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为美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清洁能源开发增添了不确定性。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继续把能源议题置于政策议程的核心。在上任首日，特朗普就签署多项与能源行业直接相关的行政命令，宣称通过振兴油气产业推动美国经济复兴，从而兑现其竞选承诺。2026年2月24日，白宫宣布，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通过充分释放本国能源，重新确立了世界领先能源生产和出口国的地位，实现了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回归。^[1]众所周知，拜登政府坚持以清洁能源为导向的发展路径，特朗普上台后快速推翻前任政府在气候和能源领域所构建的制度框架，推动美国能源发展轨迹发生根本性转向。

特朗普两次执政都加深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对立。正如丹尼尔·菲奥里诺所言，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还基本属于两党的共识性问题，如今已成为“党派分歧最根本的领域之一”；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气候变化是“党派分歧最大的议题”。^[2]作为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两次执政均继任于在气候与环境政策上持积极立场的民主党政府，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乔·拜登总统都在发展能源产业的同时回应全球气候危机的重大挑战，力图构建一个由清洁能源为支持的绿色经济体系。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能源政策作出了哪些具体调整？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政府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气候议题与清洁能源在政策议程中的边缘化？如何理解特朗普两届任期内能源政策的延续与调整？这些政策转向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美国能源转型进程，也深刻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以及世界能源格局的重构，是本文探讨与回应的重要问题。

一、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主导”战略

2025年2月1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成立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宣告“本届政府的政策是使美国实现能源主导地位”^[3]。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将“能源主导地位”确立为“美国优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重塑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议程，力图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国内经济振兴，并增强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力。

（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战略的核心内容

在政党轮替的政治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激进的举措，迅速确立起与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能源治理框架，美国能源政策的政治导向与优先议程由此发生显著转向。

第一，否定气候变化，再度退出《巴黎协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是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2021年1月就任总统后，拜登签署《关于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行政命令，将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并推动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4]而在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延续第一任期的反科学立场，多次宣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并持续推动极端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5]；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首日即签署了《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施政重点》政策声明，《在国际环境协定中坚持“美国优先”》和《释放美国能源》行政命令，再度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撤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资金承诺，并冻结联邦政府资助的气候变化科研项目。

第二，推动监管回撤，消除能源开发的制度障碍。为了推进气候治理与清洁能源开发，拜登政府曾建立起覆盖广泛的监管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将这一体系视为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的重要根源，于是在其上任后随即启动新一轮的法规简化进程，旨在充分释放美国在能源与自然资源领域的既有优势。2025年1月31日，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启动大规模“十减一”监管松绑计划倡议》，要求联邦机构每发布1项新规，必须至少废除10项既有法规^[6]；3月12日，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宣布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松监管行动”，核心任务是对现行31项法规进行重新审议和调整^[7]；4月9日，特朗普签署《零基监管预算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要求在能源生产监管法规中加入“终止条款”，设定不超过5年的“有条件终止日期”^[8]；9月4日，白宫发布《2025年春季监管与放松监管行动统一议程》，旨在向公众通报行政部门拟采取的监管（即新增规章）与放松监管（即消减或废止现行规章）措施，落实总统提出的广泛监管改革议程，如特朗普总统在第14192号行政令中确立的“增一减十”监管政策^[9]。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强烈反对在能源开采领域实施自我设限，竭力消除制约本土资源优势发挥的监管障碍。

第三，坚持化石燃料优先，全面释放美国能源潜力。特朗普政府重新将能源政策的重心回调至传统能源领域，全面推动化石燃料的开发与利用，并通过系统性的政策激励大幅提升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能力。就职首日，特朗普即签署《国家能源紧急法案》和《释放阿拉斯加非凡资源潜力》行政命令，要求动用“一切合法紧急权限”提高化石能源产量，并将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保障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关键事项^[10]；重新开放此前被列入能源开发禁区的联邦土地租赁权，最大限度推动阿拉斯加自然资源的开发，促进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油气勘探与开发^[11]。此外，煤炭的能源战略地位也得以强化。2025年4月8日，特朗普签署《重振美国美丽清洁煤产业》行政命令，并修订14241号行政命令，正式将煤炭归类为“关键矿产”，要求解除针对煤炭生产或燃煤发电的歧视性限制，明确支持煤炭作为能源来源。^[12]该政策从行政层面为煤炭产业的投资与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四，边缘化可再生能源，削弱其政策支撑体系。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明确将风能和太阳能排除在官方“能源”定义之外，通过重新界定“能源”范畴，重构能源认知的政策框架。根据《释放美国能源》行政命令，“能源”涵盖传统能源（原油、天然气、租赁冷凝物、天然气液体、精炼石油产品、铀、煤炭、生物燃料）和其他能源（地热、流动水的动能、关键矿物），但不包括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形式。^[13]而风能和太阳能恰恰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电力来源。2024年，美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比创下17%的历史新高，首次超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15%的煤炭；与2023年相比，2024年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增长幅度比天然气高出64%。^[14]尽管如此，但由于这些可再生能源未被纳入官方“能源”范畴，其相关政府投资和财政支持面临大幅削减，包括暂停陆地和海上风电租赁项目、取消电动汽车优惠补贴等，在政策层面全面限制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二） 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主导”战略的特点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奥巴马政府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系统性重塑，第二次执政后又在瓦解拜登政府绿色政治框架的基础上，再度强化了极具鲜明个人风格的气候治理与能源政策主张。

1. 政府决策“去气候化”

气候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深刻反映了美国两党在环境事务与能源战略上的深层对立。随着气候危机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民主党政府倾向于将气候变化纳入宏观经济与安全政策框架，直接影响内政外交的政策走向。拜登政府首次将气候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特别重视气候和能源领域的创新与研发投入。^[15]特朗普政府则明确反对将全球变暖及其引发的气候灾难、公共安全和健康问题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甚至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提出质疑。随着气候议程的边缘化，以气候变化研究为基础的科学权威受到严重削弱，温室气体社会成本核算机制也被废止，科学研究不再成为制定气候政策的根本依据。特朗普政府优先回应传统能源产业的诉求和现实经济利益，使美国能源政策从拜登时期的“气候变化主导”转向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主导”。

2. 环保政策“去监管化”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气候和能源政策在监管扩张与监管放松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交替特征。特朗普两度执政均中断了前任民主党政府推动的监管框架，加剧了能源政策在党派轮替中的制度性波动。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将放松监管视为降低生产成本、释放能源潜力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手段。2025年3月6日，白宫宣称，通过监管回撤措施，已经为美国人节省超过1 800亿美元，折合每个四口之家约2 100美元。^[16]克莱德·韦恩·克鲁斯指出，拜登政府的《联邦监管与去监管行动统一议程》涵盖气候、平等、环境、社会治理与经济等多个领域；相比之下，特朗普总统新议程则落实了“拆解过度繁重的行政国家”的指令，标志着其治理理念从拜登政府的“全政府行动”转向“一进十出”的监管约束。^[17]通过精简规制体系，废除化石能源企业发展的限制性条款，美国环保政策从拜登时期“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气候议程”^[18]转变为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去监管行动”^[7]。

3. 能源开发“再传统化”

特朗普政府重视制造业发展，其核心路径在于加快化石能源开发，以满足国内生产需求并保障供应链稳定。在2025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把石油比作“液体黄金”，宣称美国将大力推进“尽情开采”政策，全面充实战略储备，以石油和天然气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富足。^[19]共和党政府历来与化石能源利益集团保持密切联系，在选举政治的驱动下，能源政策议题成为关乎候选人选票的重要政治变量。“化石能源行业能够影响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以及南部‘能源走廊’的经济命脉，为了获得区域性的稳定票仓，特朗普在选举后也会回馈化石能源行业利益集团的需求。”^[20]88特朗普政府的能源开发计划覆盖联邦领土和水域，甚至扩展至此前因生态环境保护而被列为禁止开发的阿拉斯加、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等区域。随着油气产业在国家能源结构中主导地位的重新确立，美国能源开发的政策逻辑从拜登政府的“严格限制传统能源生产”转向特朗普政府的“积极推动化石燃料增长”。

4. 能源结构“去可再生能源化”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可再生能源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核心分歧之一。拜登不仅将气候问题视为一场急需应对的全球性危机，也视其为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契机；特朗普则将可再生能源视为损害经济竞争力的负担。如果说拜登以减排限排为目标，发动了一场针对化石燃料的能源革命，特朗普则掀起了另一场面向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战争，其首要目标就是“绿色新政”。“绿色新政”是拜登总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推进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相关的政策，其核心立法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和《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特朗普上台后迅速叫停“绿色新政”，冻结在环境保护、绿色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投入和相关立法。根据2025年10月2日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美国能源部已终止321项拜登时期与绿色能源相关的财政资助和项目，包括清洁氢能、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封存与储存等减排技术，以及交通电气化等领域。^[21]环保署作为曾经的环境监管核心机构，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其工作重点转向支持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能源政策。美国可持续发展路径遭遇实质性逆转，拜登政府时期蓬勃发展的清洁能源经济骤然陷入低谷。

二、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第一任期能源战略的延续和超越

尽管特朗普在两个任期内推行的能源战略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均以削弱清洁能源地位、强化油气产业、实现能源独立为核心目标——但其第二任期的政策设计并非对第一任期的简单重复。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国际能源格局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演变，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能源主导”战略在延续原有政策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政策工具与战略取向的强化，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超越。

（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战略的驱动因素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能源战略根植于强化版的“美国优先”理念，其基本逻辑体现为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导向，以重塑美国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核心政治目标。“美国优先”能源主导战略的形成是体系、国家与决策者三个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体系层面：世界秩序失衡与全球治理碎片化

冷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和平红利”的支撑下维持相对稳定，并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实现规范化运行和维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金融脆弱性逐渐显现，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深刻的信任危机。2017年特朗普首次执政，对世界秩序构成一次重大冲击。约翰·伊肯伯里指出，美国作为自由秩序保障者的角色或将走向终结，其原因在于特朗普在贸易、联盟、多边主义、环境保护等议题上，几乎都与支撑战后国际体系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22]斯考特·劳莱斯认为，特朗普是“过去三十年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逐步脱身趋势的集大成者”，而非美国外交政策的“异常现象”，其退出国际协议、反对多边主义和有条件的联盟承诺的做法，深刻反映了自由秩序的合法性危机。^[23]

与此同时，全球治理机制在协调多边合作以应对跨国性挑战方面出现明显失灵。自二战结束以来，依托多边合作与国际制度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曾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而当前诸多国际制度性安排正陷入僵局：联合国难以有效制止地区武装冲突；世界贸易组织受到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冲击；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被迫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转向依赖缔约方自愿承诺，以制度性妥协换取国际合作共识；新冠疫情本可以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契机，却最终导致全球合作的短暂崩溃。^[24]随着国际机制功能弱化与全球治理体系效能下降，国际法与国际规则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也在逐渐减弱。在道义压力和规范约束相对不足的形势下，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诉诸单边行动，以谋求国家利益。

2. 制度层面：总统权力的强化及其对立法机构的主导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实现了行政对立法机构的全面掌控，为其依照个人政治偏好主导能源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操作便利。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虽然曾依靠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推进议程，但在中期选举后他不得不面对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的掣肘。在第二任期，共和党同时赢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国会对总统的制衡效力明显减弱。戴维·德里森断言：“特朗普第二任期行政权力的扩张或将导致国会对总统的制衡机制彻底瓦解，国会甚至可能成为总统权力进一步集中化的积极推动者。”^[25]彼得·东布罗夫斯基认为，随着共和党重新掌控参议院、众议院并获得司法系统的坚定支持，民主党几乎无力调和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26]在权力制衡机制弱化的情况下，特朗普的行政权力再度加强，使其能够更为有效地主导国内议程的优先排序，推动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能源主导”战略。

凭借第一任期积累的执政经验，特朗普对总统权力的使用更加坚决而高效。他在第一任期签署的行政命令数量超过30项，明显高于同为首个任期的奥巴马（19项）和小布什（11项）^[27]；在第二任期，特朗普上任100天内签署了超过140项行政命令，创下历史新高，显著超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百日新政期间签署的99项。^[28]这种高频度的行政手段同样体现在能源领域，特朗普通过密集出台政令迅速启动能源议程，并通过强化政策工具加快推进与落实，反映出其借助权力结构的窗口期、加速推进“美国优先”能源战略、在有限时间内谋求政策结果与政治影响力最大化的战略意图。

3. 个人层面：民粹主义下的危机治理模式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标志事件。在2024年大选期间，美国民众对全球化负面效应和国家实力之间关联的感知更为深刻，承担国际义务被视为对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经济衰退和社会分化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被剥夺感”。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愈发坚持对现有国际责任与全球秩序的反思与抵制。“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深刻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两党共识核心的“国际主义”理念，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取向形成尖锐冲突；在外交政策精英看来，这种孤立主义实质上等同于民粹主义。^[29]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秉持国内事项优先原则，通过煽动情绪、强化对立迎合国内支持者，完全无视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观。^[30]

在民粹主义政治框架下，特朗普将危机治理模式常态化，其突出表现是对总统紧急权力的频繁援引，包括在能源政策的常规制定过程中。美国以三权分立制度立国，旨在防止任何一方权力过度集中；但为了应对紧急局势，也赋予行政机构在特定条件下享有更大权限。尽管近几届美国政府动用总统紧急权力的趋势有所上升，但是特朗普在上任100天内就动用高达8次，超过所有现代总统在相同时期的使用频次。^[31]特朗普就职首日就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动能源政策急剧转向，以行政命令、总统备忘录与声明为主要政策工具，强势推进监管松绑与能源主导议程，使能源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呈现出高度行政化特征。

（二）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第一任期能源战略的延续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给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但在能源议程上却表现出较强的政策稳定性。回顾第一任期，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奉行单边主义，绕开国际组织单方面推进美国能源利益，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环保政策，破坏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多边努力，导致全球能源治理呈现“碎片化”与“稀释化”态势。^[32]特朗普第二任期与第一任期的能源战略在总体目标与方向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是“美国优先”理念在能源领域的具体投射。在一系列行政手段和政策法规的推动下，特朗普政府迅速解除拜登政府对能源开发的环保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第一任期的能源政策路径。

1. 在战略目标上，坚持“能源主导”地位不变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提出的“能源主导”战略，是对美国长期奉行的“能源独立”战略的延伸与升级，并在第二任期继续强化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后，尼克松政府曾提出“能源独立计划”，旨在降低美国对国际市场的结构性依赖、减轻全球能源供需波动所带来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将政策目标从确保能源自给自足扩展为追求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与地缘竞争优势。2017年6月29日，特朗普宣布，作为石油重要生产国、全球天然气第一生产国以及资源远超预期的大国，美国不仅要追求“能源独立”，更要实现“能源主导”。^[33]在第二任期，特朗普特设“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将化石能源开发全面提上日程。2025年2月5日，能源部部长克里斯·赖特签署其上任后首份部长令《开启“美国能源主导的黄金时代”》，阐明“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九大支柱”，确立能源部的战略路线图^[34]；7月4日，特朗普签署的《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简称《大而美法案》）正式生效，“释放美国能源主导地位”被列为这一综合性立法框架中的核心板块之一，该法案表示“已兑现了总统恢复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承诺——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35]。

2. 在政策导向上，延续“化石能源优先主义”路径

特朗普政府将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视为稳定而可靠的能源供应来源。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能源生产与出口量显著增长，大幅降低了对中东能源供应的依赖，其能源结构和国际能源地位发生根本性改观。2020年6月29日，白宫宣布，2019年美国年度能源总出口量67年来首次超过总进口量，已经实现“能源独立”。^[36]在第二任期，特朗普集合了一批化石燃料的拥护者，包括能源部部长赖特、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以及担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席的内政部长道格·伯古姆。2025年4月29日，赖特盛赞特朗普百日政绩时宣称，本届政府巩固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的地位。^[37]据此，特朗普政府仍将致力于最大限度开发国内丰富且价格低廉的化石能源，以巩固美国作为全球能源领导者的地位。

3. 在气候问题上，继续奉行以“美国优先”为导向的单边立场

自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以来，奥巴马政府和拜登政府先后加入该协定，而特朗普两次执政均选择退出《巴黎协定》。事实上，美国共和党对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历来持敌对态度，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与1992年老布什总统“美国生活方式不可谈判”的声明、小布什总统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行为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参议院的“气候修正主义”立场一脉相承。^[38-39]在第二任期，特朗普重新审视美国在全球气候协定中的承诺，明确提出“在国际环境协定中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坚持在任何国际协议中必须将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39]由此可见，特朗普在美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环境协议之间的取舍非常明确，两次上任都没有将气候议题作为政治议程的优先事项，突显其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消极态度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考量。

（三）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第一任期能源战略的超越

借助第一任期执政经验，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强化了权力集中，以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在第一任期，特朗普施政受到建制派共和党人的制约，导致政令不畅；在第二任期，特朗普主要任命对其本人和“美国优先”政治路线高度忠诚的官员。^[40]31-33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展现出更强的决策力与行政动员能力，政策执行的力度与强度也明显超越第一任期。

1. 强化反制度主义的单边外交

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继续奉行美国利益优先的单边主义，不仅漠视由美国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而且对国际机制的抵制更加彻底。在第一任期，特朗普于2017年6月1日——上任后第五个月——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撤销绿色气候基金。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度就任总统首日就发表退约宣言，比上次行动更迅速、立场更坚决，显示出其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根本性背离。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退约正逢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气候状况——世界气象组织专家称“2024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41]。在气候危机持续升级、极端灾害日益频发的背景下，特朗普依然一意孤行，更体现其持续强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排斥国际条约束缚的反制度主义单边外交倾向。

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凌驾于国际社会的集体承诺之上，成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与国际机制互动范式的分水岭。自美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以来，历届政府均注重在国际机制与多边合作中投射和维持其全球领导力。有别于以往共和党对国际制度有选择的抵制，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行为更具颠覆性：不仅否定现有国际机制的合法性，而且推动美国退出核心制度安排，主动放弃美国在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中的塑造者身份。查尔斯·莫里森认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的“革命性人物”，虽然“美国优先”并非一种突然出现的新现象，但在二战后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将这种观念推到主流层面，如此毫不掩饰地对多边主义公然蔑视。^[42]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是如此，上台伊始就宣布退出多个国际协议与国际机构，“毫不犹豫地质疑、无视、削弱乃至破坏现有的国际进程、共识、规则、制度与多边框架”^[43]，部分举措较其第一任期更为激进，展现出一个强硬的“美国优先”议程。

2. 推进“能源主导”战略的手段更为激进

特朗普初次上任就展现出以“打破规范”为特征的“特朗普式治理风格”，引发美国治理方式发生“构造性转变”。^[44]在第二任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已形成相对稳定的风格；总统权力更为集中，拥有一批忠诚度高的政策助手，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强的驾驭能力。^[40]27从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加速推动能源结构向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传统化转型。

特朗普一上台就启动大刀阔斧的“去监管化”进程，全盘拆解拜登政府时期确立的清洁能源规制框架。从第一任期提出的“二减一”目标到第二任期更为激进的“十减一”限定，化石能源开采的放宽力度明显增强甚至更加彻底，这本质上体现了对环保监管机制的根本性否定以及能源开发“再传统化”的极端倾向。这一政策导向对美国能源体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特别是在天然气开发领域，美国产能得以充分释放。能源部部长赖特指出：“在果断废除拜登政府对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禁令后，能源部在短短100天内批准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就打破历史纪录，新增产能几乎相当于当今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国的总和。”^[27]

在行政权力显著扩张的制度背景下，特朗普将总统紧急权力扩展至日常行政事务，在就职首日就援引《国家紧急法案》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以能源需求增长、供应紧张和基础设施瓶颈为由，强调能源系统的脆弱性对美国经济、安全与外交构成威胁，从而以突破常规的手段迅速放宽对化石能源开采的限制。事实上，美国能源供给并未出现紧迫性问题；相反，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能源产量不断攀升，达到历史新高。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月度能源评论》，2024年美国能源总产量超过103万亿英热单位，比2023年创下的历史纪录增长1%；其中，天然气、原油、天然气液体、生物燃料、太阳能和风能均创下国内生产纪录。^[45]因此，特朗普所谓“能源紧急状态”的理由并不成立，其真实意图在于人为制造一种非常规的紧急局势，为实施激进的能源政策提供合理说辞。

3. 战略意图上的能源霸权色彩愈加凸显

特朗普政府强调“能源独立”，主张通过扩大国内化石燃料生产减少对外依赖；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心更加突出能源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战略价值，谋求对全球能源资源的掌控。这种由“能源自给自足”向“全球能源主导”的战略升级，清晰地表明特朗普政府将能源运用于大国政治博弈、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升级、提升国家力量投射的能源霸权属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施政理念不仅更具雄心，还展现出更为进攻性的态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争夺全球能源资源，以确保美国在关键能源区域的绝对掌控权，进而强化其地缘政治优势、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

随着“美国优先”理念的不断强化，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主导”战略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或产业政策范畴，成为塑造美国全球竞争优势与战略影响力的政治工具。2025年12月5日，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恢复美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及核能领域的能源主导地位以及将关键能源组件回迁至本土列为首要战略优先事务，明确表示美国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生产力和创新性的能源行业”。^[46]为了实现能源资源的全球性布局、重塑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更为强硬和极端的措施。

第一，竭力避免敌对国家以能源为武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将“能源主导”视为确保能源安全的根本保障，尤其关注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产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确保海湾能源供应不落入敌对势力之手”视为美国一以贯之的核心利益。^[46]第二，把对特定国家的石油禁运、经济制裁作为推进地缘政治目标的战略工具。2025年2月4日，特朗普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推动一项“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的制裁计划，旨在切断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所有路径并遏制其海外影响力。^[47]第三，为抢夺全球能源资源，公然动用武力手段、发动军事行动侵犯他国主权，能源霸权主义特性暴露无遗。2026年1月3日，特朗普政府以反毒为名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逮捕了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随后宣布美国已经开始在全球市场销售委内瑞拉原油，所有收入将“首先存入美国控制的全球认可银行账户”^[48]；1月中旬，特朗普明确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政策红线是“控制格陵兰岛”，并威胁对不配合的欧洲盟友加征高额关税；3月1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空袭，目标是终止伊朗核项目和实现政权更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国家均蕴藏丰富的石油储备，并在全球航道、能源运输和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无论美国的军事行动以何种名义进行，都无法掩盖其背后的能源动机。这种将能源资源与军事战略深度融合的做法，突破了传统的能源安全范畴，通过将能源资源控制与军事行动、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等手段相结合，谋求构建新型全球能源战略布局，充分暴露出美国利用能源资源强化全球领导地位的霸权主义思维。

三、 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主导”战略的影响

特朗普在废除拜登政府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政策框架基础上，将能源可负担性、产业去监管化与化石能源充分释放视为保障能源安全、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基石，重塑以“美国优先”为导向的“能源主导”战略。这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和短期经济收益为驱动的政策主张，对全球治理、国际机制和美国国内政治均产生深远影响。

1. “能源优先导向”阻滞全球气候治理

特朗普政府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拒绝将能源政策与气候议题挂钩，坚持以“能源优先”代替“气候优先”的政策逻辑，一再采取退出国际气候协定的行动。过去十几年间，民主党政府的“气候进取主义”与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激进主义”交替执政、相互否定，导致美国脱碳进程缓慢，并引发美国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功能失调。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新的震荡调整期，逆全球化思潮蔓延，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与不确定性。美国气候政策的反复无常和党派对立格局，成为导致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不仅对其他国家产生消极示范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各国履约的政治意愿。斯图尔特·帕特里克曾预言，美国一旦退出《巴黎协定》，许多国家将会采取对冲策略，或使其承诺变得更加模糊，或延长减排时限，甚至将气候变化议题在全球优先事项中降级。^[49]根据202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的约定，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应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而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导致国际气候融资目标难以落实，严重阻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38]36美国在气候领域的不作为，对当今覆盖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造成严重冲击，进而削弱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的协调努力与减排成效。

特朗普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安排视为对美国的约束，主张“退出”而非“领导”，表面上看是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国家利益导向，实则牺牲了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引发民主党阵营及学界的广泛批评。2020年，拜登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指责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信誉和影响力，放弃了美国在动员集体行动以应对新威胁方面的领导地位。^[50]查尔斯·库普坎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可能陷入“自我削弱的单边主义”，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脱离一个不可逆转、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特朗普回避联盟与其他集体行动的单边行为，将使“美国优先”演变为“美国孤立”。^[51]

2. “能源武器化取向”引发地缘政治震荡

特朗普政府并未将能源问题局限于传统经济范畴，而是将其上升为服务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在“美国优先”框架下强化零和博弈思维，以胁迫外交或武力方式推动能源议题的安全化与工具化运用，试图主导全球能源资源配置与市场规则。这种“能源武器化取向”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的强度和复杂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极易诱发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并对地区安全与全球能源秩序的稳定构成潜在冲击。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加快了对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争夺，并且将扩张目标延伸至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区域。在调停俄乌冲突过程中，特朗普政府以设立基金的方式，接收乌克兰自然资源开发项目50%的收益并拥有优先购买权。^[52]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特朗普公然抛出“武力夺岛”的政策选项，并评估收购格陵兰岛的潜在成本以及岛上自然资源为美国带来的未来收益。^[53]由此引发丹麦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强烈抗议，显著加剧了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态势，诱发安全与外交危机的升级，冲击了北极地区的安全稳定。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将能源作为服务于大国博弈的政治工具。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加速推进矿产资源和能源领域的自给自足战略，调整全球矿产和能源供应链，以确保美国在高科技和国防领域的供应链安全，这将加剧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态势。^[54]

3. “能源再传统化倾向”削弱美国能源低碳转型领导力

特朗普政府用“传统能源友好型”政策取代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友好型”政策，明显偏离全球能源结构低碳化的发展轨道。长期而言，这一转向虽然难以逆转国际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将削弱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积极性与技术创新力，进而降低其在国际能源格局与绿色经济中的竞争优势。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突发事件导致的能源供应中断，暴露出欧洲对化石燃料高度依赖的脆弱性，促使世界主要国家重新审视能源安全问题。面对未来的气候危机与能源供应的双重挑战，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向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实现脱碳目标与确保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根据国际能源署报告《全球能源回顾2025》，2024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贡献了全球电力增长总量的80%，首次占全球发电总量的40%，其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32%。^[55]随着低碳与零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持续提升，能源低碳转型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路径，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正以清洁能源投资和低碳技术创新为核心，推进与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相契合的增长路径。欧盟大幅减少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快速增长推动国家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升级。2024年，欧盟的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的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煤炭和天然气之和，中国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发电量占比接近20%。^[55]相较而言，特朗普政府无视能源结构多元化的现实需求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屡次运用行政权力阻碍美国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不仅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信誉，也明显削弱了其在国际能源低碳转型进程中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

4. “能源激进式改革”加剧美国府州分裂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主张是基于个人政治理念，而非传统的两党共识，并通过打破常规的激进手段强力推行“美国优先”能源主导战略。这一政策路径不仅加深了党派之间的政治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在地方层面，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不仅要面对各州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相对独立的制度性掣肘，还要应对各州以“司法诉讼、独立立法、基础设施否决权等途径构建的自下而上的抵抗机制”。^[20]92

尽管清洁能源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联邦政府的政策导向影响，但其本质上也是一个由经济与市场推动的历史进程。一旦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与市场需求相背离，地方政府便会基于经济、就业与能源结构等本州利益采取差异性政策，从而减弱联邦政府在推进能源战略中的权威作用。为了削弱地方政府的监管权限、强化联邦政府对能源政策的掌控，2025年4月8日，特朗普签署《保护美国能源免受州政府过度干预》行政命令，旨在清除各州对化石能源开发项目的制度性阻碍；同时，责成司法部对与“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州级碳税、碳罚款等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并采取措施予以废止，以确保美国能源主导地位。^[56]特朗普政府对气候议题的否定及其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支持政策，引发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诸多“蓝州”的强烈抗议，而州与联邦之间围绕可再生能源与绿色经济的制度性对抗，更深刻折射出清洁能源转型在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四、 结语

特朗普再度执政对美国内政外交与全球治理的冲击效应已经显现，并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与世界秩序震荡调整中持续发酵。在气候和能源领域，“美国优先”在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全人类长远利益目标之上，将短期经济考量置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危机的长期努力之上，这种狭隘的利益导向将使美国成为全球治理与绿色发展的制约性因素。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与政策不确定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在推动多边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区域治理协作、全球技术与资金支持，使各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能够在多维制度框架内协调行动，从而降低单一国家政策波动带来的风险，保障全球气候承诺与能源低碳转型进程的可持续性。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进一步动摇了美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在多边机制中的反复缺席，不仅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能源治理的信任基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一种“去美国化”的全球治理趋势，从而为国际能源格局的重塑与多中心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随着美国影响力的相对衰减，欧盟在绿色转型与制度规范建设方面的塑造力持续上升；中国依托新能源技术创新与完整产业链优势，持续增强在国际能源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性与话语权，发挥引领全球能源转型的示范作用。由此，全球能源秩序正逐步摆脱单一国家主导的格局，向多元共治的方向演进，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将在能源政策协调与技术创新中发挥更为平衡的作用，以利于提升能源体系与治理机制的韧性与稳定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