关键技术不仅要注重自身先进性，还应考虑技术应用的适应性和广泛性，在规模化生产应用过程中兼顾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生产运输成本。

从能源企业收益视角来看，近年来发电装机数量迅速增长，但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新能源消纳能力不足，弃风弃光率逐年上升，导致相关企业投资收益下降。能源市场机制尚不完善，能源价格虽总体稳定，但难以真实反映供需关系与开采、运输成本，市场配置效率不高。碳价格显著低于国际水平，无法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形成有效激励。在突发情况下，能源调度与流通主要依赖行政手段，临时性较强，且对参与企业成本补偿不足，导致企业收益偏低。

从能源技术应用成本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依赖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但前沿技术研发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短期内技术迭代带来的边际收益往往低于边际成本。^[50]同时，技术创新方向与技术发展路径较多，一旦技术突破方向选择不当，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与重大损失。^[51]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多止步于论文和专利阶段，当前绿色低碳技术转化率不足三成。^[52]传统能源企业转型还面临改造成本高昂的问题，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所需投资较高，且转型路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意愿较低。

此外，能源企业在融资与税收优惠等方面获得的政策支撑力度仍显不足。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规模有限，企业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与应用的融资支持力度较低。尽管部分技术创新可以弥补能源高端制造空白，但配套设备和技术升级成本较高，降低了金融机构投资的积极性。我国税收激励政策主要集中在能源生产环节，对消费环节激励不足，未能对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能源体系转型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 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对能源体系转型的推动效用有限

我国能源新质生产力在区域、行业和企业层面均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加大了能源产业协同发展的难度，不利于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对能源体系全面协调转型构成阻碍。

从地理分布来看，我国能源资源与需求空间错配较为突出。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多集中在西部地区，但电力需求旺盛地区多位于东部沿海。同时，科研机构、先进企业、高端劳动力也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数字化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则相对落后，智能电网和储能系统尚未成熟，导致新质生产力在能源开采与运输的实时监测、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效率、电力稳定性及能源跨区域调配效率等方面支撑不足，制约了能源体系转型进程。此外，智能电网调度效率偏低，削弱了能源消纳能力。2024年，全国弃风和弃光率分别为4.1%和3.2%^[53]，而山东等用电大省仍依赖外电保障供应，能源浪费与供给短缺现象并存，源荷逆向分布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从产业链视角来看，我国能源产业上下游环节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技术创新未能有效弥补产业链薄弱环节，导致能源体系结构升级受阻。^[54]具体而言，新能源产业链上游制造端技术门槛较低，进入相对容易，规模扩张迅速；而下游利用端的能源产品成本较高，稳定性较差，相较于传统化石能源缺乏竞争力，导致下游市场扩张较为困难，上下游发展协同不足的问题持续存在。

就能源终端使用而言，工业、交通、建筑与农业等高耗能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其能源绿色高效利用水平不一。工业领域自动化、数智化转型基础较好，能源绿色智能转型进程相对领先；而交通领域转型面临配套设施建设规模大、周期长等问题；建筑业领域绿色智能化改造需要兼顾建筑物自身条件，转型难度较高；农业领域则受数字基建薄弱、相关数据采集难度大以及从业人员对新技术接受度较低等因素制约。因此，交通、建筑和农业领域尚未实现能源的绿色高效使用。

五、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面对能源分布与需求空间错配、技术瓶颈尚未突破以及新质生产力发展区域分布不均衡等约束，应持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逐步实现绿色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有序替代; 完善能源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打通能源流通堵点，建设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一） 培养高端人才，加快产学研用，发挥新质生产力创新效用

培养高端复合型人才、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是筑牢能源新质生产力科技基础的关键举措，也是助力能源体系绿色高效转型的重要路径。

首先，劳动者是能源生产力体系中最具主观能动性的活跃要素^[55]，其技能与素质的提升可以增加边际产出。高技能劳动者与科技创新技术的结合为产业智能化、创新化落地创造条件。未来应加快传统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将劳动者从重复枯燥的传统开采和加工环节中解放出来，使其更多地进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创新工作。高校应开设新能源与数字技术交叉融合课程，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培养具备新能源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才。同时，应打造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将课程教学与生产实践相融合，定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

其次，企业作为市场的行为主体，承担着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应用的关键功能。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地区分布不均以及季节性与早晚用能峰谷差异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应加大能源企业科研创新投入，加强政策引导。央企应依托自身资本实力与政策资源，带头推进风电、光伏基地及跨区域输电网络等重大工程建设，引领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与实施。民营企业应发挥商业模式灵活与创新动力较强的优势，快速响应政策与市场变化，加快技术迭代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能源市场多元化发展。

最后，加快形成企业为主体、高校注入科研动力、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的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当前，能源企业存在研究“孤岛化”问题，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统筹协调程度不高，研究数据不能及时共享，无法进行有效互动，进而影响产学研用效率。未来应鼓励各地大型企业和高校联合创立专门的能源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采用“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协同研发模式，充分融合企业的资源和场景经验、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搭建学者和科研团队直接响应企业实际场景需求的对接平台，针对性解决能源企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最终实现能源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二） 完善政策体制，加强资金保障

当前，能源投资多集中在回报周期短、见效快的领域，但新能源产业技术攻关、传统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所需的设备更新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缺乏资金保障将延缓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进程。

首先，应提高税收激励和金融政策的协同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引导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针对现行税收政策重生产、轻消费的情况，应加大对终端消费环节的税收激励力度，刺激下游消费需求，拓展消费场景，进而产生与企业产能相匹配的消费能力。同时，优化生产端的税收激励政策，将补贴与发电量、并网量等绩效指标挂钩，引导企业关注发电效率和电网调节能力的提升，避免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

其次，应强化金融配套政策，降低能源企业融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新能源技术研发具有回报周期长、资金需求高、商业化难度大等特点。目前，我国能源生产和储能领域的绿色低碳技术大多处于小规模示范阶段，形成规模化盈利模式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在资金规模方面，为满足能源企业科研创新需要，应进一步提高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发行额度，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相关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56]在投资周期方面，应完善投资机构长周期考核机制，鼓励耐心资本为新能源转型注入长久动力，支持研发投入和产能升级，增强新能源产业链韧性。同时，应强化耐心资本布局，健全产业链协同生态，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此外，还应对新能源出口企业提供稳定、低息的优惠贷款，缓解其融资压力，进而提高我国新能源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应禁止各种形式的强制产业配套，破解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带来的资源与资金分配效率低下的问题，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使项目资源能够公平公正地分配给能力强、效率高的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水平。

（三） 优化新质生产力区域布局，实现能源产业区域协调发展

能源新质生产力促使能源产业向创新驱动、高效协同的生产模式转型，助力我国经济迈向绿色低碳、智能集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新质生产力依托知识、数据等要素易复制、易传播和易扩散等特点，为东部先进技术向西部转移提供了可能。然而，地区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差异导致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不均衡，不利于我国能源体系协同转型。

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首先要加快突破性技术创新，重点完善西部地区能源开采和储备配套设施，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还应加快技术研发速度，解决储能系统持续时长不足、能源输送效率偏低、氢气长输管网建设起步较晚等问题。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电力生产和需求的实时监控，科学规划新能源储备的比例和补偿方式，解决新能源配储“建而不用”的问题，助力西部地区能源商业化发展，进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摆脱对政府优惠政策的依赖，推动能源新质生产力形成内生良性发展机制。

其次，应加强能源发展规划引导，明确不同地区在能源格局中的定位，引导各地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特色能源产业，推动产业协同和分工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将各地的能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东部地区具有高技能人才集聚、 数字基础设施完备、资金充裕等优势，应着力进行高效光伏、固态储能、核聚变等关键部件的研发和核心部件的制造，聚焦技术攻关。 中、西部地区新能源资源富集，应重点推进新能源开采、储备以及传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东北、西北等低温省份可以借助气候优势建设算力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技术。

再次，应打破区域壁垒，实现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技术与人才的高效流动，构建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体系。东部技术领先地区可通过对口支援、跨区域合作等方式向西部输送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强人才交流，助力能源新质生产力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加快能源市场化转型，简化跨省能源交易审批流程，畅通能源传输通道，拓展西部能源消纳渠道，满足东部地区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全国能源体系整体优化和协同转型。

最后，重点关注各地区农业能源转型情况。相对于工业能源转型，农业能源转型较为迟缓。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业转型难度更加突出，进一步加剧了区域转型不均衡程度。应重点关注各省份农业转型进度，加快建设农村数智化系统。坚持“整村推进、整县示范”的策略。大力推动农村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建设，将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与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有机结合，提高农民对能源转型的意愿，有效提升农业转型速度，全面实现各地区产业能源转型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