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1]28这一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党性是政绩观的核心与灵魂，政绩观是党性的检验标准与外在体现。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当前，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党性与政绩观的关系，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党性的三重维度

党性，作为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作风等在党员身上集中且具体的呈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政治灵魂。毛泽东同志曾对党性的内涵做过深刻概括，他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2]这一论述揭示了党性在实践层面的统一性、纪律性和组织性要求。从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的统一性出发，可将党性的深刻内涵概括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维度。

（一） 本质维度：阶级性的集中体现与政治灵魂

党性绝非抽象的概念，其首要属性在于它是政党阶级性的最高度、最集中的体现。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党性正是这种阶级性在党员思想和行动上的内化与凝结。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党性根植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反映的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深刻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这段话揭示了党性的阶级本质及其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习近平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4]这一论断从理论上澄清了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的模糊认识。党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因为它规定了党员政治行为的根本方向。一个党员如果党性不纯，就会在根本立场上产生动摇，就会在复杂形势面前迷失方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25-26这种信仰和信念，正是党性在本质层面的集中表达。从理论逻辑看，党性的本质属性回答的是“我是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为政绩观提供了不可动摇的价值前提。

（二） 价值维度：公与私的根本分野与人民至上的宗旨

党性的价值维度，体现为公私关系的根本立场问题。这标定了党员干部价值判断的基准线，成为检验党性纯度的重要尺度。党员干部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态度和行为，是检验党性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指标。党性要求党员必须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中国共产党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性的最高价值追求，就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越强，就越能站稳人民立场；党性弱化，就必然导致脱离群众、背离人民。在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搞“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根子上是私心杂念作祟，是将个人升迁、小团体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习近平严肃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1]18-19党性的价值层面回答的是“为了谁、依靠谁”的宗旨问题，为政绩观确立了“为民造福”这一根本价值指向。

（三） 实践维度：知行合一的行动准则与实际成效

党性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具有强大实践引领力的行动准则。习近平强调：“‘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5]但“心学”的落脚点在于“行学”，党性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在实际成效上。党性的实践层面回答的是“怎么干、干成什么样”的方法问题。党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实践的要求。“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1]25“立身”“立业”“立言”“立德”，都离不开实际行动。党性体现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中，体现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中，体现在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性有其实践本质：党性不是说的，而是做的；不是看表态，而是看表率；不是看怎么说，而是看怎么做。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最终要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那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党员干部，那些“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太平官”，本质上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二、 政绩观的内涵界定

正确认识政绩观，是科学把握党性与政绩观关系的前提。政绩观并非一个可以简单定义的静态概念，而是一个蕴含着深刻政治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理论范畴。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在干事创业中的集中体现，是党员干部整个精神世界在执政行为中的反映，要在与党性、人民性、实践性的关联中得到实现。

（一） 立场问题决定政绩方向

政绩观的根本属性是政治属性。习近平明确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1]25讨论政绩观，首要不是讨论“如何做出政绩”，而是讨论“为谁做出政绩”以及“站在什么立场上评价政绩”。

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获取升迁资本，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1]28；有的“为了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1]28；有的“有了一点成绩，就伸手向组织要回报” ^[1]28。这些现象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共同的根源是“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1]28。政绩观的核心问题就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出政绩”，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政绩就会指向为民造福；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上，政绩就会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政绩观的本质是政治立场的实践表达，政治立场是政绩观的“定盘星”。

（二） 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归宿是为民造福

政治立场规定了政绩观的方向，人民立场则规定了这一方向的具体内涵。习近平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论断：“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1]50这表明政绩的价值不是由创造者自我认定的，而是由受益者——人民——来评判的。在所有可能的政绩目标中，为民造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一切政绩的最终衡量尺度。该论断将政绩的评价权交给人民，确立了“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的评判原则。反过来看，脱离人民的政绩观，政绩的创造者与政绩的受益者之间出现了断裂，政绩变成了“向上负责”的单向行为，而忘记了“向下负责”才是根本。把“为民造福”确立为政绩的核心，其理论依据是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这一论断的逻辑延伸是：离开为民造福，就没有真正的党性；离开人民立场，就没有正确的政绩观。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党所创造的政绩只能指向一个目标——人民的利益。政绩观的价值内核不是抽象的“政绩”二字，而是“为民”二字。离开了“为民”，任何政绩都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三）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路径是真抓实干

实践观要回答的是“如何创造政绩”的根本路径问题。正确的政绩观，最终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实践行动——“实事求是、真抓实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一切政绩，最终都要在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检验。政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出实招、求实效。这就要求批评两种相反的偏差：一种是“蛮干盲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1]86；另一种是“躺平不作为”，“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这两种偏差看似对立，实则同出一源，这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正确的政绩观不仅要求“干什么”的方向正确，还要求“怎么干”的方法正确。离开了实事求是和真抓实干，再好的愿望也会落空，甚至适得其反。

政绩的创造过程始终与群众的需求同频共振，其实践路径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开门问策”；不是“上级表扬才算”，而是“群众满意才算”。正确的实践观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调查研究中找准真问题、真需求，在真抓实干中解决真矛盾、真困难，真正把政绩写在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同时，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让实践成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

正确政绩观是一个包含政治性、价值性、实践性的理论范畴。它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核心内容是人民性，关键是实践性。科学认识政绩观的内涵，必须坚持从党性原则出发、从人民立场出发、从实事求是出发，在政治、价值、实践三个维度的统一中把握其完整逻辑。这是深入理解党性与政绩观辩证关系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

三、 党性与政绩观的逻辑关系

（一）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根本方向

党性与政绩观的关系体现为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党性是“根”是“源”，政绩观是“叶”是“流”。党性与政绩观的这种关系，深刻意蕴在于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党性的强度，决定了政绩观的质量。习近平指出：“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1]28这从逻辑上强调了党性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党性坚定，政绩观便会指向“为民造福”；党性弱化，政绩观就会发生错位，滑向“个人主义”或“功利主义”。习近平深刻揭示了这一机理：“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有的为了获取升迁资本，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大家一定要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 ^[1]28政绩观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党性不强、私心太重。

“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强调的是党性的本源性地位。党性犹如树木的根系，决定着政绩观这一枝叶的生长方向与健康状态；党性又似源头活水，塑造着政绩观这一水流的方向与清浊。“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就揭示了这一道理。“固本培元”与“枝繁叶茂”的辩证关系，正是党性决定政绩观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治理政绩观偏差，不能只从表象入手，而要从根源发力，从加强党性修养这一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 党性确立价值理性，政绩观提供工具理性

党性与政绩观体现了尺与度的关系。“尺”是党性的价值基准与评判标尺，它规定了何为正确、何为偏差的根本标准；“度”是政绩观在实践中的分寸把握与行动限度，它决定了在既定价值框架内如何合理作为、如何避免越界。习近平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1]18此论断揭示了党性的“尺度”功能是公与私的分野，是衡量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根本标尺。

由此延伸，党性与政绩观的关系，本质上构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党性解决的是“为何做”的价值理性问题，即根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政绩观则侧重于解决“如何做”的工具理性问题，即在正确立场指引下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工作方法。党性要求党员干部始终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这一要求解决的是价值理性问题，即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而政绩观则是在这一价值理性规约下的工具理性，选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创造政绩、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价政绩。党员干部既要积极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更要甘于深耕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工作。这是对政绩观工具理性层面的具体要求。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意味着手段服从目的、方法服务宗旨。习近平批评了一些背离这一统一性的现象：“有的干部干事热情很高，但缺乏科学精神、求实态度，结果不仅没有出业绩，反而带来了一堆问题。”^[1]105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脱节。动机可能是好的，但因为方法不当，结果适得其反。同样，如若背离了为民造福的价值理性，政绩实际上就成了“政疾”。习近平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1]70这些关系的处理，本质上是在价值理性规约下的工具理性选择。只有在党性确立的价值理性框架内，政绩观的工具理性才能发挥正确作用；离开了正确价值理性的规约，再精巧的工具理性也会偏离正确方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党性与政绩观关系的深层逻辑。

（三） 党性修养内化于心、政绩实践外化于行

党性与政绩观体现为知与行的关系。“知”表现为内化于心，“行”表现为外化于行，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形。党性修养就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即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灵魂；政绩实践则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即将内在的党性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成效。习近平对此有深刻论述：“特别是要把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1]30这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正是对党性修养与政绩实践关系的精辟概括。“内化于心”，强调的是党性的内在性。党性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心的认同；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追求。

习近平指出：“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1]25“外化于行”，强调的是党性的实践性。党性不能停留在思想层面，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1]27这里的“立身做事”“办老实事”“做老实人”，都是“外化”的具体要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一个双向互构的辩证过程。政绩观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政绩实践不仅是被动“体现”党性的外在表征，更能主动“反哺”党性本身。正确的政绩观引领下的实践，能持续巩固和提升内在党性修养；反之，错误的政绩观驱动下的行为，则会不断侵蚀乃至瓦解党性根基。由此，内化于心为外化于行提供价值定向，外化于行又为内化于心提供实践校验，二者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最终构成党性修养与政绩实践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统一。

四、 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

（一） 思想铸魂拧紧“总开关”

思想铸魂是从价值根基上拧紧政绩观“总开关”的前提，其核心在于以理论武装确立理想信念、以党性原则校准政绩方向，推动正确政绩观从外在规约转化为内生自觉。习近平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1]22 “总开关”就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总开关”失灵，所有行为都会偏离方向。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中锻造的政治品格，必须依靠系统深入的理论武装持续淬炼、不断升华。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1]26-27这为思想铸魂指明了方法路径，一是深学理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二是融会贯通，领会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三是联系实际，把理论武装同改造主观世界、指导具体工作结合起来。

从实践要求看，思想铸魂要着力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价值层面，要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作为根本价值遵循，从根本上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课题。认知层面，要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正与邪的关系，做到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情感层面，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对群众的感情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感同身受上。习近平指出：“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1]36思想铸魂的最终目的，是让正确政绩观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二） 检视整改打磨党性成色

检视整改就是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经常性政治体检，在党性淬炼中不断纠正政绩观，实现自我净化与政绩校准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强调：“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7]这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王阳明的思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揭示了自我修养、自我检视的内涵和要求。

检视整改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8]这种自我革命精神，要求党员干部经常性地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党中央要求、对照群众期盼，查找自身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

从方法路径看，检视整改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找准问题。当前需要重点关注是否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重短期轻长远”“重局部轻全局”等典型表现，是否存在急功近利、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漠视群众急难愁盼等背离党性原则的倾向。二是深挖根源。检视不能停留在问题表面，要从党性高度深挖细查政绩观出现偏差的思想根源、制度成因和作风症结。检视整改必须上升到党性层面，找到问题的“病灶”。三是切实整改。整改要见人见事见思想，不能“认认真真走过场”。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检视整改不是一时之功，而是要常态化、制度化，时刻保持“检身若不及”的清醒自觉。

（三） 实干担当锻造真金

实干担当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和党性修养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9]习近平反复强调： “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1]94这告诉我们党性不是说的，而是做的；政绩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 ^[1]129脱离实践，党性修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脱离实干，政绩观就会流于空谈。实干担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真干”是对“实干”在质上的要求，并非“假干”“虚干”。

从实践要求看，实干担当要把握好三个关系。一是实与虚的关系。习近平要求“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反对华而不实、数据造假”^[1]55。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可持续的业绩，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二是显与潜的关系。习近平要求“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反对竭泽而渔、劳民伤财” ^[1]55。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三是个与群的关系。习近平强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10]这体现了担当与群众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勇于挑重担、啃硬骨头，以“个体”的担当激发“群体”的奋斗热情；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善于把群众的智慧、经验和诉求汇聚成科学决策的源头活水。

实干不是蛮干，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意愿。从精神状态看，实干担当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习近平讲述自己在福建推动林权制度改革的经历时提到：“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 ^[1]102-103这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正是党性坚强的生动体现。

（四） 制度约束用好“指挥棒”

制度约束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刚性保障。考核评价制度具有导向功能和激励约束作用。习近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1]正确的政绩观，既要靠思想教育来引导，也要靠制度约束来保障。思想教育解决的是“不想”的问题，制度约束解决的是“不能”和“不敢”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制度设计看，考核评价体系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全面性原则。习近平要求“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1]121。要坚决摒弃“唯GDP论”，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于考核全过程。二是科学性原则。习近平指出，“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要强化分类考核，对资源禀赋、基础水平、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区定位不同的地区在考核内容上要区别对待”。^[1]129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干部，考核标准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因岗施策。三是激励性原则。习近平强调，“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要及时大胆用起来”，“对不作为的干部，坚决果断调下去”。^[1]131要让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激励约束等结合起来，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从配套机制看，制度约束还需要三个支撑，即监督问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和离任审计制度。习近平提出“三个区分开”，把先行先试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区分开，把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与明令禁止后的违法行为区分开，把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与谋取私利的违法行为区分开，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同时 “离任要审计、终身要负责”，防止“拍拍屁股走人，官一路升上去”的现象。制度约束的根本目的，是让正确政绩观从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实现治标与治本的统一。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12党性不是凝固的教条，而是扎根实践、与时俱进的政治价值操作系统；政绩观不是孤立的考核指标，而是党性在治理场域中的具象投射与行动刻度。从建党百余年的历程看，党性与政绩观的内在统一，始终是贯穿于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及治国理政的全部逻辑主线；向民族复兴未来眺望，二者关系的深刻把握，直接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成色。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干事创业，本质上是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党性纯度的综合反映。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在党性修养和政绩观实践中，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