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赖大规模要素投入和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面临日益严峻的约束，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选择。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生产力演进的内在规律，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的换道超车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不仅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五年，更是新质生产力从蓄势培育走向全面爆发的战略窗口期。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深入探索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规律与提升路径，对于国家战略的精准落地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

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大省和重要工业基地，山东省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但同时也背负着较重的传统产业包袱。山东省的产业转型与动能转换进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然而当前山东省各地市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深层次矛盾。科学测度并解析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格局与演进特征，不仅有助于厘清东部沿海大省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动力机制，更能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山东根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前瞻性要求，聚焦以下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第一，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时序演进特征与空间格局分布呈现何种规律，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分异特征；第二，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核心来源是什么，其空间格局的形成逻辑与内在机制如何；第三，制约山东省不同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障碍因子有何异质性，如何基于时空演变特征与障碍诊断，打破单一要素驱动的传统路径，以“四链融合”为核心逻辑，提出适配“十五五”发展阶段的系统性提升策略。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自提出以来，学界围绕其理论内涵、测度方法、空间特征及实现路径展开了系统探讨，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基已成为共识。高帆^[2]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与时代意义；李政等^[3]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指出，其演进遵循“传统—一般—新质”的跃迁规律；蒲清平等^[4]则进一步构建了以“高素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劳动对象为核心的三维框架；周文等^[5]强调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是其本质标志；蒋永穆等^[6]则补充了其“数字、绿色、开放”等多重属性；洪银兴^[7]基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系统概括为新科技、新能源和数字经济，并阐明了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为在新发展阶段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关键指引。

在实证测度方面，学者们致力于构建可量化的评价体系。韩文龙等^[8]、王珏等^[9]基于省级数据，从新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快速增长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生产资料维度贡献最高；卢江等^[10]则认为劳动者维度区域极化明显；张夏恒^[11]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存在双向赋能关系；杜传忠等^[12]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与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且效应在东部创新集聚区更为显著；石建勋等^[13]强调“数据+算法+算力”构成其核心支撑；赵峰等^[14]则分析了制度环境对生产力空间配置的保障机制。

山东省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典型区域，学界对其关注已从早期的动能转换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衔接研究。在理论机制层面，余东华^[15]在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机制分析中指出，山东省作为传统工业大省，其转型的核心在于以“创”促“转”，即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打破传统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这与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内涵高度契合。针对具体实践中的结构性约束，徐小峰等^[16]从能源转型视角分析发现，单一政策难以破解山东省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亟需系统性的政策协同。在实证层面，徐中春等^[17]对山东省各地市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测度与探讨。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低碳转型需求，现有研究较少结合“十五五”规划的前瞻性视野，提出适配不同区域梯度特征的系统性提升策略。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在以下方面仍有待拓展：一是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细化，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政策效应或特定行业（如能源、制造业），缺乏立足“十五五”节点，对全省16地市新质生产力时空演进的全景式刻画；二是对策视角的系统性欠缺，现有研究多止步于障碍识别，鲜有将问题诊断与系统性提升策略有机衔接，尽管有研究提出“四链”的深度融合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18]，但尚缺乏将其应用于区域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经验证据。

（二） 理论分析

“十五五”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跨越、积蓄新动能的战略关键期。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于发挥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必然以生产力系统内部三要素的全面跃升为微观基础，即向具有高素质水平和能力的“新质劳动力”转化、向数据与生态等新型领域延伸的“新质劳动对象”拓展以及向技术创新迭代与数智化配置的“新质劳动资料”升级。三大要素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基础。然而，区域新质生产力的演进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要素的孤立投入难以实现生产力质态的整体跃升，亟需构建多维协同的发展生态。在以往的实践中，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不足、人才供需错配、资金赋能不足等问题，本质上均源于各要素链条的割裂。为打破这种壁垒，国家层面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的深度融合，为全面驱动新质“三要素”的协同演进提供了行动框架与实现路径。“四链融合”以其系统性与网络化特征，从整体上赋能要素升级。在这一生态中，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交织，为系统持续注入高素质主体与技术动能，激发底层创新活力；资金链作为关键血脉，引导资本向技术攻关与数据流通领域精准滴灌，加速新型劳动资料的迭代转化；产业链的数智化与绿色化转型，则为各类新型生产要素的融合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实体载体。综上所述，“四链融合”打破了传统要素驱动的线性孤立模式，形成了资源共享、相互催化的有机闭环。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底层逻辑，为破解区域发展瓶颈、因地制宜制定提升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聚焦山东省这一典型样本，将研究视角下沉至地级市层面，在精准测度时空演进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障碍度模型与“四链融合”理论，构建“时空格局刻画—异质性障碍诊断—靶向策略响应”的闭环研究框架。以期为“十五五”时期区域新质生产力的精准培育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决策参考。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专利总局等，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可靠性，最终得到2013—2022年山东省16地市的平衡面板数据用于实证分析，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所有数据均按统一口径整理至地市层面，并对异常值进行修正，确保变量度量的科学性与一致性。

（二）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

为服务“十五五”期间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本文锚定“科技创新主导生产要素质效升级”这一核心任务，梳理并借鉴既有学者相关研究成果^[19-21]，立足“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三要素理论框架，紧扣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本质特征，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核心特征维度，构建了适用于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新质劳动力维度通过上市公司员工总人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及普通高等学校数量3项指标，衡量劳动者知识技能与创新能力的提升；新质劳动对象维度涵盖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电信业务总量等基础设施指标，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PM2.5年平均浓度等生态环境指标，反映数字化基础设施与绿色生态资源等新型生产载体水平；新质劳动资料维度包含科学支出占比、发明专利授权量、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及数据交易平台情况等7项指标，体现智能化技术装备与数据要素等生产工具的迭代升级。

（三） 研究区域现状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地跨鲁中泰沂山区、鲁西北平原及胶东半岛，拥有近16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海域面积。这种海陆兼备的空间格局，为构建涵盖陆域高端制造与海洋新兴产业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提供了独特的空间载体。站在“十五五”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起点，山东省正处于从“量变积蓄”转向“质变跃升”的关键期。面对日益紧迫的低碳转型需求，亟需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彻底扭转对传统要素投入的依赖，将工业体系完备的既有优势转化为数智驱动的竞争优势，这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闭环。山东的转型实践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不仅关乎全省16地市的均衡发展，更是支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核心动能。通过在能源转型与数智技术等领域的率先突破，山东将为我国北方地区探寻出一条生态优先、创新主导的现代化路径。

（四） 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为科学测度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综合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客观赋权。相较于主观赋权法，熵值法能够有效规避人为因素干扰，确保权重分配完全由数据内在差异决定，增强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可信度。

2. Dagum基尼系数

为了探究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差异及其来源，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地级市数量，k为划分的区域总数（本文中k=4），j和h分别为不同的区域（j，h=1，2，···，k）；n_j和n_h分别为j区域和h区域内的地级市数量；i和r分别为区域内的地级市；y_ji、y_hr分别为j区域内地级市i和h区城市内地级市r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所有地级市新质生产力的平均值。同时，参考谢晶等^[22]的方法，将总体差异G分解为组内差异（G_w）、组间差异（G_b）和超变密度（G_t）三个部分，且满足恒等式G=G_w+G_b+G，用以判断差异的来源。

3. Kernel密度估计

本文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对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与演进趋势进行直观刻画。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手段，该方法能够有效规避先验参数假设的干扰，通过连续的密度曲线精准识别样本数据在整体水平、内部差异及区域分化等方面的动态演进规律。核密度估计法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观测值样本个数；v为观测值的均值；V_i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K（·）为核密度函数；L为带宽，带宽值越小核密度估计的拟合精度越高，带宽值越大估计曲线越平滑，对数据整体分布的刻画越稳定。

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数对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分布动态演进进行估计，高斯核密度函数模型为

4. 障碍度模型

采用障碍度模型对山东省16个地级市2022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测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Z_i为具体指标的障碍度，ω_i为权重。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序与空间格局特征

以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运用熵值法对山东省各地级市2013—2022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为清晰呈现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特征，进一步将全省划分为鲁中、胶东、鲁南和鲁西北四个区域，展开对比分析。

表2显示，考察期内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健上升趋势，全省综合指数均值从0.148增长至0.286。这一演进特征，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契合，表明山东省在推动发展动力转换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十五五”时期塑造发展新动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对山东省各地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进行可视化等级划分，层级越高代表梯队越靠前。从空间格局来看（见图1），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双核引领、圈层递减、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形成了以济南、青岛为核心增长极，胶东、鲁中地区非核心城市为第二梯队，鲁南地区为第三梯队，鲁西北地区为第四梯队的空间格局。2022年济南、青岛新质生产力指数分别达0.714和0.713，远超全省均值0.286，双核引领特征极为显著。从形成机制来看，这一梯度格局的形成，与山东省区域要素禀赋、产业基础及政策布局高度匹配：济南、青岛作为省会与计划单列市，集聚了全省70%以上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高新技术企业，新质劳动资料的创新优势显著；胶东地区依托完备的先进制造业与海洋经济体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始终保持领先；而鲁南、鲁西北地区受传统农业、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影响，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不足，发展相对滞后，这与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中“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先于扩散效应”^[23]的核心逻辑相契合。

为进一步直观展现上述发展差异，本文绘制了四大区域发展指数的时序演进图（见图2）。从图2可以清晰看出，考察期内全省总体水平保持稳健上升状态，且各区域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分化特征：胶东与鲁中地区的发展指数始终高于全省均值，保持明显的领跑态势；而鲁南与鲁西北地区则长期低于全省均值，表现出后发追赶特征。印证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持续的发展落差。

（二） 新质生产力区域差异的时序演变与来源分解

为深入探究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演变趋势及其构成，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2013—2022年山东省新质生产力总体基尼系数从0.295降至0.245，降幅约为16.9%，呈“波动下降、总体收敛”的时序演变规律，反映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区域相对差异呈缩小态势，后发地市的追赶效应显著。根据总体基尼系数的波动特征，结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宏观政策的实施节点，可将时序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7年为波动回落阶段，该阶段区域差异整体呈下行态势，虽然在2014—2015年出现阶段性小幅反弹，核心城市率先集聚创新要素，但全省区域差距并未出现持续扩大，整体仍保持收窄走向；2018—2020年为波动深化收敛阶段，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全域覆盖带动后发地区加速追赶，阶段内虽在2018—2019年出现阶段性反弹，但2019—2020年快速回落至样本期内最低值，区域差异整体收窄的核心趋势未发生改变；2021—2022年为波动企稳阶段，总体收敛趋势不变，反映出全省新质生产力正从核心领跑向多点协同过渡。

在把握总体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有助于厘清矛盾的主次，结果如表4所示。分解结果显示，区域间差异是构成全省发展不平衡的首要来源，其平均贡献率高达68.943%。这表明，胶东等先进区域与鲁西北等后发区域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创新生态上的断层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尽管区域贡献率从期初的72.17%降至期末的65.076%，显示出积极的改善迹象，但其主导性地位仍未发生根本改变。相较之下，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从期初的15.541%上升至期末的17.569%，呈小幅上升趋势，这反映出即便是发展水平较高的胶东、鲁中等地区，其内部核心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分化亦不容忽视。此外，超变密度贡献率从12.289%上升至17.355%，波动中略有上升，说明区域间要素流动与产业关联的交叉影响正在加深，但协同发展的网络效应尚未形成。

从形成机制来看，区域间差异的主导性地位，反映出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显著的“俱乐部集聚”特征，与全省“一群两心三圈”的区域发展格局高度匹配：胶东、鲁中两个区域与鲁南、鲁西北两个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断层与要素流动壁垒，圈与圈之间的创新协同、产业联动不足，导致区域间差异成为总体差距的核心来源；而区域内差异的小幅上升，反映出在胶东、鲁中等高值区内部，核心城市与周边次级城市的分化加剧，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依然强于辐射扩散效应。这一结果不仅印证了既有研究中关于“跨区域协同格局尚未形成”^[24]的判断，也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仍面临核心城市虹吸效应的深层次制约。上述总体差异的构成，必然映射到各区域内部的动态变化之中。从四大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来看，发展水平最高的胶东地区内部差异最为显著（均值0.263），且呈宽幅波动状态，凸显其内部增长极的辐射效应与扩散效应并存，发展协同性有待加强。鲁中地区内部差异呈先缓步上升后趋稳的态势（均值0.248），济南的龙头引领与周边城市的梯度追赶构成了其基本格局。鲁南地区内部差异虽绝对值最小（均值0.06），但呈现小幅扩大趋势，表明在整体追赶进程中，内部增长动能开始出现分化。鲁西北地区内部则最为均衡（均值0.062），差异持续收敛，反映出区域内城市发展步调相对一致，整体处于蓄力阶段。

（三） 新质生产力分布的时序动态演进特征

基于Kernel密度估计的时序动态演进分析（见图3），可提炼出三大核心规律：一是整体水平持续提升，密度函数主峰逐步右移，表明考察期内山东省各地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整体建设成效显著；二是绝对差距有所扩大，曲线主峰高度降低、宽度增加，表明各地市之间新质生产力的绝对差距呈加大趋势；三是极化与收敛并存，曲线右侧拖尾显著拉长，同时左侧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低值区的密度峰值显著下降，低值样本整体向中高值区间收敛，表明少数核心城市已进入发展快车道，形成高值极化特征，而多数低值地市实现了整体水平的提升，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

从机制层面来看，极化与收敛并存的时序特征，其本质是创新要素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济南、青岛凭借政策、产业、人才优势，持续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新质劳动资料水平快速提升，与其他地市拉开差距，形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随着全省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转移的推进，低值地市的新质生产力基础不断夯实，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呈现收敛特征，但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仍弱于极化效应，导致全省绝对差距仍在扩大。

综上所述，考察期内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呈现相对差异收敛、绝对差距扩大、极化与收敛并存的核心特征：Dagum基尼系数印证了区域间相对差距持续收窄，后发追赶效应显著；Kernel密度估计则揭示了核心城市极化效应凸显，地市间绝对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四）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子诊断

为精准识别制约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本文运用障碍度模型对2022年全省16个地级市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如表5所示。分析表明，制约因素呈现出显著的维度集中性与区域异质性特征。

障碍度模型诊断结果显示，新质劳动资料是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制约维度（见图4），其平均障碍度达0.511，显著高于新质劳动对象（0.279）和新质劳动力（0.21），是决定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从全域共性障碍来看，“有无数据交易平台（A17）”指标在14个地级市中位列首要障碍因子，反映出数据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制度性梗阻，是制约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共性瓶颈。从作用机制来看，图4 障碍因子维度分布数据要素作为新质劳动资料的核心组成，其市场化水平不仅直接决定新质劳动资料的升级速度，还会间接影响新质劳动对象的数字化拓展、新质劳动力的数智化技能提升，是三大要素协同耦合的核心节点，其梗阻会形成“一要素受限、全链条升级受阻”的制约效应。

结合前文的空间梯度格局，进一步分梯队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三大要素的制约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显著的异质性规律，直接映射出要素瓶颈在不同空间发展梯度下的差异化特征。第一梯队（济南、青岛）核心制约因素呈现显著的城市异质性，其中，青岛首要制约因素为新质劳动力维度的新兴产业高端人才供给（障碍度0.435），济南首要制约因素为新质劳动对象维度的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配套（障碍度0.567）。这表明，位居全省第一梯队的双核城市已出现制约因素的分化：青岛的要素需求从传统基础设施转向高端主体，高端创新人才供给成为其跃升的核心瓶颈；而济南则面临生态环境与绿色转型相关的劳动对象升级压力，生态治理与绿色要素配置是其亟需突破的重点。第二梯队（烟台、淄博、潍坊等）首要制约因素均属于新质劳动资料维度，该维度平均障碍度为0.539，其中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技术研发与绿色创新产出是核心短板。这表明，追赶阶段的城市正处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以技术、数据为核心的新质劳动资料升级不足，是制约其承接核心城市产业转移、实现要素升级的核心瓶颈。数字化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短板则为次要制约因素。第三梯队（菏泽、德州、聊城等）首要制约因素同样属于新质劳动资料维度，该维度平均障碍度为0.543，其中数据要素交易平台缺失、技术创新产出不足是共性核心瓶颈；新质劳动力维度的高等教育资源与人才培养能力为次要制约因素，该维度平均障碍度为0.209。这表明，处于起步阶段的后发城市，最核心的短板是新质劳动资料的基础薄弱，数据要素与技术创新的底层支撑不足，同时人才培育的短板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约束，要素需求的优先级是“先补共性核心瓶颈，同步夯实人才基础”。

五、 面向“十五五”的山东省新质生产力提升策略

前文的实证分析显示：尽管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显著的空间梯度分化以及新质劳动资料的突出制约，已成为阻碍全域均衡发展的现实掣肘。面对日益紧迫的数智化升级与低碳转型需求，破解上述现实掣肘的关键，在于打破单一要素孤立投入的传统路径。为此，本文依托国家层面关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融合的战略部署，并将其作为化解区域异质性短板、全面驱动“三要素”协同演进的核心机制，立足于山东省不同梯队城市的发展特征，系统提出差异化的“四链融合”提升策略，以期为各区域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撑。

（一） 激活“创新链”：强化双核引领，破解数据要素与技术研发壁垒

新质劳动资料是当前决定山东省各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十五五”期间，激活创新链的首要任务是破除阻碍新质劳动资料迭代的制度性壁垒与空间壁垒。首先，需要通过省级统筹破除数据要素流通梗阻。针对“有无数据交易平台”成为全省14个地级市首要障碍因子的现状，省级层面应在“十五五”初期统筹布局全省统一的数据交易基础设施，通过统一数据确权、定价、流转规则，打破地市间的数据孤岛与行政壁垒，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转与资产化配置。其次，要着力放大济南、青岛双核差异化创新策源与辐射效应。基于济南、青岛的创新要素先发优势与差异化短板，应实施双核差异化创新提升：青岛重点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创新策源功能；济南同步发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破解自身核心制约。同时，健全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打破“一群两心三圈”的要素流动壁垒，推动技术成果、数据资源向周边地市梯度转移，将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实质性转化为全域扩散效应，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二） 强韧“产业链”：立足梯度特征，推动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面对全省新质生产力梯度分化的空间格局，提升产业链韧性必须摒弃“一刀切”模式，实施匹配各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化产业升级策略。具体而言，对于中值追赶区，应攻坚创新并深耕绿色智造。烟台、淄博、潍坊等城市处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首要制约因素为新质劳动资料。“十五五”期间，该区域应重点突破数据要素配置、技术研发与绿色创新产出瓶颈，同步补齐数字化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短板，推进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强化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次级增长极。对于低值起步区，则重点补齐短板、培育特色优势。鲁南、鲁西北地区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不足，首要制约因素同样是新质劳动资料。“十五五”期间，应优先对接全省统一数据要素市场，补齐科技创新产出短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现代农业与优势制造产业，稳步完善基础配套，避免盲目跨越式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跃升。

（三） 优化“资金链”：引导资本要素集聚，赋能技术创新与生产力转化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持续且精准的资金投入作为保障。结合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战略定位，“十五五”期间需系统优化资金链配置。一方面，应深化绿色金融与科创金融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碳交易、用能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工具的调节作用，引导社会资本与金融机构向绿色技术研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领域倾斜，为新质劳动对象的生态载体建设提供长效支持；同时加大对数据要素应用、技术研发转化的金融支持，破解新质劳动资料升级的资金约束。另一方面，需精准调配科技研发资金。稳步提升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探索建立跨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培育专项基金”，在资金分配上实施差异化倾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高值区，重点支持底层技术突破与颠覆性创新；在中值区，重点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场景应用；在低值区，重点补贴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与绿色技术成果落地转化，通过资金链的区域协同，着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

（四） 培厚“人才链”：实施分层引育机制，夯实新质生产力的智力根基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针对不同发展梯队在新质劳动力维度表现出的异质性短板，应在“十五五”期间精准施策。

针对高值区，应实施差异化人才策略。对于第一梯队，青岛的核心制约为新兴产业高端人才供给不足，需面向全球出台高竞争力引智政策，重点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突破高端主体瓶颈；济南需同步完善绿色转型、生态治理相关人才配套，巩固创新引领优势。

而针对后发区，则需同步筑牢要素与人才根基。对于菏泽、德州、聊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起步区，首要制约因素为新质劳动资料，人才培育能力是其次要约束。需坚持“核心瓶颈优先补、人才基础同步夯”的原则，在补齐数据与创新核心短板的同时，加大省级财政对后发地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资源的倾斜力度，稳步提升在岗职工的知识技能与数智化素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筑牢劳动力基础。

基于上述逻辑，“十五五”时期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并非单一要素的单兵突进，而是一场多维协同的系统性变革，需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靶向施策。只有打破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壁垒，将核心城市的创新势能实质性转化为全域的产业动能，并辅以资金链的精准滴灌与人才链的坚实支撑，方能真正推动山东省新质生产力从局部隆起向全域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迈进。

六、 结论

本文基于“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三维理论框架，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3—2022年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特征与障碍因子。通过系统剖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水平稳步攀升，空间呈现梯度分化。考察期内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稳步攀升，空间上形成了“双核引领、圈层递减、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时序上呈现“相对差异收敛、绝对差距扩大、极化与收敛并存”的动态演进特征，核心城市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期，但受限于区域协同机制不足，全省尚未实现均衡协调的全域隆起。

第二，区域差异总体收敛，但圈层结构性差距显著。山东省新质生产力的区域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总体收敛”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核心来源，核心城市的辐射扩散效应仍未充分释放。后发地市虽呈现显著的追赶效应，但先进区域与后发区域之间的产业断层、要素流动壁垒仍未根本破除，全域协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

第三，新质劳动资料制约突出，要素短板存在显著的阶段与区域异质性。新质劳动资料是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制约维度，数据要素市场化梗阻是全域共性瓶颈。此外，三大要素的制约效应呈现显著的异质性：高值区双核短板分化明显，青岛核心制约因素为高端人才供给，济南核心制约因素为生态环境与绿色转型配套；中值追赶区、低值起步区的首要制约因素均为新质劳动资料，同时分别面临产业载体支撑不足、基础人才培育薄弱的次要约束。

第四，四链深度融合是破解要素制约的核心机制。研究证实，单一要素驱动已无法满足“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必须依托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四链融合”，实施省级统筹打破共性瓶颈、跨区域梯度协同弥补异质性短板的系统策略，方能从根本上筑牢山东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