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8年版《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下文简称《年鉴》)显示, 2017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3.1%, 连续17年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与中国长期稳居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的能源生产并不能实现自给自足, 能源供给对外依存度高, 如《年鉴》显示, 201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天然气消费同比增速超过15%。^[1]所以, 在面临整体能源需求剧增与本土能源供给能力有限的矛盾时, 寻求对外能矿合作, 成为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健康局面的必要选择。事实上, 长期以来中国也一直在积极展开与其他国家的能矿合作, 在众多国家中, 澳大利亚由于能源及矿产储量丰富且质量好以及与中国的海上距离相对较近, 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伙伴之一。经过多年的探索, 中澳在能矿资源合作方面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国际局势多变, 中澳能矿资源合作也存在变数或者说面临一些挑战。因此, 适时呈现中澳能矿资源合作现状, 挖掘影响中澳能矿资源合作的主要因素, 预判可能发生的变化并提出可行建议, 对于维护中国能源安全乃至经济社会运行的整体稳定都很有价值。

二、中国与澳大利亚能源及矿产合作现状 (一) 澳大利亚能源现状

澳大利亚能源种类齐全, 从储量层面来看, 目前已探明的石油总储量为4亿吨, 占世界总量的0.2%;天然气总储量30.96亿吨, 占世界总量的1.9%;煤炭总储量1 448.18亿吨, 占世界总量的14%(见表 1)。从产量层面来看, 澳大利亚的石油产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2007年年产量24.5百万吨下降至14.8百万吨; 但是天然气和煤炭年产量逐年攀升, 2017年天然气产量已达到97.6百万吨油当量, 煤炭产量达到297.4百万吨油当量(见图 1, 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版，第12~38页), 较为丰富的天然气和煤炭总储量及不断增大的年产量为澳大利亚的能源出口创造了良好基础。

从能源的分布情况来看, 澳大利亚的煤田和煤产地主要分布在东太平洋沿岸盆地, 优质炼焦煤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煤田和昆士兰州的鲍恩煤田及克拉伦斯-莫尔顿煤田, 次烟煤主要分布在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 褐煤主要分布在维多利亚。澳大利亚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卡那封、吉普斯兰、波纳帕特、库珀、阿马迪厄斯等油气盆地。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坎宁盆地、鲍文盆地、库珀盆地、卡那封盆地、波纳帕特盆地和吉普斯兰盆地。整体上看, 澳大利亚的煤和石油分布相对集中, 便于集中开采, 而且多临近海洋和港口, 有利于海陆运输和出口他国, 这也成为澳大利亚能源出口的优势之一。

(二) 中澳能源合作现状

煤炭方面, 由于中国国内煤炭资源分布不集中、运输价格高以及炼焦煤缺乏, 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净进口量逐年增长, 20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澳大利亚就是中国煤炭进口的主要来源国。^[2]同样, 在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目标国中, 大多数年份出口到中国的煤炭量占澳大利亚煤炭出口总量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上。不过2013—2015年,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总量呈下降趋势, 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见图 2, 数据来源:亚太能源门户网站), 原因可能是:首先, 当年人民币汇率下降, 使得煤炭进口成本增加, 利润降低; 其次, 当年开始实行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加强了对进口煤在硫分、灰分等五个方面的检测, 加大了煤炭进口的风险, 与此同时也加长了进口煤炭的采购周期; 再者, 受环境保护政策制约, 要求减少煤炭的使用。以上因素综合造成了当年煤炭进口量降低。但近年来,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总量又有回升迹象, 这可能与近两年国际煤炭价格回落、海运运费降低、澳大利亚自身开采量和供应量增加有关。

天然气方面, 由于中国国内天然气的开采量难以满足需求, 加上近年来能源结构调整、蓝天计划以及“煤改气”工程等系列政策的提出，使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日益受到市场青睐。中国从2014年开始进口澳大利亚的天然气, 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天然气出口目标国。由图 3(数据来源:亚太能源门户网站)可知, 2014—2016年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天然气总量呈递增趋势, 但在2017年出现了突降情况。

石油方面, 虽然中澳两国均是石油进口国, 但中澳之间依然存在石油能源方面的合作。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澳大利亚国内石油生产大部分集中在西北部的卡那封盆地, 但是炼油厂和石油消费地主要在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区域, 距离远导致运输成本高, 而且其国内石油种类也不适合炼油厂使用, 相比之下, 不如将其出口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市场, 然后再从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进口所需石油。从图 4(数据来源:亚太能源门户网站)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石油总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 可能的原因是澳大利亚近十年来自身的石油年产量逐年下降, 产量还不足国内消耗量的二分之一, 而西北部生产的石油用于出口, 在自身需求无法满足且需要进口石油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石油出口总量上有所下降是可以理解的。

(三)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现状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 被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发布的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2018)统计:澳大利亚的铁矿、铅、镍、锆和铪、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排名世界第一, 铝土矿、钴、氧化铝、金和银等排名世界第二, 铜、锰、锂排名世界第三, 锑排名世界第四; 从产量上来看, 澳大利亚铝土矿、铁矿、锂、锆和铪排名世界第一, 氧化铝和铅排名世界第二, 镍、钴、锑、锰排名世界第四, 锌排名世界第五, 铜排名世界第六以及银排名世界第七。

从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来看, 澳大利亚已查明的铁矿资源94%以上集中分布在西澳境内的皮尔巴拉地区; 铜矿资源集中分布在南澳的奥林匹克坝矿, 其次是昆士兰州; 新南威尔士州主要有金、银、铜、铅、锌等金属矿产; 昆士兰州有铜矿、白钨矿、锡矿、锌矿、铝土矿和待开发的镍矿资源; 维多利亚州有丰富的金资源; 澳大利亚北领地有丰富的铝土、铀、锰和铅锌资源。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大多可露天可采, 开采成本低, 还具有品位高的特点, 有利于出口。^[4]

(四) 中澳矿产资源合作现状

从矿产资源合作情况来看, 2012—2016年, 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各类矿产资源中, 铁矿石的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原因在于钢铁产业作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 钢铁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铁矿石需求, 而中国国内铁矿石的开采量难以满足需求。与此同时, 虽然澳大利亚的铝土出口总量不大, 但是出口至中国的占比却非常高, 多个年份占比都达到90%以上, 而且由于澳大利亚的铝土大多制成氧化铝用于出口, 因此中澳之间也有进出口氧化铝方面的合作。另外, 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金矿资源占比存在较大的波动, 这与澳方金矿资源开采量和澳大利亚出口至其他国家(如英国)的金矿资源总量增加有关, 但是铜矿资源的占比比较稳定, 始终保持在25%~35%之间(见表 2)。

(五) 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的特征

回顾中澳能源与矿产合作的历史与内容, 可以发现中澳能矿资源合作存在以下特征:

其一, 合作的依赖程度不对等。中澳能矿资源合作以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为主, 即主要是澳大利亚将原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以及铁矿石、铝土矿、氧化铝、铜、金等矿产资源出口到中国。在能矿资源合作方面,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依赖程度高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其二, 存在种类上的不平衡。整体上来看, 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能源以煤炭和天然气为主, 原油的占比一直较小; 出口到中国的矿产资源则以铁矿石和铝土矿为主。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能源及矿产资源, 不同种类之间的出口量存在明显差距, 这既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储量和开采情况有关, 也与中国的能源及矿产资源需求结构有关。

其三, 合作的波动性较大。不管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 还是铝土矿、金等矿产资源, 近五六年来, 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数量都不是简单的连续性上升或下降, 而是在个别年份出现骤降或骤升, 存在较大的波动, 折射出中澳能矿资源合作欠缺稳定性。

三、影响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的国际因素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 国与国之间的能矿资源合作越来越容易受到一些国际因素或者说其他国家的影响, 而且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维度和程度的影响。全球影响力分析框架^①的精髓就是呈现相关国家对某两国能源或矿产资源合作的影响。就中澳能矿资源合作而言, 影响合作的国际因素也很多, 下面主要分析美国、英国、印度、日本四个因素对中澳能矿资源合作产生的影响。

①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明德在全球影响力分析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比如分析中国和阿根廷的能源合作、中国和伊朗的能源合作、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合作、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能源合作等。

(一) 美国因素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EIA)统计, 近几年澳大利亚出口至美国的原油总量大幅下降, 从2012年的2 210千桶降到2017年的648千桶, ^①这与澳大利亚国内能源消耗增大和开采量降低有关。美国出口至澳大利亚的能矿资源占比不大但基本保持稳定, 比如2013年美国出口至澳大利亚的能矿资源量占美国能矿资源出口总量的1.7%, 2017年为1.6%, 基本上没有变动。^②另外, 美澳在油气开发领域也有合作, 比如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就与美国在墨西哥湾合作开发、经营Shenzi、Neptune、Atlantis和Mad Dog等油田。^③

① 见美国能源信息署网站，网址：https://www.eia.gov/dnav/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c0_im0_mbbl_a.htm。

② 见能源保护局网站，网址：https://atlas.media.mit.edu/en/profile/country/usa/。

③ 见必和必拓(BHP|Petroleum)网站，网址：https://www.bhp.com/our-businesses/petroleum。

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是影响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长期以来, 美国不断通过能源外交、控制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建立石油储备和石油美元机制等方式维护其在全球能源控制上的主导地位, 而中国在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积极寻求在国际范围内与他国进行能源合作, 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国在全球能源控制上的主导地位, 由此美国便宣扬“中国威胁论”“能源威胁论”, 批评中国的能源单边外交政策^[5]。虽然澳大利亚并不是美国主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国,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和澳大利亚还存在向中国输出天然气的“出口竞争”, 但是相对于美澳长久的同盟关系, 澳大利亚在中美竞争或者是冲突情境中, 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偏向于美国的立场和利益, 从而控制向中国出口的能源及矿产资源数量。实际上, 美澳在2004年就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近十几年来, 美国在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进口国中基本位居第二位, 在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出口国中基本位居第四位或第五位, 美国在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这也为美国对澳大利亚施加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此外, 美国控制了全世界16条海上运输要道, 其中包括望加锡海峡(Makassar Strait), 该海峡是中国南海到澳大利亚的重要航线, 美国加强对该海峡的控制无疑增加了中国海上运输的压力, 也增加了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的不确定性。^[6]

(二) 英国因素

据统计, 近几年英国出口至澳大利亚的能矿资源量占比较小且基本保持稳定, 出口总值略有下降, 比如2012年英国出口至澳大利亚的能矿资源量占当年英国能矿资源出口总量的1.3%, 出口值为60.4亿元, 到2017年依然是1.3%, 出口值为49.5亿元; 而澳大利亚出口至英国的能矿资源占比呈小幅上涨趋势, 从2013年的1.3%上升到2017年的1.9%。^④不过英澳两国在铁矿石开采、油气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并不少, 比如澳大利亚和英国合作开发了北海布鲁斯(Bruce)油气田、基思(Keith)油气田; 英国力拓公司(Rio Tinto Group)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其控股的哈默斯利铁矿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合作开采铁矿石, 甚至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公司, 生产的铁矿石通过海上运输销往国际市场。

④ 见能源保护局网站，网址：https://atlas.media.mit.edu/en/resources/data/。

相比于美国对中国的顾虑, 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则较为友好, 因此当中美因为各种政治或经济利益问题出现冲突和摩擦时, 中英之间的关系则显得较为稳定, 这也使英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成为中国寻求国际能矿合作的阻碍因素或不确定性因素。相反, 中英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还可能会成为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的助推器, 至少英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而拉拢澳大利亚制衡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英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会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选择。因此, 如果说美国在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中更多的是扮演一种不确定性的角色, 那么英国在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中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积极性的因素而存在。

(三) 印度因素

印度和中国作为亚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都面临能矿资源缺乏且对外依赖程度高的境况, 特别是印度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增快的阶段, 对进口能矿资源需求大, 因此可能与中国在能矿资源进口层面存在竞争。同中国一样, 印度和澳大利亚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也主要集中在煤炭方面, 不过近年来也加大了在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在煤炭方面, 澳大利亚出口到印度的煤炭资源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到2017年已经达到17.3%, 占印度煤炭进口总量的40%, ^①在澳大利亚出口目标国中排名第三, 接近于出口至中国的煤炭占比。在天然气资源方面, 印度的进口天然气全部来自非亚太国家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印度重要的天然气来源国。据2018年IEA(国际能源署)预测, 2040年印度将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天然气消费量也将是现在的3倍, 届时印度将存在巨大的能源进口需求, 因此印澳未来在能矿合作领域存在巨大的潜力。^[7]在矿产资源方面, 印澳的合作主要集中在金矿和铜矿, 近些年印度从澳大利亚进口铜矿占澳出口铜矿总量的比例逐年降低, 2013—2017年分别占比23%、13%、13%、11%、8.9%;^②相对而言, 印度从澳大利亚进口金矿占比的波动没那么大, 2013—2017年分别占比3.8%、6.7%、3.4%、2.3%、2.4%。^③实际上, 印度早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展开了能矿合作布局, 比如在2010年, 印度的Adani Mining公司就以5亿澳元的现金收购了加利利煤田, 并以每吨支付2美元特许权使用费的方式购买了前二十年的煤炭生产权; 2011年5月, Mundra Port Pty Ltd公司支付了1.829亿美元, 与北昆士兰州Abbot Point煤炭码头签订了99年的租约。据澳大利亚政府官网统计, 2017年与澳双边贸易综合排名中, 虽然中国总量位居第一位, 但是印澳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有赶超中国的趋势, 鉴于目前澳大利亚有三分之一的能源出口量来自西部地区, 因此距离澳大利亚西部地区更近的印度正在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④也就是说, 未来在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中, 印度可能比中国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① 见亚太能源门户网站，网址：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8/type/2/sort/0/time/[1990,2017]/indicator/[8526:7771]/geo/[AUS]/legend/1/inspect/0。

② 见能源保护局网站，网址：https://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export/aus/show/2603/2017/。

③ 见能源保护局网站，网址：https://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export/aus/show/7108/2017/。

④ 见澳大利亚政府官网，网址：https://dfat.gov.au/trade/resources/trade-at-a-glance/Pages/default.aspx。

更为关键的是, 由于中印存在“发展竞争”和“领土争端”等现实或历史性矛盾, 中印关系并不和谐, 特别是近年来印度积极拓展与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并公开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而且在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下, 逐渐偏离其当初“不结盟”的原则, 开始主动迎合美国的“亚太战略”, 使得中印关系更加紧张。中印关系的紧张以及印澳关系的紧密可能成为中澳合作的阻碍因素。^[8]

(四) 日本因素

日本国内能源缺乏, 对外依赖程度高, 加之中日两国地理位置近, 能源进口目标国家和运输路线重合度高, 因此中日两国在能源进口上存在竞争关系。从日澳的能矿资源合作关系来看, 日澳在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矿产资源领域都有紧密合作。在煤炭方面, 日本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炭出口目标国, 近年占比虽在下降, 比如2012—2016年占比从37%下降至31.4%, 这可能与中国近年增加煤炭进口量有关, 但日本进口占比仍保持在30%以上, 位居第一。在石油方面, 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占比不足10%, 占比不大且有波动。天然气是日澳能矿合作的另一大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合作, 但澳大利亚出口至日本的天然气占比已经从早期的90%以上降至39.7%(2016年), ^⑤原因可能是中国2013年开始从澳大利亚进口天然气, 相对降低了到日本的出口量。在矿产资源领域, 日澳合作的矿产资源主要是铁矿和铜矿, 近五年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铁矿占比有所降低, 2016年的占比只剩8.8%, ^⑥不过铜矿占比比较稳定, 2016年还是维持在30%。^⑦

⑤ 见亚太能源门户网站，网址：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8/type/2/sort/0/time/[1990, 2017]/indicator/[8522:7771]/geo/[AUS]/legend/1/inspect/0。

⑥ 见能源保护局网站，网址：https://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export/aus/show/2601/2017/。

⑦ 见能源保护局网站，网址：https://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export/aus/show/2603/2017/。

近年来, 中日关系一直起伏不定, 日澳关系则显得较为紧密, 1976年日澳签署《友好合作基本条约》, 之后便不断升级双边关系, 2007年确立“本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 2008年又升级为“全方位的战略、安全、经济伙伴关系”, 2014年再次提升为“新的特殊的伙伴关系”。据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统计, 目前日本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合作国, 第三大外资投资国, 煤炭、天然气出口的第一大国; 2014年7月, 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了《经济伙伴协定》(EPA), 指出在未来十年内促使澳大利亚向日本出口的所有能矿产品取消关税。这都表明, 未来在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中, 日本也可能比中国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同样, 中日关系的不稳定以及日澳关系的紧密也可能成为中澳合作的阻碍因素。^[9]

四、中澳能矿资源合作前景的综合评估

中澳能矿资源合作是在多变的双边及多边国际环境中展开的, 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国际因素影响, 未来合作前景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综合评估。

(一) 进一步合作的优势

从中国方面来说, 市场需求的优势。中国本土依然存在较大的能源缺口, 可以为澳大利亚提供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 随着“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提出与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于发展跃升期, 需要建设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 其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钢铁、水泥、玻璃、涂料等各类建材需求, 而这些建材的生产又依赖能量密度大、燃烧强度高、成本较低的煤炭和石油, 因此, 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时, 无形中会创造出更多煤炭、天然气、铁矿、铝土等新的能源及矿产资源需求, 这也可以成为澳大利亚潜在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出口市场。

从澳大利亚方面来说, 运输安全与距离优势。澳大利亚的能源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 具有天然的运输优势。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能源, 在海上运输过程中不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相对于从中东、非洲等地进口能源, 安全性更高。另外, 澳大利亚出口的煤主要是黑煤中的炼焦煤, 对中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相对于从其他两个炼焦煤出口国(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炼焦煤, 中澳之间的海上距离更近, 可以节约进口成本, 降低进口煤的价格。

(二) 进一步合作的障碍

其一, 合作的稳定性不强。不管是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 还是出口到中国的铝土矿、金等矿产资源, 近五六年来都很难保持稳定, 会在个别年份出现骤降或骤升, 波动较大, 反映出中澳在能矿资源合作方面的稳定性不强。这与中澳外交关系的不稳定有关, 当中澳外交关系遇冷时, 中国会减少从澳大利亚进口能矿资源, 转而寻求与其他国家的能矿资源合作, 澳大利亚也会控制出口至中国的能矿资源。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能源及矿产资源数量波动较大既不利于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和提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也容易侵蚀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信心。

其二, 澳大利亚偏向于迎合美日印制衡中国。近几年来, 亚太局势较为紧张, 而澳大利亚也偏向于采取迎合美国、日本、印度的立场, 使得中澳关系遇冷, 一旦中澳关系遇冷, 中澳之间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前文分析中提及, 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时, 无形之中会创造出更多的能源及矿产资源需求, 这可以成为澳大利亚潜在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出口市场, 但是澳大利亚至今未加入“一带一路”。

其三,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偏好并未集中在能源及矿产资源领域。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曾经出现过一段“矿业潮”, 但2015年以后, 开始变得多元化, 比如2016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行业中, 商业地产投资占据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首位, 占比36%, 其次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占比为28%, 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也很可观, 占比9%, 而能源类(油气)投资只占比为8%, 矿业投资占比回落到5%。中国投资偏离能源及矿产领域, 可能会阻碍中澳在能源及矿产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其四, 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企业存在偏见。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KPMG毕马威发布的《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报告曾列举了澳洲民众对中国企业的一些偏见, 认为中国正在接管世界, 中国投资是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威胁等。虽然这些偏见并不合理, 但这些偏见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阻碍, 甚至会影响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

五、深化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的建议

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依然重要。通过对中澳能矿合作基本情况的把握和对影响中澳能矿合作因素的分析以及对中澳未来合作优势与障碍的综合评估, 对未来深化中澳能矿合作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 增强政治互信, 提高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稳定性。在亚太地缘政治竞争中, 澳大利亚有时会采取偏向迎合美日印的立场, 在中国看来, 这是中澳政治互信程度不高的表现, 甚至是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 这种情形往往会使中澳关系遇冷, 导致中国选择减少从澳大利亚进口能源及矿产资源, 或者导致澳大利亚控制和减少能源及矿产资源向中国出口, 造成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波动, 这实际上对两国经济社会运行健康都会造成损耗。长久来看, 澳大利亚还是应该增加对中国发展与崛起的信任, 相信中国对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等原则的崇尚, 为两国能源及矿产资源稳定合作创造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

其二, 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 吸引澳大利亚加入“一带一路”。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时, 会创造出更多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新的能源及矿产资源需求, 中国可以考虑将这块“巨大的蛋糕”分一部分给澳大利亚, 这是极为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 通过这种让利的方式或者主动为澳大利亚争取利益的方式, 让澳大利亚感受到中国的合作诚意以及与中国合作的益处, 从而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澳大利亚的吸引力。具体来看, 中国既可以考虑直接增加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能源及矿产资源量, 也可以尝试联合澳大利亚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投资和开发能源及矿产资源。^[10-11]

其三, 中国企业要加大对澳大利亚能源及矿产资源领域的投资, 并通过多聘用当地人员的方式, 提高中国企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与此同时，要通过提升跨文化管理水平，完善薪酬体系等措施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管理，^[12]增加澳大利亚社会民众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好感, 也增加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的好感, 毕竟在一个民主国家, 民众的意见有时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选择产生实际的影响。如果澳大利亚民间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澳大利亚政府或许就不会轻易采取敌对中国的立场了, 中澳关系就不会轻易遇冷, 也就不会造成中澳能源及矿产资源合作的波动。