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持续波动、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逆全球化”趋势扩散等多重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下，韧性已成为全球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能源产业链的发展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3]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全球能源安全报告》中提出，在能源发展进入新环境、面临新形势的背景下，提升系统韧性是应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的合理路径。^[4]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能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柱，其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对于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5]202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6]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7]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能够从新的理论层面对高质量发展进行指导，对于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提升路径以及经济效应等。在内涵与特征方面，学者们从“新”和“质”的深层内涵出发，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包含技术、产业、要素等维度，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力^[8-10]；也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的角度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界定^[11-12]。在提升路径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源体系建设、颠覆性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中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13-15]在经济效应方面，韩文龙等^[16]研究发现，优化要素配置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是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石玉堂等^[1]基于我国2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有效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从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也有少数文献将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韧性相结合，然而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我国能源产业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爬坡期，其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迫切性，深入探究二者间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新质生产力纳入能源产业链韧性发展的框架，丰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的理论框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第二，基于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韧性理论，对新质生产力和能源产业链韧性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从产业结构转型、市场分割等角度分析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拓展新质生产力与能源产业链韧性的研究边界；第三，基于资源禀赋理论与能源产业要素配置视角，检验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异质性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新质生产力与能源产业链韧性

新质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10]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能源产业链韧性将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能源生产更加高效、清洁，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增强能源供应的稳定性^[17]；另一方面，未来产业的创新模式能够促进能源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合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未来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能降低成本、推动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技术创新、生产方式、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能够为能源产业链韧性注入新的活力。^[18]

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和绿色化的新模式将对能源产业链韧性产生积极影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能源生产、传输和消费的实时监测与精准控制，提高能源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19]绿色化则有助于推动能源产业链向可持续方向转型，增强能源供应的长期稳定性，降低能源价格波动和环境风险对产业链的冲击。^[20]此外，数字化与绿色化的融合能够促进能源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创新，提高产业链的整体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通过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激发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为建设科技强国增添新动能。^[21]任保平等^[22]指出，依靠创新驱动探索一条动能转换的路径极为重要。创新驱动促使能源行业在能源关键技术研发与创新上取得进展。能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日益紧密，例如，能源产业与信息通信产业的融合产生智能电网技术，能够促进其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其发展对能源产业链各环节都具有深远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业链韧性。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假设1：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二） 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产业链韧性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演进的合理化过程。^[23]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技术催生新的产业部门，而这些新的产业部门正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亮点，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新兴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逐步增长，推动原有产业结构向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业态能够跨产业整合资源。新的经济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还促进了不同产业的融合，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升级，使得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高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推动了能源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先进的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等得以应用。^[24]储能技术可以在能源供应过剩时储存能量，在供应不足时释放能量，有效平衡能源供需；智能电网技术能够快速检测和应对电网故障，提高能源产业链在面对自然灾害、技术故障等风险时的应对能力，从而增强能源产业链的韧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2：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能源产业链韧性。

（三） 新质生产力、市场分割与能源产业链韧性

市场分割是指由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壁垒等因素所导致的市场的非一体化状态。^[25]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但市场分割可能会阻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能源领域的扩散。能源产业链韧性依赖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合作。^[26]市场分割可能会阻碍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降低能源产业链的协同效率，从而削弱其韧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增强能源产业链韧性，如数字技术，其应用能够提高能源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实现能源生产、传输和消费的精准管理。但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新质生产力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可能会造成产业链成本增加，不利于能源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据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假设3：市场分割在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对新质生产力和能源产业链韧性之间的关联进行阐述，分析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理，具体如图1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基准模型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体模型为

其中，i表示省份，μ_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t表示年份，ν_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eict_it表示能源产业链韧性，nqp_it表示新质生产力，controls_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β₀表示常数项，β₁表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系数，β₂表示控制变量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系数，ε_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能源产业链韧性（eict）为被解释变量。参考董丽^[27]、李燕^[28]、孙文远等^[29]学者的研究，将能源产业链韧性定义为：能源产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产业链各环节稳定运行的能力，以及在受到冲击后能够迅速恢复和转型的能力。为全面测度能源产业链韧性，本文基于其内涵，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抵抗能力是衡量能源产业链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时能够保持稳定运行能力的指标，本文将其细分为产业链规模和产业链利润两个二级指标。产业链规模通过能源产业资产总额和能源产业年末平均用工人数两个维度来衡量。其中，能源产业资产总额反映了能源产业链的物质基础和资本积累，是产业链规模的直接体现，资产总额的规模越大表明产业链拥有的物质资源和资本越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30]；能源产业年末平均用工人数则反映了产业链的人力资源规模，用工人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是产业链规模的人力资源保障^[31]。产业链利润通过能源产业利润总额来衡量。能源产业利润总额反映了产业链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效益，利润总额越高，表明产业链在经济活动中的盈利能力越强，在面对成本上升、价格波动等经济压力时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

恢复能力是衡量能源产业链在面对冲击后能够迅速恢复正常运行的关键指标，本文将其细分为产业运营能力和绿色治理能力两个方面，以全面评估能源产业链在遭受干扰后的恢复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产业运营能力反映能源产业链在遭受外部冲击后维持正常生产和供应的能力，本文采用发电量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来衡量。发电量是评估能源供应稳定性的直接指标，发电量充足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和应对突发事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反映了能源产业链在运营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控制能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是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2]绿色治理能力是指能源产业链在运营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管理能力，该指标体现了能源产业链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重视。本文采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衡量绿色治理能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提高能够体现能源产业链在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治理方面的进步。

转型能力是衡量能源产业链在能源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市场适应性等方面能力的指标。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产业链的转型能力直接关系到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目标的实现。^[33]本文选用能源利用效率、燃气普及率和能源工业投资额来反映转型能力。能源利用效率反映了能源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能量损失和转化效率，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表明能源消耗越少、对环境的污染越小。燃气普及率反映了燃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普及程度，燃气普及率提高表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高碳能源的依赖降低，是提高能源转型能力的重要指标。^[34]能源工业投资额反映了能源产业链在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关系到能源产业链的现代化程度和未来发展潜力，是推动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由于熵值法的精确度较高且客观性强^[35]，故本文采用熵值法为上述指标赋权并计算能源产业链韧性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新质生产力（nqp）为解释变量。借鉴刘建华等^[10]、王珏等^[11]、韩文龙等^[16]的研究，结合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6]的观点，从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3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在计算时利用熵值法为指标赋权并综合评价。

3. 控制变量

借鉴向仙虹等^[36]、谷城等^[37]、李昕昱等^[38]的研究，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pergdp）、对外开放程度（stie）、外商直接投资（rcfe）、城镇化（urban）、工业占比（sec）、人口（pop）和社会消费水平（consump）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以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以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自然对数表示，城镇化以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衡量，工业占比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人口以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社会消费水平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以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面板数据为样本。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准，借鉴赵文琦等^[39]对能源产业的划分，选取5个有代表性的能源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并对其产业链韧性水平进行测算。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显示了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果，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新质生产力水平每提高1%，能源产业链韧性指数平均提升0.337%。列（2）为引入了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148，结果依旧显著。列（3）是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的结果，此时，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83。假设1得到验证。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了郭家堂等^[40]、刘洋等^[41]在内生性问题处理上的做法，采用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采用滞后一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作为当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为0.000，小于0.1，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540.877，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合理且有效。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为0.27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前文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表明滞后一期的新质生产力对当期的能源产业链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得到了验证。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评价方法

本文通过熵权TOPSIS方法对新质生产力水平重新估计，结果如表4列（2）所示。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水平在1%水平下依然显著，进一步说明前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衡量偏差问题，本文借鉴卢江等^[9]的新质生产力测算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替换变量并代入模型，替换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列（3）所示。可以看出，在替换了核心解释变量后，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继续验证了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3. 改变样本范围

为了排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引起的估计结果有偏性，增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影响结果的普适性，考虑到直辖市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因此，本文借鉴黄敦平等^[42]的做法，将直辖市样本数据予以剔除，进一步的估计结果如表4列（4）所示。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正向影响在1%水平下依旧显著，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4. 考虑极端值

缩尾处理在保留数据完整性的同时还可以减少极端值对数据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任阳军等^[43]稳健性检验的做法，对样本数据采用缩尾处理。从表4列（5）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仍在1%水平下显著，前文估计结果依旧稳健。

注：[ ]数值为P值，{ }数值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四） 异质性检验

各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可能会使得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文借鉴蔡飞等^[44]利用区位熵理论对资源型地区的判定结果，将样本省份划分为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表5列（1）和列（2）报告了考虑资源禀赋异质性的检验结果。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在资源禀赋情况不同的地区均能显著促进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从影响系数来看，资源型地区的影响系数为1.292，非资源型地区为0.251，表明资源型地区能够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资源型地区受资源禀赋优势的影响，其能源开采业和能源加工业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较大的发展规模，因此新质生产力对该类地区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在能源产业链中，资本错配可能会导致资源无法被有效地分配到最需要的环节，从而影响整个产业链的效率和稳定性。借鉴赵文琦等^[39]的研究，根据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将能源产业资本错配程度划分为资本错配程度高和资本错配程度低两类，其中吉林、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及海南为资本错配程度高的地区，其余省份为资本错配程度低的地区。

表5列（3）和列（4）报告了能源产业资本错配程度异质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资本错配程度的差异导致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资本错配程度高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该类地区存在部分环节投资过度而其他环节投资不足的情况，降低了能源产业链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抵抗能力。此外，当能源产业链遭遇故障或危机时，资本错配可能会阻碍能源产业链快速恢复正常运作。^[45]在资本错配程度低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229。资本错配程度低的地区具有较高的要素配置能力，产业链要素结构较为合理，进而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提升表现出很好的适应能力，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下，该类地区能够较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优势，提升能源产业链韧性。

五、 进一步分析

研究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能源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依据前文理论推演，本文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分割两个路径，探究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

（一） 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参考江艇^[46]在机制研究中的检验思路，结合前文理论分析与式（1），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为

其中，struc_it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其他变量解释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借鉴宋佳荣等^[47]的研究成果，本文选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产业结构升级。

为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引入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列（1）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能源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列（2）中，新质生产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本质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形态迭代，这种创新直接为能源产业链韧性注入“核心支撑力”，进而提高能源产业链韧性。因此，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二） 市场分割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与基准模型，考虑市场分割在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为

其中，nqp_it×market_it 表示新质生产力与市场分割的交互项，market_it表示市场分割，其他变量解释同式（1）。

本文参考桂琦寒等^[48]、孙文远等^[49]的做法，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市场分割程度以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列（3）所示。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与市场分割程度的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分割程度对能源产业链韧性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可能是市场分割导致能源产业链整合遇到阻碍，从而降低了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由此，假设3得到验证。

六、 结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对于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转型、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推动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等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归纳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作用机理，选取2011—2022年我国省份面板数据，从基础作用、异质作用、机制作用3个方面实证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采用多种方法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禀赋与资本错配差异使得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资源型地区由于其能源禀赋优势，能够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在资本错配程度高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不显著，但在资本错配程度低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能源产业链韧性，而市场分割在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