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全球生产力正经历质的飞跃。2023年9月7日，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理念。^[1]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2024年3月5日，习近平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3]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一变化不仅会对国内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且可能重塑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是全球体系结构变化和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长期将其视为影响全球事务的间接因素。因此，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全球叙事衍生，分析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国家间力量平衡、国际合作与竞争机制，以及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一、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素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4]1000生产力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力是劳动者将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所形成的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人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大幅跃升，“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5]。

新质生产力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更广泛的劳动对象。首先，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6]人是生产力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7]因此，能够适应现代科技和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石。其次，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生产工具在劳动资料中起主要作用，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等都是划时代的生产工具。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融合应用，孕育出更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工具，进一步削弱了自然条件对生产活动的限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动力源泉。最后，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加工的一切物质资料，包括未经加工的自然物和已经加工的原材料等。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劳动对象的范围从传统的自然资源向着人工合成材料、新能源、信息数据等不断拓展。新的劳动对象催生出新的产业，这些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等特点，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载体。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跃升”特质，主要体现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明确指出：“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9]这种跃升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要素自身的发展跃升。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0]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分别或同时发生跃升。二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优化组合。新的技术条件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组合结构，将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生产力要素的素质提升及其组合优化两方面都出现实质性突破时，往往会带来生产力系统功能的大幅跃升，意味着形成了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最新科技创新的生产力，尤其是基于通用技术的颠覆性变革与发展。技术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力变革，是因其对生产要素与劳动过程进行深刻改造，颠覆此前旧的生产方式、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方式。习近平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以下技术，“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11]。在所有的技术创新中，通用技术的突破性变革和广泛应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最为关键的推动作用，这在历史上体现为历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早期工业革命一般被认为与经典的通用技术相关联：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蒸汽机相关，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电力相关，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通用技术和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涉及的是“生产技术进步方法”上的显著变化，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加速和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12]近代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通用技术在各领域中具有广泛应用的潜力和技术动态性。通用技术的发展进步及其在经济中的传播，带来并促进了广义生产率的提高。^[13]科技史研究高度重视通用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并将人工智能与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是推动生产力发生跃迁的典型。当前，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技术，是与以往历次生产力飞跃的历史相比最为独特的技术，无论是ChatGPT还是DeepSeek所引发的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都显示出人工智能技术正成为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驱动力。“人工智能是新时代的电力”^[14]，正在为一种提高生产力的通用技术，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和发展奠定基石。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意味着国内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还在全球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一国之内，而是迅速超越国界，正在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和影响国际格局的核心变量。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指出，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相应地驱动了五次连续的“大发展浪潮”，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含义都不止于技术变革本身，还会引发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创新，促成一整套新的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引起一连串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变革，可称之为“技术-经济范式转型”。^[15]每一次由技术革命驱动的“大发展浪潮”，都造就了新的地区强国或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都在发展浪潮中跃升为地区强国或世界强国。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后果极为复杂，很可能会带来国际格局的震荡和重新排列。那么，如何概括并预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产生的全球影响呢？本文提出，新质生产力发展将会在全球层面影响全球力量对比、国际竞合态势和全球治理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全球效应如图1所示。

新质生产力以通用技术的突破性变革和广泛应用为根本标志，作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核心要素，并由此引起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变化是新质生产力在全球层面产生深刻影响的核心变量。当然，这种变化是不均衡的：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地区甚至群体，拥有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以及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其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并迎来工业革命级别的大发展浪潮；而未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不大，在此轮大发展浪潮中将逐渐落后。由此，可以研判新质生产力所产生的全球效应。首先，新质生产力将重塑全球力量对比，进而直接影响国际格局。新质生产力在增强国家实力方面的作用前所未有，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将会造就新的地区强国或世界强国，进而改变国家间的均势。其次，新质生产力将改变国际竞合态势。国家交往的主要形式包括竞争与合作，战争、冲突、胁迫、制裁、摩擦、接触、交流、结盟等行为反映了从竞争到合作的不同程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并由此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将深刻影响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和竞争焦点。最后，新质生产力将加速全球治理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是由20世纪中期至今各国在全球层面取得的最显著的进展，决定着一系列全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能否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通用技术的创新突破与广泛应用，将一系列新问题置于全球治理议程之上，推动甚至迫使全球治理加速变革。

二、 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力量对比

新质生产力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国家实力，从而进一步重塑全球力量对比。国家实力或国家权力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国际格局的决定性变量。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普遍重视和强调国家权力。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探讨了“国家权力的要素”，并指出工业能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制造更大、更好和更多的战争用品的竞争。工厂的质量和生产能力、工人的技术知识、工程师的技巧、科学家的发明天才、组织管理——所有这些都是一国的工业能力所依赖的因素，并因此也是国家权力所依赖的因素”^[16]。结构现实主义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体系中的能力分配，能力分配的变化标志着结构的变化，“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系统中，因此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17]。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变化常常伴随着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动，重大的技术变革往往改变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并导致国际政治的转变。^[18]重大技术进步往往先于经济实力的转移，并对全球军事和政治领导力产生影响。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所说：“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惯有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19]XIII

生产力朝着更先进的方向跃升，对全球力量的重塑作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发展并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国家经济实力会大幅提升，甚至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20]衡量国家物质资源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劳动生产率。霸权国家往往具有世界领先的劳动生产率，例如，19世纪英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在1913年后急剧下降；1945年以后美国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上拥有绝对优势。^[19]34-35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观点强调，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矛盾是注定要出现的，这些矛盾以利润率的停滞和衰落趋势等形式表现出来。^[21]通用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具有提高生产率的巨大潜力。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必然带来国家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从而使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新技术带来的新范式所蕴含的财富创造潜力将被挖掘出来，促成令整个社会受益的经济增长。关于技术变革与国家实力的关系，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领先部门主导说，认为快速增长的领先行业主导着关键技术创新，一国可以通过在尖端行业垄断利润的短暂窗口期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经济体；另一种观点是通用技术扩散说，即突破性技术在不同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后会促进整个国家的生产率提高。^[22]技术革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并非线性。一开始，若主导技术部门“一枝独秀”，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其他部门，那么整个社会反而可能会面临失业和经济衰退。当主导技术部门相对成熟，其他产业部门广泛吸收主导技术并实现创新时，国家整体生产率才会稳步提升，进而成为地区或全球经济领导者。

第二，新质生产力有望显著提升国家工业能力和战争技术水平。摩根索强调战争技术的重要性：“国家和文明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战争技术上的差距，技术落后的一方无法以其他方法弥补这种差距。”^[15]核武器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二战后国家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核武器曾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缔造了冷战两极格局，是否掌握核技术成为了国家权力的主要衡量标准，引起了一个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和核不扩散运动。^[23]与核技术类似，信息技术革命同样也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给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带来深远影响。网络战争的出现，使网络领域与陆地、空中、海上和太空领域的战争同等重要，并为非对称战争创造了新的可能。^[24]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在军事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掌握高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在信息战、无人作战系统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不仅如此，新兴通用技术的推广应用进程会对不同国家产生差异化影响，尤其有利于具有强大工业基础的国家。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能增强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尽管以通用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本身具有客观中立性，但不同行为主体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主体的价值观念，甚至是某些强烈的价值规范取向。随着技术变革在国家之间的推广和传播，相关规范、观念也随之“扩散”。规范是具有特定身份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标准，其核心在于告诉人们技术运用的过程中哪些行为是适当的（即好的、善的）。^①规范和观念的国家间传播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通过全球社会技术系统的传导，主导者的主体意志会扩散给系统中的其他行为者，体现了技术权力的社会和价值属性。正如新功能主义者所指出的，运用复杂的技术任务网络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物质福祉，而是带有强烈的思想和社会目的，达到改变参与者的态度、身份和情感的最终目标。^[25]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力将通过居于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将技术规范扩散到世界不同地方而得以实现。例如，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跨国实体起草的伦理准则进行规范的（尽管这些准则主要是非约束性的），表达了实现一个“良好的人工智能社会”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以一套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被视为“善”的价值观为基础，包括民主、正义、隐私、保护人权、环境友好、道德多元化、程序公平性、透明度、问责等价值主张。^[26]

简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深刻塑造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正是由于新质生产力对于国家实力或国家权力的影响极为深刻，因此正在重塑全球力量对比。

三、 新质生产力改变国际竞合态势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国际合作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正在引发国家在安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激烈竞争。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影响着国家竞争的焦点，对现有的联盟关系造成冲击，从而改变国际竞合态势。

第一，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技术正在成为主要国家争夺的焦点。掌握核心技术和标准设定权意味着可以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甚至控制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当今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是核心科技的竞争。习近平指出，这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27]。“相互依赖武器化”理论较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核心技术如何增强了国家胁迫他国的权力。全球化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自我强化的网络拓扑，其中一些节点极端重要，大多数其他节点都依赖于它们，因而形成了全球经济网络中的枢纽。一旦一国占据了枢纽，就可以通过“卡脖子效应”来胁迫对手。^[28]当前，中美两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竞争激烈，尤其是围绕着数字基础设施（5G）和半导体行业（芯片）等在内的先决技术领域的竞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半导体、互联网技术等领域取得领先优势，构成美国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技术基础。而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迅速崛起，引发了美国对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挑战其优势地位的强烈忧虑。美国禁止华为参与5G基础设施建设，并于2022年出台《芯片法案》（the CHIPS Act），就是这一竞争的典型案例，也是新质生产力对全球力量重塑的有效例证。云计算是另一个激烈争夺的领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预见到其巨大潜力，纷纷大力布局云产业，竞相争夺云市场。全球云计算市场目前由三家美国科技公司推出的云服务主导，2024年，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云和谷歌云分别占全球云市场总额的31%、20%和12%，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企业占比较低（阿里云占4%、腾讯云占2%）。^②2018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云法案》（CLOUD Act），规定美国执法机构可以强制美国云服务商提供他们持有的任何数据。《云法案》的出台引发了全球数字安全焦虑，尤其是欧盟，其通过制定严格的数据标准来限制甚至削弱非本土科技企业在欧洲市场中的地位。通过争夺核心技术，各国试图控制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从而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牢不可破的枢纽位置。

第二，新质生产力引发的新标准制定问题也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是创新，在技术取得颠覆性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关于标准制定权的问题。新标准制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零和游戏，难以选择“中间路线”。尽管国家在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仍有合作空间，但是关于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竞争却日趋激烈。例如，中美在5G领域的竞争焦点就在于5G技术标准制定问题，华为主推的极化码方案成了5G控制信道eMBB场景的编码标准，并借此在编码标准中获得竞争主动权，从而动摇了美国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又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各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出台相应的人工智能法案来参与全球标准制定，其中，欧洲理事会于2021年5月批准了《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旨在对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进行风险分级和严格监管；中国于2021年10月出台《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要求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美国也对影响人工智能发展的国际标准制定产生浓厚兴趣，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提出了“美国人工智能领导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参与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并制定策略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增强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参与度。^[29]

第三，新质生产力正在影响国家之间的联盟动态，并且使同盟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联盟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国家之间结盟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新兴技术一方面能够通过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来塑造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创建新的国家联盟。技术变革及其应用原则不仅可以塑造某一联盟的原则和战略，还能够确认盟友有效合作的能力。例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建立在核技术基础上的一种军事联盟，美英澳三国声称将借助这一联盟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深化信息和技术共享，尤其是在安全和防务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产业链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③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已经成为一种新型联盟的黏合剂。新兴技术有可能会创造新型联盟，特别是在数据治理和技术标准方面，新的联盟正在形成。^[30]如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组织（GPAI），这是一个包括44个成员国的多方倡议，旨在为人工智能制定更有效的国际治理规范。欧盟和美国还就新兴技术的管理问题建立了美欧新论坛——“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于2022年发布了关于可信AI和风险管理评估与测量工具的联合路线图，并就AI基础术语达成一致意见。^[31]

此外，新质生产力也会导致国家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陷入困境，尤其是对军备控制造成困难。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最新科技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先进生产力。几乎所有技术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属性，即使最致命的武器也能在民用经济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具有和平属性的技术。技术的这种双重性用途会导致国家在相关领域，如太空技术、网络技术与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陷入困境。例如，信息技术革命为情报工作引入了新的维度，提供了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强大的新工具，然而斯诺登事件的发生加剧了国家间的合作困境。有研究指出，可区分性低且具有高整合度的技术会创造一个“死亡地带”，其中任何监测和信息披露问题都可能毁掉国家间的合作前景。^[32]另外，一些新型武器系统可能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难以监测的特点，这使得军备控制变得异常困难。例如，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让国家在边境和战区部署无人机更容易，但这也增加了有关监管和控制的难度。各国普遍担忧其他国家会借开发和平技术之名，实则暗中壮大军事力量，由此导致国家间安全和军事合作的疑虑增多。总之，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给国际政治稳定和世界经济合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的核心地位和通用技术的广泛应用，新技术的运用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快速涌现，这些新形态将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改变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新质生产力还加剧了各国对通用技术人才的争夺。高素质的劳动者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之一，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研究显示，尽管新兴通用技术在不同行业的扩散会提高生产率，但国家仍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尤其是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人才基础——才能实现经济权力的转移。^[21]总之，新质生产力正在转移国家间竞争的焦点领域，重塑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进而影响全球的合作和竞争态势。

四、 新质生产力加速全球治理变革

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全球生产力的跃升同步进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的速度似乎已经超过了国际社会的管理能力，全球日益增长的治理需求与现有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习近平用“治理赤字”来概括这一现象。国际社会亟需调整现有治理理念和规范，建立一套兼具稳定与灵活、适应新技术特点的国际制度。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全球治理变革，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风险和难题提供了新技术和新方案。

（一） 新问题与新挑战

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尤其是通用技术的创新性突破与广泛应用，将一系列新问题置于国际社会议程。第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可能带来种种负面后果，甚至导致人为灾害。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可能导致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意外突变，人工制造的病毒和克隆体的出现可能对人类造成难以预料的伤害。^[17]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人为造成的事故，例如，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造成严重的漏油事故并导致墨西哥湾的海洋环境污染；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与核能源技术有关，凸显生态清洁和安全能源研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将高压水、砂子和化学品注入岩层以开采油气的水力压裂技术，不仅会影响液体扩散所及的区域，还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遥远地区发生地震。^[33]可见，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可能伴随着反常或者严重危机。

第二，技术进步带来了规范和伦理问题。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中性的，但是如何运用技术却带来了规范和伦理问题。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人们关于个人隐私和自由的讨论。监控技术和“大数据”技术造成的个人数据泄露和被滥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2013年6月，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向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直在追踪美国公民的电话通话记录和监视通信，并通过数据挖掘来非法获取美国人和非美国人的隐私信息。^[34]生物工程技术，如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新兴植物育种技术，也引发了长期、激烈的伦理争议，反对者指出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环境造成未知风险，同时还涉及消费者知情同意权以及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环境影响。其他需要谨慎管理的严重风险还包括核扩散、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异种移植、基因驱动器和地球工程学等。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同样引发了规范方面的热烈公开辩论，涉及公平性、问责制和透明度，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伦理指导文件。^[35]智能技术的异化带来了新的风险挑战，例如，个人自我实现受阻、社会公平治理弱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等，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数字化生产，加剧了资本与技术对人的双重压迫。^[36]

第三，技术发展带来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能够有效运用管理新兴技术）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势能，而未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和地区则要面对比过去更加悬殊的发展差距。即使同一个国家和地区之内，掌握新质生产力的群体和未能掌握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扩大。“科技反冲”一词的流行，表达了人们对此轮科技革命的社会意义、社会价值的整体性反思。^④例如，新兴技术会造成就业危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可能会减少大量的就业岗位。研究指出，自动驾驶技术在未来25年将危及美国200多万卡车司机的就业岗位，其中近30万长途卡车司机很可能会被新技术所取代。^[37]类似情况随技术扩散将会波及更多国家，各国需要妥善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加重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缺乏信息技术能力的国家将被严重边缘化。有研究显示，占据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可以在目前基础上获得20%~25%的经济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能仅此一半，“人工智能鸿沟”会导致“数字鸿沟”的进一步加深。^[38]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二） 新技术与新方案

新质生产力也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风险和难题提供了新的方案。技术进步从来都不是线性的，新科技会制造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同时又在解决危机的过程继续发展。第一，新技术的发展为已有的国际协议或国际制度提供新的监测和管理技术。新技术往往经由官方渠道、非政府组织或学术研究机构的运用，成为国际监管和揭露违规行为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环境监测方面，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实时监控森林砍伐、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重力卫星可以揭示并监测地表和地下水变化，对设计和实施国际水域管理协议具有重要意义。^[39]此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在全球治理监管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数据挖掘和模式识别，政府和国际组织能够更快速地发现潜在的违规行为，并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新质生产力可以为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基于先进技术的解决方案。科技创新历来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力量，能够在国际社会面临风险和难题时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可再生能源技术如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领域的科技突破，能够有效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捕获和储存技术通过捕获工业生产或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并将其输送到地下储存设施进行永久地隔离和储存，也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了新思路。^[40]在公共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和疫情模型预测中的运用，也极大提高了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的效率。^[41]在数字安全与网络空间领域，量子计算和加密技术的进步为保护数据提供了新手段。

第三，新质生产力的跨国应用或许有助于缓解全球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果吸收并运用人类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并加快探索本国新质生产力，将推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线教育平台、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和虚拟现实（VR）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地域和物理空间的限制，使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更加普及，实现共享；精准农业技术，如无人机监测、智能灌溉系统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等，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和抗逆性，并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由于全球人口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技术创新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中国正在通过“数字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数字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时代提供了更加普惠均衡的发展机遇。^[42]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医药、量子技术、新能源等新兴技术正在飞速发展。新兴技术具有根本的新颖性、快速的增长性、一致性、显著影响力以及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技术变革和应用也带来一系列监管、公平、自由、安全、伦理各方面的挑战，不断突破着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覆盖范围。然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又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加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社会也正在孕育着新的规则与制度，来应对技术的革命性进步。

五、 结语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分化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技术变革并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人工智能、机器人、信息、纳米、合成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其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就此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43]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发生着，将颠覆现有产业结构和组织方式，重塑国家竞争力，重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质生产力相比于传统生产力，其包含全新质态要素，代表着生产力水平的跃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重大的科技创新，包括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依赖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支持。新质生产力不仅在国内深刻地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发生重大调整，从而改变国际格局；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更加复杂，国家间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写；全球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方案和新变革。当然，对新质生产力的全球影响所进行的判断仍然是初步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通用技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突破性发展，其全球影响的各个面向将会不断显现，值得持续关注。

注释:

① 关于“规范扩散”的重要研究，参见Martha Finnemore，Kathryn Sikkink1998年刊发于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的文章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② 世界云市场份额数据来自Felix Richter的研究Amazon Maintains Cloud Lead as Microsoft Edges Close，网址为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8819/worldwide-market-share-of-leading-cloud-infrastructure-service-providers/。

③ 参见人民网2021年09月16日发布的《美英澳宣布成立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网址为http ://world .people .com .cn/n1/2021/0916/c1002-32228933.html。

④ “科技反冲”，参见Tom Wheeler 2023年出版的Techlash: Who Makes the Rules in the Digital Gilded Age一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